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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日寇灾难与幸福时代的寿星之二
——沐风浴雨寿星路 谭月
那年7月仲夏，万物生机盎然。一个雨过天晴的早晨，我们驱车前往王家厂镇采访94岁的老寿星黄大姐。 下了公路，顺着曲折小径，穿过一片幽静的树林，来到一间简陋的红砖青瓦平房前，只见这里四面环山，远处茂林修竹、葱翠欲滴；近处田连阡陌、景色宜人。屋前几十平方米的操坪里果树繁茂、鸡鸭成群，雨后清新的空气夹杂着淡淡的泥土气息让人觉得神清气爽。 “哎呀！稀客，稀客。”一串底气十足的招呼声让我不得不把目光聚焦在屋内女主人身上，眼前的老太太中等个儿，身子骨硬朗结实，古铜色的圆盘大脸上爬满了岁月的痕迹，而双目却炯炯有神，一头齐耳的短发依旧青郁，只是双鬓点缀了几缕银丝；蓝白相问的方格棉衬衣、素花棉布裤和洗得发白的黑布鞋干净利索。见来了客人，老人张罗着又是搬凳又是倒茶，那麻利劲儿，如果不是早已熟知她的年龄，大家都还以为眼前的老人顶多70出头呢！待招呼我们坐定后，老人便慢慢启开记忆的大门，用她清晰的口齿和惊人的记忆力向我们讲叙她的一生。
坎坎坷坷人生路 1910年12月2日，澧水河畔的王家厂镇和平村正是一片冰天雪地。因为丈夫婚后不久便迫于生计到湖北做工，大腹便便的汪氏只能独自承受那撕心裂肺的痛，迎接着一个新生命的降临，随着婴儿清脆的哭声，一名女婴来到了这个贫苦之家。因为是头胎，目不识丁的汪氏便依照辈行给女儿取名为黄大姐，一直到3岁那年，黄大姐才第一次见到父亲。 当时，因病痛回家的父亲还特意带回了湖北当地有名的千张作为礼物，可素未谋面的陌生感却让黄大姐对他敬而远之，吃饭时父亲怀着3年来不在女儿身边的歉意，夹了满满一筷子千张给她，年幼无知的黄大姐却毫不领情，端着碗躲得远远的，执意不肯接受这迟到的父爱，、性格暴躁的父亲竞一气之下把满满的一钵千张倒进了潲水缸里。没过多久，饱受病魔摧残的父亲便撒手人寰。面对至亲的辞世，3岁的黄大姐只能从母亲的悲怆中才隐隐感到了失去亲人的痛苦。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她渐渐明白了当时父亲与自己第一次见面的那一幕，正是不善言辞的父亲怀着愧疚的心情笨拙地表达父爱的一种方式，那种血浓于水的亲情在成年懂事后的黄大姐看来比什么都来得珍贵。因为父亲的去世使这个本来就贫苦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仅靠身单力薄的母亲四处给人做长工、打短工来勉强度日了。 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几乎从3岁起黄大姐就学会了纺纱，开始也只是对这门手艺颇有兴趣，看着那些雪白的棉花在母亲灵巧的手中神奇般地变成缕缕棉线，童心未泯的她好奇万分。在跟随母亲几次赶集到当时镇上的“六支行”（交易行）把纱从买纱主手里换成棉花，而从中赚取微薄的加工费后，黄大姐才明白了母亲白天辛苦做工、晚上还要纺纱到深夜的原因。她怀着为母亲分忧的信念，在同龄孩子还在父母怀里撒娇的时候，就毅然分担起了支撑家庭的责任。也正是因为这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熟能生巧，使得她成为了一天能纺一斤纱的纺纱能手。 贫穷自然也剥夺了她受教育的权利，使她终身不识一丁。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她10岁被送到同村王夕义家做童养媳的那一年。旧社会的童养媳都是由于家境贫困经父母做主后，把未到婚嫁年龄的女儿送到一般较为富裕人家作童养媳，男家给女家钱物。而童养媳长大后有三种结局：一种与男家的儿子成亲；二是被男家虐待，当奴婢，到了婚龄，男家不愿完婚，将其外嫁；三是与男家儿子一起成长，称兄道妹，两小无猜，长大后如男女双方不愿意完婚，可另有选择。无奈的母亲也正是带着能让黄大姐过上好日子的希望，送女儿到了王家。与此同时母亲也因无牵无挂，改嫁到了大堰垱涔南村。后来，黄大姐的母亲看到王夕义以剃头为生，家里还有两个年长的女儿待自闺中，又没有田地，半年之后，便心疼地把女儿接回了娘家。 1931年，21岁的黄大姐出嫁到王家厂镇两河村8组的彭家，丈夫彭方柏老实厚道，兄弟4人中他排行老二，公公彭文资靠贩牛起家，日积月累下来，竞置田数十亩，家境在当时来说还算殷实。能嫁到这样的婆家，黄大姐很是满足，从结婚到分家的短短一年间，她既要操持家务、孝敬公婆，又要照顾不听话的小叔，任劳任怨，没叫过一声苦。也正是因为她的勤劳和灵秀，婆婆像亲生女儿一样善待她，这让黄大姐至今想起都甚感欣慰。分家的时候，长辈的决定一言九鼎，而对于媳妇来说，“伯婶不交言、翁媳不见面”是必须遵守的最基本规矩，黄大姐和忠厚的丈夫不争不吵，欣然接受了分给他们的条件最差而俗称“干鱼脑壳”的田地。他们在这里先建起了两间居身之所，由于水利条件太差，只得种上了玉米、绿豆，开始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新生活。 此后的几十年问，黄大姐一共生育了8个儿女，其中4个因为当时医疗条件差未能成年就相继夭折，只有大女儿彭琼珍、3女儿彭银珍、7儿子彭兴刚和小女儿彭兴英活了下来。而最让她都割舍不下的就是活到7、8岁也未能逃过死神魔爪的那个女儿，那女儿从小就格外聪明伶俐，几岁的时候就帮着干家务活，一天能纺四两纱。可谁也没想到就在女儿刚满8岁的那年，黄大姐因外出走亲戚吃酒未归，而丈夫却恰在此时得了疟疾，母亲不在身边，懂事的女儿焦急地给父亲又是端茶又是盖被，病重的父亲看着慢慢阴暗下来的天色，只得叫女儿上山把自家的牛牵回家。望着女儿在夜幕中渐渐远去的稚嫩身影，父亲怎么也不会想到这竟成了女儿噩梦的开始，回家后的女儿像撞了邪似的突然发起高烧。当黄大姐满怀欣喜走进家门看到的却是丈夫、孩子都重病在床，黄大姐急得手足无措，找郎中吧，可当时的医疗条件差，要走出好几十里，况且天晚了大夫也不愿意出诊。这个晚上成了黄大姐平生最难捱的一夜，她想尽所有的办法后，无奈中只好抱着女儿坐在丈夫身边默默地祈求老天爷的保佑。女儿滚烫的体温，使她泪水涟涟、心如刀割。女儿终因体质太弱，还是没能逃过这一劫，在妈妈的怀抱中，静静地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她丈夫在与病魔的这次抗争中挺了过来，耿直的他却把自己当成女儿病亡的罪魁祸首，他怀着一辈子的愧疚强打精神，拖着虚弱的身体、拄着拐杖给女儿办了棺木下了葬。 丧子之痛是为人父母最大的不幸，黄大姐擦干眼泪挺了过来，因为她相信只要有勤劳的双手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可屋漏偏逢连阴雨，1948年在小儿子刚1岁的时候，曾经患难与共的丈夫竞也抛下孤儿寡母病逝了。由于丈夫走得突然，黄大姐只得向好心的邻居借来棺木安葬丈夫，在办完葬礼后无奈地又将家中惟一的耕牛变卖，买了棺木还给邻居。回想起当时悲惨的情景黄大姐不禁老泪纵横，生离死别和跌宕起伏的苦难生活并没有摧毁黄大姐面对现实的勇气。尽管生活的重担一下子全压在了她一人身上，尽管那时的日子像泡在苦水里一般难熬，黄大姐却硬是凭着那股韧劲独自带着4个孩子经受住了一步一步的考验，嫁女娶媳，开枝散叶。回想往事，黄大姐禁不住热泪盈眶。“现在好了，苦日子都到头了！我现在是儿孙满堂，3个孙子都成人了，小重孙也两岁了。还有我丫头家的，光外孙就有11个，重外孙最大的也有26岁了。孙子孙女们都十分的孝顺，有什么好吃的都一定要把我这老婆子接过去呢！”说到这里，老人不由得会心一笑！
含辛茹苦慈母情 采访中，老人的儿子和儿媳相继回家，兴趣浓浓地加入到我们的谈话中。当我们问到儿子对母亲年轻时的印象时，已过花甲之年的彭兴刚一下子打开了话匣子：“俺娘命苦呢！一辈子没得个兄弟姊妹，我们的老倌子又死得早，，全靠娘一把屎一把尿把我们几个拉扯大，生完我小妹才3天就下田干活。她吃的苦讲不完！”从彭兴刚的叙述里我们才了解到，尽管日子过得那么艰难，黄大姐对待子女始终温和耐心。从小到大，舍不得动他们一根指头，说他们一句重话。丈夫在世的时候，有一次因大女儿犯错气恼之下打了她一巴掌，结婚十几年从未和他红过脸的黄大姐硬是和丈夫较起劲来。事后她一边教导女儿要知错能改、承认错误；一边劝说丈夫要爱惜子女、言传身教。受她的影响，丈夫再也没有对孩子们动过粗，子女们也继承了母亲温和善良的好习性。 丈夫病逝后的日子度日如年，当时的黄大姐才38岁，年纪轻轻便守了寡，热心的乡邻们也曾替她张罗过改嫁，可她却怕孩子们受苦没有答应。黄大姐就既当娘又当爹地撑起了这个摇摇欲坠的家，只要有一口米饭都要留给孩子们，自己吃的都是没油没盐的青菜。不久，16岁的大女儿彭琼珍出嫁。与现代婚礼相比，古老的婚礼习俗更加注重程序化和排场化。“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那时最基本的婚嫁原则。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沉淀土壤中，滋生出的民风民俗，更是极具浓郁的地方特色，尤其是婚礼习俗，细化到每一个程序，都赋予了它特定的文化内涵……依照当地的习俗，姑娘出嫁时陪嫁越丰厚就越能显示娘家的家世，越让婆家瞧得起。新婚的头一天，男方家就要派人到女方家把嫁妆提前抬过去，称“搬行嫁”。陪嫁东西一般都很多，有8杠抬（8个人）和16杠抬（16个人）之分，均为生活用品。富裕人家也有房产、田地作陪的。贫寒人家很简单，一个人就能挑走，俗称“一担挑”。为了不让女儿在婆家受委屈，黄大姐硬撑着变卖了2亩田地，打了5样家具（一个火桌、两口大柜、一口箱子、一个抽屉桌），扯上几米洋大布给女儿做嫁妆。婚礼当天男方家也气派地来了一顶大花轿、两顶坐上亲的小轿，使她风风光光地嫁了大女儿。当时在别人的眼里，黄大姐做出这样的安排简直就是“打肿脸来充胖子”，可对于当时处境极难的黄大姐来说却没有丝毫的犹豫，“宁可苦了自己，也要让孩子过得好”，这就是一位平凡母亲质朴的爱子之心。 一转眼，儿子彭兴刚7岁，到了发蒙上学的年纪。在那样的年代，只有有钱人家的孩子才上得起学堂，穷人的孩子从出生那天起就注定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虽然黄大姐一生斗大的字不识一个，可她却始终相信有文化能识字的人才会有出息。正是这种信念让黄大姐咬紧牙关、不分日夜、拼命做工，为的就是让黄家惟一的男丁能走进学堂成为有知识的人。临上学的那天，黄犬姐还特意给儿子做了件新土布衣，亲自送儿子到了学校。虽然后来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彭兴刚辍了学，但他始终不忘母亲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给予他的智力投资，使他在后来的生活中受益匪浅。
豁达善良热心肠 生活中的黄大姐热心善良、豁达开朗，处处以“和”为贵。邻居家谁有个难处只要她知道，总会帮扶一把，照顾周围小孩子是常有的事。那是1943年的一天下午，当时正值日军侵占澧县，鬼子到处烧杀掳抢。黄大姐正在家准备晚饭，只听见屋外一阵喧闹，出门一看。对面坡上黑压压的一群日本兵正朝着村子快速逼近，方圆几里的男女老少纷纷朝着离村子最近的山林里跑。黄大姐赶紧拉上10岁的大女儿，抱起年幼的小女儿准备往山林里躲，出家门没多远，便隐隐约约听到有孩子的哭泣声，她停下脚步仔细搜寻哭声的方向，原来是隔壁和风姐家才两岁的小儿子杨泽强坐在屋门口哇哇大哭，而家中却早已是空无一人。黄大姐看到这样的情形很是气恼：天底下竟有这样无情的父母，只顾自己逃命不管儿子的死活！眼看着鬼子越来越近，再不走就会有被挑死在刺刀下的危险，就算不为自己想也要为两个女儿考虑啊！可眼睁睁看着一条小生命就将这样断送，黄大姐怎么也于心不忍。不能乱了手脚，黄大姐稳了稳情绪，快步走进杨家扯下一床被单，动作麻利地将小泽强包好背在背上，手上牵着大的、胸前抱着小的赶在鬼子到来之前躲进了树林深处。等到日军散去后黄大姐又拖着三个孩子回到家，只见和风姐呆坐在门口望着儿子的一只小鞋发呆，当看到自己的儿子还活生生地出现在视野时，呆滞片刻后的和风姐便情不自禁地冲上去一把紧紧地抱住了自己的孩子，黄大姐这时不由得怒火中烧，抢过孩子说：“这个孩子是你做娘的不要了我才救下来的，以后就是只有一口吃的我都养着他，别说是个伢儿，就是猫儿狗儿喂久了都有感情，你还有脸做他的娘啊！”面对黄大姐的指责，和风姐道出了自己的无奈：原来鬼子来时和风姐家孩子太多，男人又不在身边，管了大的、顾不上小的，只得丢弃了小胖子杨泽强。和风姐的心也在滴血啊！她边说边禁不住跪倒在恩人的面前。当初被黄大姐救下的杨泽强现在也是年过半百的人了，但他却始终知恩图报，不忘黄大姐的救命之恩，每逢过年过节，都像亲儿子一样来看望这位菩萨心肠的好大妈。
与世无争平常心 说到老人的养生之道，似乎也没什么与众不同的“玄机”。黄大姐从知事起就与劳动为伴，在家时跟着母亲纺纱织布，结婚后主持家务，里里外外一把手。一直到60岁以后才没有在田间劳作，但家务事几乎全由她包揽，几个孙子孙女都是在她的管教抚养下长大成人，现在年事已高的她，仍是小重孙最亲近的曾祖母。老人还自豪地告诉我们：“和我同年的一辈人早就骨头打得鼓响了，哪个像我这把年纪还挑得起两桶水呢！” 老人一生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生活习惯和秉性。几十年来，无论什么季节，每天都是天刚麻麻亮就起床外出散步，一走就是一两里路。难怪步入90高龄的她走起路来仍然虎虎生威，一点都不逊色于年青人。在乡下，老年人活动的场所很少，老人们惟一的乐趣就是在人群中找点乐子。黄大姐是个喜欢热闹的人，每逢方圆几里谁家有个红白喜事的，她都会去凑个热闹。听她儿媳说：昨天老人就跟着出葬的队伍一走就是七八里路，到家时气不喘、腿不酸，还兴致勃勃地向她讲经呢！ 老人一生节俭，不刻意追求吃穿。一日三餐，从不挑食。上了年纪后，晕菜适减，但青菜却餐餐不能少。虽说从小在苦水中泡大，却强筋硬骨，从没生过什么大病。老人一生心情开朗，对自己的得失没有过高的奢望，悲喜有度，能客观认识和对待生活，乐意于与世无争、平静淡泊的田园生活。 采访结束时，我们把省政府每月给百岁老人两百元生活补助费的消息告诉黄大姐，老人听后脸上笑成了一朵花，可嘴上却说：“人这一辈子，哪有几个活过一百岁的，到了这个年纪，我也知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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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1-20 07: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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