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永志 于 2020-4-29 10:35 编辑
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上 湖南代表何资深的发言 （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四日） 中共六大在莫斯科近郊秘密召开
按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银色别墅”秘密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42人，其中有表决权的正式代表为84人。何资深以湖南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参加代表大会。在大会上，他不仅以湖南代表团名义写了一个报告，题目是《从马变到牛变》，意思是说:从马日事变到秋收暴动，“牛者农民也”；而且以代表身份在6月24日的大会上发言。据郑超麟回忆，因为何资深政治观点与王若飞一致，被大会视为陈独秀派，影响使用，被派山东，任省委秘书长。 同志们！ 我照会场的规则，首先声明我是知识分子。我在湖南工作，我的意见不是整个湖南代表团的意见，可是湖南代表团有一个一致的要求向大会说明的就是要组织湖南问题委员会，讨论湖南过去一切问题。所以我的意见，因时间关系，只是很简单的说出几点，其它关于湖南问题，等到湖南问题委员会开会时再去发表。 我此刻要说的，第一是高涨、低落、中间，这就是说革命潮流问题。关于革命潮流问题，我在布哈林同志约集的谈话会中，已经说到我的意见，我现在大会上听到许多同志的意见，我觉得革命潮流问题要把革命潮流与革命情绪分开，实际上潮流与情绪实有不同，因为革命潮流是革命的动力已经发动出来，而革命的情绪是没有结合起来革命群众之革命热情。那末，我们就可以将这个用事实来证明到底是高涨、低落或是中间？有许多同志已经说到现在反动势力的团结有一个新的结合，而我们的力量尙没有很键强的结合起来，我想我在湖南对中央的一个文件曾经说到这点，认定在湖南革命情绪仍是高涨，而是一种潜伏“展藏（整装）待发”的形势，因为当时在湖南的客观和主观的形势，很明显的可以看到反动势力的新团结，同时我们也不要忘了反动势力的不能稳定和其相互的冲突。比如湖南当时新军阀的混战未了，而湖南的商业资产阶级就明显的说到，打仗是政府的事，“铲共”是我们的事，自动的雇佣侦探，专门侦察C.P，尤其不满意于政府之不严行铲共，而反抗政府军事的特捐。不久政府“铲共”了，商业资产阶级虽然是与政府一致，可是他们自己的根本冲突不能解决，这就是新军阀的财政没有出路，而代替了商业资产阶级的贩卖任务，新军阀的军需处就是贩卖商人联合会，以致湖南的贩卖商人，无路可走。这些事实都是证明反动阶级的冲突利害。其次农民的危机与农村生产品之价格低落与工农群众的情绪和阶级意识自然是日渐增加而明显，但是工农阶级的团结力量，尤其是我们党的领导力量，都还不够反动势力之大，并不是反动势力的各阶级有个真实的力量，而是因为工农群众没有团结很好，而反动势力的力量利用他的政权，一致对付我们工农，所以现在的确是两对垒阶级的团结力量，准备最后决战的时候。反动势力的阶级觉悟，自然是年来激烈的工农阶级的过程中促成，眼前的问题并不是反动势力超过工农伟大的力量，而是工农的力量没团结起来的这一点。同时目前的湖南失败之后，又要转入一个局面，已不是前些（时候）的形势，我们又要有一个新的发动群众的割据。这个割据问题，是包含了乡村和城市，是眼前重要的问题，可是我们要以根本的注意到工农的情绪，在这个新的失败和涣散的状态之下的根本任务，决不要把工农革命情绪看作是革命潮流，我们不过是很相信这种潮流是要在我们领导的工作上发涨（展）起来。然而，我们又要注意到所谓“信号与领导”问题，是两者并重的，过去是重视“信号的号召”，而忽视“领导的组织”，所以失败。这就是今后的根本任务之一。这是我们对于革命潮流的意见。 第二是要说到暴动、盲动、投机，这就是说过去的教训。关于机会主义，同志们都说了许多事实，我不必多说。不过我在布哈林集约（约集）的谈话中，我说到机会主义有他的社会背影，一遇到争斗激烈，阶级分化时，便反映到党的中间来而形成机会主义。我的解释自然还没有完全，几天来许多同志都说得很对，不用我来说。不过机会主义分子此刻还留了不少分子在外面党的各级指导机关之内，我们今后应当排除这些分子的残余影响是一要务。至于机会主义分子之遗害我们党的事实，同志们已经指出不少，勿用再说。在湖南的马夜事变的事实，就是湖南党的机会主义之总爆发。其次，关于暴动问题，在许多同志的谈话中都没有表示反对暴动政策的，实际上暴动政策在党的八七会议确定以后，真救出了我们的党，八七会议的主要精神是在这里。不过八七的精神确实没有传达出去，不仅是群众莫名其妙，就是党员群众也一塌糊涂。比如湖南出席八七的代表彭功达同志就不是湖南省委选举出来，而是几个人的指派，回到湖南就根本没有将八七精神传达到湖南，当时省委同志都莫名其妙，所以秋收暴动就糟了。秋收暴动的意义正确与有（否），可能（是）不成问题的一件事。可是当时湖南的主观的力量是不够领导暴动的成功，因为党自马变以后各级党都没有联系，当与群众是离隔的。还有秋收暴动的意义，是要利用秋收时农村的状况，来鼓励农民暴动，这个秋收的意义已失时期，只有一个暴动的意义是正确的了。我当时曾经怀疑秋收还是冬藏？意思就是我们主观力量不够，暴动不是眼前定期能做到的，可是因为当时党的决定很坚决的要动起来，而湖南省委又不明了这个意义，以致走到军事冒险，一败涂地。就是我当时有点不同意见，也是因为在中央与工农同志谈话时与工农同志的信号所消灭，我亦认为革命是有一个信号的力量，况且湖南的工农群众过去是在我们领导起来的，没有很明确的认识领导的组织力量之重要，秋收暴动失败之后，我们认定是个儿戏暴动，湖南九月十六日的停止是对的，这是湖南党的紧急会议，所公认为中央同意了的。再则，湖南的十二月十日暴动是不是盲动？到此刻还可讨论，我们可以交到湖南问题委员会去。不过我当时是承认过早一点。大概关于过去教训的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之断送了我们党与中国革命，很多同志都说过了。我还要说到一点，就是我们全党同志对于中国革命性质是模糊的，在八七后湖南同志都认为是直接革命，是社会革命，就是参加八七会议的毛润之同志，他对中央与湖南同志说现在是社会革命。我到中央问秋白同志，也只听到“工农民主独裁”。总之，这个影响普遍全党了，大家都以为是社会革命，其影响当地策略与工作方法，是有最重大的关系。 现在为时间问题，我就说第三点，今后的任务，无论是关于哪一方面，大家说来说去都不能超出或不同于布哈林同志的讲演，我也有（是）一样，所以我只谈到我的意见。关于今后的任务，许多同志提出了许多办法，尤其是如何去夺取群众，我更同意我此刻所提两点，清同志们注意的，就是几省或一省的割据局面之创造问题，这个问题我在国内好久就如此主张眼前大会要根本讨论在中国各种不平衡的局面之下是可注意的。第二就是领导问题，是要注意去运用，如果偏重一方面那就要走到旧的错误道路上去。此外我的意见可到各委员会中去发表，这里不多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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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4-29 10:31: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