澧县最早奔赴延安的女学生
1938年，继武汉、宜昌、长沙失守后，抗日烈火燃遍湘北大地。县民教馆馆长郑翼承组织澧县青年成立抗战救亡服务团，在全县展开了抗战救国宣传。 九澧女师的校长郭遵南总是利用一切机会给学生讲述革命道理，启迪学生的思想觉悟。12班的8名学生——伍本淑、沈克刚、张淑勤、蔡思沐、胡诞佑、杨泉秀、卢锦秀、戴世美，成立八姊妹读书会。不久，又吸收了澧县中学、澧县简易师范的进步学生参加，读书会成员迅速发展到50多人。她们挤出时间学习进步书刊《青年自学丛书》及其有关抗日的书报。
在九澧女师12班组织八姊妹读书会的同时，九澧女师11班成立了新华学术研究社。11班学生关再秀、蒋宗桃、梁德惠、张运澄、王永贵、陈良桂、徐恢范等参加了这一组织。这个研究社规定每双周星期日集中学习进步书刊《甘雨》，研讨时事。九澧女师的读书会和新华学术研究社的成员在学习中思想不断提高，积极投入到关系民族存亡和国家命运的抗日救亡运动中。 1938年4月，县政府召开了全县抗日救亡运动大会，九澧女师全校师生300多人参加。会上，县领导揭露了侵华日军的滔天罪行，号召大家行动起来，为抗日救国而努力。会后，九澧女师学生和县城参会人员一起举行了游行。她们高呼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全县人民动员起来，支援抗日前线！”“赶走倭寇，还我河山！”。 会后第二天即4月17日，在校长郭遵泰和女教师杨宗南的倡导下，九澧女师决定开展抗日宣传月活动。杨宗南还专门作词，澧县中学教师龚光衡谱曲了一首《妇女会会歌》，“惜矣！我妇女数千年不自振！妇女今又受倭寇蹂躏。这仇恨，谁能忍？大家应把命来拼……”随即组织了96人(全是女学生)的宣传队，分成12个分队，每分队8人。九澧女师读书会的成员分别担任正副分队长。 她们每天下午和星期日整天，从县城街头到乡村，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活动。或者办壁报、贴标语，或者演讲、开座谈会；或者唱歌、表演节目。她们先后演出了《我的志愿》、《逃亡者的生活》《铁马金戈》《全面抗战》等10多个节目，内容生动，形式多样，使群众从表演中深刻认识到日本侵略者的狰狞面目，从而激发了抗日救国的热忱。 学生的抗日宣传，让政府感受到无形的压力，1939年春，九澧女师11、12班学生寝室突然遭到军警的搜查。不久，有亲日派特务打入新华学术研究社，致使这个组织不能开展活动，因而面临解散。陈良桂、王永贵、徐恢范等人决定奔赴延安参加革命。 1939年8月的一天，天气还异常炎热，她们从津市坐上开往长沙的轮船，到长沙后住在红墙街兑泽中学附近蒋宗杰家里，顾不上休息，3人就找到八路军驻湘通讯处，表明要求去延安的决心，5天后，在通讯员的带领下，她们从长沙乘火车到了西安，住在西安市五岳旅社。 当时警察搜查很严，稍不小心就会被国民党抓到洛川。费尽周折，她们终于找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报到编队后，步行到陕北公学，总校设在延安，校长是成仿吾，学校把她们分配到栒邑县看花宫分校45队，分校校长是罗迈(李维汉)。 澧县还有3名男青年也到陕北公学学习，他们是1938年9月到陕北公学的，名叫李祖德、李振楚、刘士宝，编在第44队，但是第二年，他们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林伯渠的帮助下返回了澧县。 陈良桂、王永贵、徐恢范等几位女生在学校里主要学《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游击战争》《社会主义发展史》等课程。1939年1月，她们被选送到延安中央军委通信学校学习报务。毕业后，陈良桂留校学习无线电理论，王永贵改行学医，徐恢范分配到桂林八路军办事处。 徐恢范与一位化名张淑云的同学，与一位中年男人扮成父女仨，结伴前往桂林，刚到衡阳，由于口音不同，被国民党特务机关抓去了。第二天，她和张淑云释放后，与组织失去了联系。 王永贵毕业后，改名白琳，从事医务工作。陈良桂学习一年之后，分配到延安，发了两个月的新华社消息，后又调到120师担任报务员。 解放后，陈良桂调到公安系统，退休后还任中国法学会劳改法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如果她们还健在的话，也是90岁高龄的老人了。 （图文参考资料：汤基猛《万里赴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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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5-1 10:55: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