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 战国李悝平籴说
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上这样写道：“魏用李克（当作李悝），尽地力，为强君。自是之后，天下争于战国。”作为法家的创立者，魏相李悝在变法中主持撰成《法经》一书。《法经》不愧为初萌期律学的最高成就,它在律学乃至中国古代整个法律文化史上都是里程碑式的著作。李悝变法犹如在平静的水面投下一颗炸弹，扰动了东亚大陆上的众诸侯。魏国因此成为当时最强盛的国家，西攻强秦，北伐中山，东败齐军，南控淮、泗，威振中华。李悝根据“平籴论”的思想颁布了“平籴法”。“平籴法”是后来历代王朝的均输、常平仓等办法的开端。
公元前475年到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以前的中国历史时期，各国混战不休，故前人称之为战国。
究竟是什么打破了春秋时期的国际均势，将中国带入了战国时代呢？这就是李悝变法。严谨的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上这样写道：“魏用李克（当作李悝），尽地力，为强君。自是之后，天下争于战国。”作为法家的创立者，魏相李悝在变法中主持撰成《法经》一书。虽然是一部战国时期的成文法典,但就编撰体例、篇章结构和实体内容来看,《法经》不愧为初萌期律学的最高成就,它在律学乃至中国古代整个法律文化史上都是里程碑式的著作。
李悝变法犹如在平静的水面投下一颗炸弹，扰动了东亚大陆上的众诸侯。魏国因此成为当时最强盛的国家，西攻强秦，北伐中山，东败齐军，南控淮、泗，威振中华。
在周朝封建制度走向解体之际，是李悝变法从政治到经济构筑了中华文明的新范式。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这样评价李悝：
“李悝（音魁）又名李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不常被提见的人。《汉书．食货志》有段记载：
“陵夷至于战国，贵诈力而贱仁谊，先富有而后礼让。是时，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以为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除山泽邑居参分去一，为田六百万晦，治田勤谨则晦益三升，不勤则损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减，辄为粟百八十万石矣。又日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故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善为国者，使民毋伤而农益劝。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晦，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岁终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
魏文侯在位于公元前424至387年，所以李悝是孔子和孟子间的人物，他的政策也表现着中国封建制度业已崩溃，各地域间的诸侯组织全民，发动生产的情形。《汉书．食货志》里这一段提到以小自耕农作纳税人，注重高度精密耕作，各农家仅有极少的收入，甚或不足，政府切身感到它的命运与上述小自耕农的生存有密切的关系。这些因素，一经透过历史，成为中国以后两千四百年立国的经常状态。”
李悝变法是一场革命，这场革命经秦帝国的放大，由《法经》贯彻到中华民族的灵魂之中；李悝的政治经济政策具备了法家的全部特征，他建议魏文侯“食有劳，禄有功，使有能，赏必行，罚必当（《说苑·政理》）”，“夺淫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士”。
战国时期的魏国国君魏文侯是一个较为进步的君主，在其执政期间，任命李悝（又名李克）为相推行新政。新政方针中最有名也是最有效的内容就是“尽地力之教”。《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当魏文侯时，李克务尽地力之教。”李悝所谓的“尽地力之教”是指劝教农民提高土地亩产粮食的能力，特别重视农业劳动力的作用。
李悝为一般五口之家的农民算了一笔账，认为他们种田百亩（合今三十亩左右），每年所收获的粮食，待交完租税，留足口粮，支付各种费用后，就所剩无几了，连添制衣服也感到困难：“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
如果遇上疾病、丧葬等事或国家增加苛税，就更没有办法了。
为此李悝提出“尽地力”的办法来解决农民的困难，这就充分发挥土地的潜力，以增加单位面积产量。他着重的并不是农业技术本身，而是推行封建制的生产关系，以提高农民的积极性，并采取一种措施保证粮价稳定，以保障农民的生活。这种稳定粮价的措施就是“平籴论”。
李悝认为，粮价太贱，农民入不敷出，生活困难，国家就要贫困；粮价太贵，城市居民负担不起，生活困难，就要流徙他乡。因此粮价无论太贵太贱，都不利于巩固国家统治。其基本思想是“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故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善为国者，使民不伤而农益劝”。
为了发展农业生产，战胜自然灾害，增加朝廷税收，李悝根据“平籴论”的思想颁布了“平籴法”。平籴法”利用经济杠杆来协调不同年景时的粮食价格，一举解决了丰年多粮、灾年少粮的矛盾，对后世影响很大。
“平籴法”规定每家农民收入的粮食中，除交十分之一的税及自己食用、消费外，多余的粮食由国家收购。法令把好年成分为上、中、下三等，坏年成也分为上、中、下三等，好年成由官府按好年成的等级出钱籴进一定数量的余粮，坏年成由官府按坏年成的等级平价粜出一定数量的粮食。这样“故虽遇饥、馑、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散，取有余以补不足也”。
在具体实施中，法令规定以“治田百亩”的一个农家作计算单位，上熟、中熟、下熟时由政府分别收购其余粮三百、二百、一百石，以防止粮价下跌。如遇欠收年份，小饥则政府以下熟所收百石出售，中饥则以中熟收购的二百石出售，大饥则以上熟收购的三百石出售，“善于平籴者，谨视岁有上、中、下熟。……故大熟则上籴三舍一，中熟则籴二，下熟则籴一，使民适足，贾平则止。小饥则发小熟之所敛，中饥则发中熟之所敛，大饥则发大熟之所敛而粜之。”
实行这一措施，是使粮价保持稳定，既不“籴贵伤民”，又不“甚贱伤农”，即使是灾荒之年，粮价也不会抬高，农民也不会因饥饿而逃亡了。就实际来说，“平籴法”是后来历代王朝的均输、常平仓等办法的开端。
1200年后，唐代著名理财家杜佑（735年—812年）在其《通典》中将李悝与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并列在一起，他评论道：“周之兴也得太公，齐之霸也得管仲，魏之富也得李悝，秦之强也得商鞅，后周有苏绰，隋氏有高颎。此六贤者，上以成王业，兴霸图，次以富国强兵，立事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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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6-7 07:4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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