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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7月，不满17周岁的我，完成了两年的高中学业。因为我家祖祖辈辈是农民，我自然回乡劳动，那时，象我们这样一类人，被称作为“回乡知识青年”。高中毕业至1978年9月考入中专学校，我在农村劳动的两年多时间里，插秧割稻扯棉梗，挑土推车修水利，样样农活都干过。两年多时间，在人生的长河中虽很短暂，但我经历了许多。悠悠岁月，一晃40多年过去了，尽管我从一位拌泥土的农民，成长为现在身着法袍坐堂审案的法官，但在农村的一幕幕，时刻浮现在眼前，最使我难以忘怀的是我亲历的几则啼笑皆非、匪夷所思的小故事。 做砖建房被罚款 我老家居住在一个丘陵区的集镇上，据说是从晚清至民国时期40多户人家陆陆续续建成的集镇，虽然远比不上云南丽江古城，但在当地方园数十里颇有一定的名气，每月逢十赶集，集镇上热闹非凡。然而，不幸的是，上世纪70年代初，一场大火，把集镇的的房屋烧了个大半，被烧屋主无钱建房，有的安置在大队部和两个生活队队部，有的借住在亲戚家。没有被大火烧着的几户人家，被大火烧怕了，不敢继续居住集镇上，加上房屋年代久远，有些破旧，也要搬离集镇。我家住在集镇的最西头，在那场大火当中幸免于难，没有被烧着。1976年夏季农村抢收抢插的“双抢”结束后，原居住在集镇上的40多户人家，不知是自发地还是有组织地，一窝风似地家家做传烧窑，准备建房。一个秋季，40多户人家，你帮我，我帮你，加上各自的一些亲友参与其中，标准不是很高的40多户红砖瓦房神奇般地相继建起。秋末的一个晚上，大队支部书记突然召集40多户人家开会，我依稀地记得，支书对大伙说，你们做砖建房的事被公社知道了，公社书记说你们于集体经济不顾，不搞田间管理，私自做砖烧窑，大搞资本主义。公社党委决定，对包庇纵容的支书给予党纪处分，对建房户按每块红砖5厘米钱予以罚款，鉴于大火致多户人家无房住的特殊情况，对建房户中党员的党纪处分就免了。40多户人家当时都有一些冤气，但看到并没有做砖建房的支书也受了处分，还是把罚款交到了公社。时隔两年后的1978年12月，我在学校从报纸上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消息，仔细看会议内容，觉得公社当时罚我们款的作法，有悖会议精神。寒假回到家里，与乡亲们提及此事，他们都愤愤不平，要我写信向上级反映情况。于是，我向当时的县委书记写了一封信，把乡亲们的意见反映给了他。当时写信时，抱着一种试探的心理，并没有想到会出现一种什么结果。意想不到的是，第二年春天，公社接到县委书记的批示后，把我们的罚款如数退还了，还撤销了对大队支书的处分决定。 中考补习被叫回 1977年秋冬，我被生产队派到外地修柏油马路，痛失了参加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一次高考机会。1978年6月，我毅然报名参加当年的中专学校招生考试。7月初，得知蔡家岗中学办了一个中专招生补习班，时间半个月。我深感自己的基础知识较差，毫不犹豫地带上简单生活用品来到补习班。我们队里田土多，劳动力少，队长见我连续两天没有出工了，这在当时当地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队长晚上跑到我家里问我父母的原因，我母亲谎称我因为眼睛的毛病到常德城里的医院治病去了。过了两天，队长又问我父母，我的眼睛怎么还没治好，临近“双抢”了，田里的农活多，要我父母到城里医院告诉我，治好了病赶快回来劳动。当天晚上，也就是我参加初习班的第四天晚上，母亲从家里来到学校找到我，说队长两次催促我回乡劳动，是她隐瞒我在此补习的实情，谎称在城里治病才搪塞过去，队长如果知道实情，还不知是什么态度呢？母亲向我权衡利弊：在此复习，如果我考不上，回去无法面对乡亲，既使考上了，在政审时落得个不爱劳动的结论，也未必能录取；倒不如回家边劳动，边复习，考取了皆大欢喜，考不上也没有耽误劳动，队长也不会有意见。于是，我很不情愿地随母亲从学校回到了家里。回家后，复习一刻也没有放松。白天，下田劳作，利用上下午各一次小歇机会，乡亲们在田边抽烟闲聊，我在较远的地上用树枝写写画画；晚上，避免盛夏蚊虫叮咬，躲在蚊帐内常常复习到深夜。7月22日、23日的统一考试日终于到了，我轻松地做完了试题。两天的考试结束后，又回家劳动了。9月初，我又参加了本公社的“白龙潭”水库的秋修。一天，我推着满满的一车土，吃力的推向堤身，忽然，乡邮员找到了我，递给我一所中专学校的一份录取通知书。从此，我离开了生活19年、辛劳两年多的农村。那份录取通知书，现在看来再也平常不过了，而我却当作个人宝贵资料一直珍藏至今。 两年多的农村辛劳，我无怨无悔；两年多的农村趣事，我无法忘却；两年多的农村历练，我受益终身。每每回想起那回乡劳动的两年多岁月，倍感现在的工作、生活来之不易，一直激励我更加刻苦学习，勤奋工作。 （作者：高英明，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人民法院原四级高级法官。联系电话：18166260909） 2020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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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6-19 11:02:55
发表于 2020-6-19 18:31: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