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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柳铁路涔水桥墩工程回顾 毕家荣 国家的大三线建设已经五十多年了，现在公路、铁路、隧道、桥梁、机场等交通网络已基本形成，重要工厂设施等战略架构也都基本铺开。后人怎么夸耀、显摆都不为过，它的意义太深远了。有幸的是，我们津市人也是这建设大军中的一份子。澧县涔水河上游的铁路桥和慈利县东段的几公里铁路，都抛洒过津市民兵独立团指战员的汗水。桥耸立在澧县，铁路铺设在慈利县，任由火车飞奔。弯道处，火车像乌龙摆尾，汽笛声声，如龙吟虎啸。当地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听得清。真让人羡慕。我们津市有一句很有自信力的俗话，就是人在倒霉时遭人白眼总会抛出一句：“鹅卵古”都会有翻身之日。而今大三线建设的成果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往日的大庸县一带，浑身都是石头。记得我们儿时戏称的“上河佬”，也就是现在张家界市的市民、村民们，他们每年都把深山里的木材、山货扎成木排，顺澧水东流而下，放到津市储木厂，然后向周围分销。沿途，他们时而哼着家乡小调，时而又口无遮拦地调戏在河边洗衣洗菜的少妇们。排上的人几乎都一丝不挂。这情景好像就在昨天。 今天呢，为防水患，澧水河上修了多道拦河坝，不能放排了。可石头山在大三线建设中却修了盘山公路、高速公路、高铁、飞机场，成了国家四通八达的交通枢纽。物流其畅，加上“武陵源5A级风景旅游区”的牌子，终年游人如织，日进斗金。出门都是西装革履，私家车比比皆是，内外贸生意的谈判中，结结巴巴的外语加上些塑料普通话虽然不及吴音那么优雅柔软，那高亢的澧水上河腔透着一丝石头花草的清新，听起来还蛮有味的。把这一切比喻成“鹅卵古”翻身不是入石三分吗？ 不好意思的是，在这条钢铁巨龙身上，找不到津市人镶嵌在其身上的鳞片在什么地方。要找就得驱车到兄弟县区找。一个地处平原的县级单位，没有铁路，就像那些冷幽默人说的：“他乡遇故知——情敌”、“洞房花烛夜——隔壁”，真尴尬。并且没有文字记载，《津市志》上没有，《大事记》上没有，在档案馆里找到了“铁建指挥部”和“民兵独立团”领导人的任命书，而当时市领导大会欢送的场面民兵们穿着草鞋、打着赤脚、挑着行李走在距津市八十多里地的澧县大堰垱，用鹅卵石铺成的公路上的场面也没记载。更不用说我们在风霜雨雪中战天斗地的劳动场面，就好像津市人在国家轰轰烈烈的三线建设中只是相应地成立了一个指挥部和一个独立团，随时待命出发似的，没有什么物资准备和实际动作，让人觉得津市人在大三线建设这段历史中成了空白。 可是参加过三线建设的那几千人中的我们，至今一见面说话就少不了修铁路这个话题，总那么津津乐道，回味无穷。有的甚至觉得参加三线建设不光是身体得到了吃苦耐劳的锻炼，更重要的是思想得到了净化和提高，致使后来的为人处世中相对清醒很多，虽然说不出条理，但总觉得三线建设这个话题说得再多也不会让人厌烦，甚至觉得它有一种无形的凝聚力。 首先感觉到的是无穷的榜样力量，让人刻骨铭心。独立团领导那种废寝忘食，既指挥又劳动的作风自不必说，从几千人的年龄、职级结构分析，就很有深意。二十岁左右的纯农民占百分之八九十，而带队的骨干大多是市里年富力强的中层骨干。一连指导员方庆德同志上三线前就是市建设局的局长，四十来岁，逝世时八十多岁；二连指导员王永远同志四十多岁，是市煤建公司书记，逝世时九十来岁；三连指导员李占雨同志接近五十岁，是南下转业的老干部，逝世时九十一岁，只有一连连长孟凡超同志年轻些，二十刚出头，是当时市里政治学徒中的后备干部，后在市监察局局长任上退休，现在也七十挂零了。六连指导员路世年同志不满三十岁，当时是公社武装部长，其他连队骨干都是公社各大队的主干，从这支队伍的结构一看，就会感觉到这是一支生龙活虎的队伍，是一支能出好成绩的队伍，但在工地上，你绝对分不出谁是领导、谁是群众。他们肩上挑的是一样的担子，身上都沾满了一样的泥和水，这些人在一起摸爬滚打，吆喝呐喊，收工后谈笑风生，荤素夹杂。那时候提倡干部群众三同一片（同吃同住同劳动、干群打成一片），这种情景还需要注解吗？还要作秀吗？你最多能分出这群人中谁年轻谁年长，绝对分不出谁是官谁是兵来。年轻的见年长的累了，就哀求似的劝他们休息一会儿，年长的见年轻的有了成绩、有了进步，就赞许表扬有嘉，见他们有一丁点闷闷不乐，就主动问长问短，解开心结，循循善诱，直到舒畅为止。这种事例简直不胜枚举。他们之间好像没有什么秘密，这种忘年交式的人际关系能做到人走茶凉吗？日后的与人交往中，能不让人若有所思、魂牵梦萦吗？ 有段时间思想战线出现了很多杂音，把人搅得无所适从，记得雷锋同志以自谦的口气称自己为傻子，有些媒体就明里暗里真的把他说成是名副其实的“二百五”，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论调吹上了天。年长的觉得不理解，年轻的觉得很迷茫，我们在一起总想发表点正本清源的论调，可又力不从心。还好，现在又慢慢闻到了一股新时期的老味道了。我们缓过气来了，前段时间我们没有随波逐流，觉得三线建设的意义不光是显现在路、桥、厂等这些物质层面上，更觉得它是一种文化，是一种能使人内心深处受到震撼洗礼的文化，能使人增强政治免疫力的文化。当然，这主要得益于指挥部领导的指导思想明确，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现在媒体上频率最高的词是不忘初心，五十年前我们接受的教育也和这异工同曲——为共产主义奋斗。 我们修涔水桥时，上面的指令是1970年秋收以后至1971年春耕前，一定要保证优质、安全、按时的完成任务。一共大约六七个月时间，结果71年元月（春节前）就完工了，提前了大约百把天。质量嘛，至今已满五十年了，每天都是几十趟成千吨的列、火车在桥上二十四小时连轴转，桥还是巍然屹立。铁四局102分队和澧县民兵团在我们桥墩上写的“向津市民兵独立团学习”的字样，还清晰可见。安全就更不用说，全省七十多个县级指挥部，没有发生死人事故的只有津市指挥部一个。省总指挥部领导在授予津市安全红旗时说：“这面旗验证了津市铁建指挥部全体干部职工的高度政治责任心，验证了他们细致入微的工作作风，验证了他们的聪明才智。” 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几千人几乎没有人参加过修铁路，压力相当大。但指挥部领导头脑非常清醒，当时全国都在学哲学、学唯物论，政委王能文同志首先就组织骨干学习毛主席哲学著作，呕心沥血地讲解我们这个世界是物质世界，物质是第一性的，是物质决定精神，但又不能忽视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还深刻讲解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物质雄厚了上层建筑就稳固。为什么要搞三线建设？王政委说，这不是谁心血来潮的权宜之计，而是关乎我们能否迅速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荫蔽子孙后代的万全之策。怎么搞？正如华国锋同志听我们团长高汉全同志汇报时插话说的：“群众一旦懂得为什么要这么干时，他们就会有使不完的劲。”我们当时的处境非常特殊，新中国刚刚破茧而出，我们的敌人如鲠在喉、如芒在背，无时无刻不想把它扼杀在摇篮中，百废待兴的局面却一贫如洗，黄金、白银、珍宝、细软都被家贼偷空运到孤岛上去了，当时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就散布说：“中国不出三年，就要靠乞讨为生。”并不断找我们挑衅，首先在我国东边邻国发动侵鲜战争，经常把炸弹丢在我边境城市丹东，为防唇亡齿寒，我们只得派志愿军与他拼杀了几年，逼迫他在战败文书上签字，才告一段落。紧接着他又在我国南边与和我山水相连的越南国土上杀人放火，我们又只得马不停蹄地举着援越抗美的大旗和他厮杀了几年，才把他赶出越南。我国西边邻国印度见我们南征北战，估计有机可乘了，便动手想在边界国土上占点便宜，我们只好“客不二待”，陪他打了一年多，直到他求爹喊娘为止。 我国的北边有一个称兄道弟的国家，我们多年都尊称他为老大哥，他曾信誓旦旦地说要帮我们建设一个新中国，我们信以为真，忍饥挨饿搭起脚手架，眼巴巴地望着老大哥来帮我们搞建设，结果望见我国北方陈兵百万都是老大哥的队伍，他是想帮他的美国朋友一起扼杀他的中国兄弟，可以想象此时毛主席肯定心身疲惫了，他说：“把这点坛坛罐罐打完了再置新的吧。”老人家这是在声嘶力竭地呐喊，忍无可忍在珍宝岛敲了他一下，这位哥哥才安静一点。 屋漏又遭连阴雨，船破又遇顶透风，偏偏我们在气喘吁吁的时候来了个三年自然灾害。岛上的蒋氏父子也蠢蠢欲动，真闹心。要知道，这一切都发生在我建国不到二十年的时候，一个人出生精心呵护到二十岁，成年人还会说他嫩，何况一个千疮百孔、刚从几千年封建枷锁下挣脱出来的国家，更何况他出生的第一天就有人想把它勒死，更何况它在母体中躁动时就有人想方设法让他胎死腹中。还好，天佑我中华，让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的问世让什么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什么会射雕的天之骄子统统黯然失色。两千多年前的中国曾发生过十面埋伏、四面楚歌的故事，当事人被逼自杀。公元二十世纪中叶，那出四面楚歌的旧戏又在中国重演了，而且严重得多，而当事人毛泽东却在闲庭信步，略施四两千斤小技，三下五除二就让它烟消云散了。接着就是星、弹连珠，国基渐固。 就是这些政治教育，使我们热血沸腾，有了危机感、紧迫感，觉得不赶快把经济基础搞扎实，就对不起子孙后代。路、桥的优质、安全提前完工，就是这些政治教育的物质体现。 有人说，毛泽东搞运动的错误，耽误了国家的发展，使我们比发达国家落后了几十年。话可不能这么说，这是一本良心账，毛泽东搞运动的时候，中国的国力和美英法德等发达国家哪一国的国力是比肩同行的？不然这个几十年是怎么算出来的？听说在朝鲜战场上，我们还有少数志愿军用大刀长矛和美国佬拼杀过，那时候我们就落后几十年。 俄国有个谚语说：“鹰有时比鸡还飞得低，而鸡永远也飞不到鹰那么高。”人、鹰，是真实存在的但不是完美的，神是完美的，但是是虚构的。毛泽东是人不是神，据说，一些老帅闲谈时说：“中国的将帅没一个是省油的灯，但在毛主席面前都是服服帖帖的。”有道理。 我们在三线工地收工后，闲谈时，有嬉笑怒骂、邪儿拉款，但也不尽然。特别是指挥部领导在场时，他们总是把闲谈话题往突出政治上面拉，那时候谈共产主义、谈阶级斗争比较频繁，议论说：为什么到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路上一定要坚持无产阶级立场观念？说，因为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革命的关系是生死存亡的关系，共产主义的分配原则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而无产阶级却一无所有，干牛马活、吃猪狗食，吃猪狗食还得先干牛马活，参加革命能胜利就能生，否则就是死。胜利多了得多了能生活下去了就停顿不干了，甚至偷别人的、集体的，变质了，那也是死路一条，所以一定要至始至终坚持无产阶级立场观念。小资产阶级就不同，它与革命只是个饥寒温饱的关系，因为他多少还有点资产，不革命也不至于饿死、冻死。参加革命胜利了，他可能会吃得饱一点、穿得暖一点，失败了，他就会一无所有，所以他因为过多的计较个人得失而摇摆不定，如果不彻底地把立场观念转变到无产阶级方面来，迟早要被淘汰，甚至会站到革命的对立面。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立场观念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也是生死存亡的关系，因为他们拥有一切且达到了溢余的程度，他们觉得越革命、越要命，如果舍得脱胎换骨地把立场观念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他们就会成为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的朋友、骨干、甚至是领导人，因为他们拥有的知识、资产太宝贵了。这些都是闲聊，上不得正版。而我们却在这样的耳濡目染中受到了潜移默化的教育，刻上了共产主义的烙印。实践上更是严格要求一丝不苟，每个阶段结束时，都会有钢材、木材、水泥、钱、粮、油结余，这些在当时都是紧俏的计划物资，有的同志是想伸手的，可指挥部领导态度明确，口径一致，说：“我们向上要的时候，上面没打折扣，甚至批得很宽松，多的应该如数上交，钱交财政，粮油票交粮食局，三材交计委。” 毛主席说：“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我们可能不会活着看到共产主义社会，但我们知道了它的轮廓，并为它奋斗过。”所以一说到大三线就兴奋。这可能是三线人在物质以外的一种看不见、摸不着、讲不完的特殊文化——非物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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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7-31 07:19:56
发表于 2020-7-31 16:06: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