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澧州之七：囊萤夜读与书院文化

鸣泉斋主人

      （三）囊萤夜读与书院文化
      澧州学脉兴盛的另一个明证，是澧州书院的发展和囊萤夜读精神传统的弘扬。
      中国的书院，早已成为远去的历史。但近年来，全国和各省市广泛兴起的书院文化研究热，使学术界普遍认识到，中国的书院，实际上是中华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机构组织。书院之名，最早见于唐初民间士人读书治学之处，如唐高祖武德六（623年）年之前，唐学士李元通创建建的的陕西蓝田瀛洲书院等，比唐玄宗开元五至六年（717—718）的朝廷“丽正殿书院”和“集贤院书院”要早一百年。作为唐代官方承认具有“收徒讲书”资格即学校性质的书院，当出现在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713—756）晚期，至1901年，清光绪帝一纸诏令废除书院而改设学堂，计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古澧州书院的滥觞与发展，与全国基本同步，并具有诸多明显的特点。
      第一是早。坐落在澧州州治仙眠洲李群玉水竹居旁的文山书院，约建于唐文宗太和、开成年间（827—841），不仅是环洞庭湖地区最早的书院，也是全国现已查到的唐代五十所书院中较早的一所。这五十所书院中，有地方史志记载的四十所，有《全唐诗》具体描述的十三所，而地方史志和《全唐诗》均有记载、具有“双重证明”的仅只四所，文山书院就是这四所中的一所。
      第二是多。史载澧州州本部（辖今澧县、临澧、津市）曾有文山、车渚、溪东、文正、学殖、延光、怀德、澧阳八所州级书院和道溪、澹津、崇实、三贤、澧兰、同仁、乐善七所县级书院；州辖的永定、大庸、桑植、慈利、石门、临澧（安福）、津市、安乡各县、卫有天门、崧梁、萝洞、渔浦、秀峰、九辩、深柳等三十所县（卫、邑）级书院，合计四十五所，约占湖南全省已知五百二十多所书院名录的百分之十二。州县两级书院一起组成了大澧州的书院网络。
      第三与历史文化名人相关联。九辩、车渚、文山、文正、三贤等书院，就与宋玉、车胤、李群玉、范仲淹、李如圭等历史文化名人相关联；其他书院，一般也与当时当地的闻人名士有联系。这就为书院的教习和生员树立了育人修己的楷模。
      千百年来，古澧州历代书院确实培育了大批各类人才，为古代中国社会和经济的进步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并积淀了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今天我们发掘、研究书院文化，吸取它的精华，对于发展、繁荣教育和文化事业仍然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但是，纵观近几年的书院文化研究状况，应当说对于澧州的书院史，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探讨、整理和研究。特别是作为澧州地方历史和传统文化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人们实际上对于各书院的兴衰、成就及其人文史事方面的了解，十分有限。特别是湖南省和全国的书院史研究中，古澧州的书院和书院文化的介绍，基本上处于语焉不详甚至缺失状态，很多重要的书院文献资料，至今仍未全面收集、整理。正是在这种现状的激励促动下，经过《古澧文丛》编辑部人员长时间访寻、考查、蒐集、编撰，《古代澧州书院》一书终于和读者见面了。这是一部带有明显的地方书院文化教育研究初步成果的文集，可能合乎我们的初衷，对于了解和传承澧州地方历史与文化教育多少会起到一些抛砖引玉的推动作用，以期为整个澧水流域地区传统文化教育的创新发展，尽一份历史的责任
车胤名响于“囊萤夜读”
      车胤是澧州人的一大骄傲，其盛名1600余年来，居澧浦之首，为中华之典。今天，人们说他、赞他、论他，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中的一个不朽的话题。但这一切，不在于车胤的官做得大、做得好，而在于“车公囊萤”这一妇孺皆知、深入人心故事的魅力；在于“囊萤夜读”精神、意志的激励作用，在于“囊萤行为”对中华士子、特别是那些一时处于宭困中的学子们“苦读报国”的积极影响。
      《晋书》说，车胤从小聪明可爱。以知人著名的南平太守王胡之，于一群幼童中初见胤，即向胤父预言：“此兒当大兴卿门，可使专学。”而车胤也不负众望，从小就“恭勤不倦，博学多通”。可惜的是，由于其父虽为小吏，在祖传廉风的家治下，车家家贫，就连夜间点灯读书，也“不常得油”。遇此境况，有的人可能就消积、沉沦了，但车胤“夏月则练囊盛数十萤火以照书，以夜继日焉”。这就是说，车胤有天赋，但更有意志和毅力。即使常时无钱买油点灯，夏月里也要捕捉来几十只萤火虫，装入白练袋内，借萤光照字，夜以继日的攻书不止。正是这种处贫不馁的苦读，最终学有所成，成长为“风姿美劭，机悟敏速”， “遂显于朝廷”的栋梁之材。并与吴隐之一起，以寒素博学知名于世。胤又因知识渊博，乐观诙谐，善于赏会，而名响朝野。当时廷僚们每有盛坐而胤不在，皆云“无车公不乐”，甚至视车公在否而决定自己是否出席这类聚会。谢安这个淝水之战的征讨大都督凯旋归来，以“总统功拜太保”，宴游之日，也要等到车胤到来方肯开筵，可见其名望之重。
      车胤的这种名望，依恃的是他的真才实学。《晋书》举了三件史实：一是宁康初年，他升任中书侍郎，时孝武皇帝信奉礼义，诏令太保谢安主持“廷筵”，即朝廷的宣讲大会，讲解《孝经》。车胤担当章句剖析。他为了释疑解惑，常通宵达旦索句寻源，不详之处，上下求索，不耻下问，以至于 “胤曾语袁羊曰：‘谢公兄弟，素谙经籍，吾欲问难，然恐有烦二谢。’袁曰：‘明镜何曾疲于屡照，清流惮于惠风？”由于他准备充分，讲解精辟，而“时论荣之”。二是太元中，朝廷为培养人才，增招了一百太学生，委派车胤担任“国子博士”，负责教育管理，充分体现了朝廷对车胤才华的倚重。三是其后年，恰逢朝廷议修郊庙明堂之事，各种意见争执不休。车胤发表了“明堂的制度难以详尽，况且音乐表达平和，礼仪表示敬意，因此内容和文采不同。声音和器具也不同，既然茅舍和大厦不能统一规格，何必死守旧的形式规制，而不顺应时代大势”的高见，得到与会者一致赞同，“时从其议”。
      由此看来，车胤的非凡才学，既不是天生得来，也不是其出身或财富引人热捧。而是以其锲而不舍的苦读，即流传千古的“囊萤夜读”故事所体现的勤勉拼搏、成功奋斗的精神所赢得的。“囊萤夜读”因此受到古代知识分子（士大夫）的极力赞扬。历代文人墨客写过大量的诗、赋、文讴歌这种精神。仅《全唐诗》中，就有李白、杜甫、白居易、元慎、王维、李商隐、高适、贯休、张固、罗隐、李申、裴铏、赵潘等50多人，直接以‘“囊萤”、“聚萤”、“车胤”、“车公”等词语用典，写了近百首诗、赋，赞美“囊萤夜读”精神。“穷巷悄然车马绝，案头干死读书萤”（ 杜甫），“一生徒羡鱼，四十犹聚萤”（ 高适）；“一听玄音下竹亭，却思窗雪与囊萤”（贯休）；“好向书生窗畔种，免教辛苦更囊萤”（李商隐）；“人心未肯抛膻蚁，弟子依前学聚萤”（裴铏），“已能探虎穷骚雅，又欲囊萤就典坟”（李平）。“江郡讴谣夸杜母，洛城欢会忆车公。”（白居易）“若道能通照，车公业肯长。”（罗隐）等诗句，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至于宋、元、明、清时代的“囊萤颂”之作，就更多了。现在若要编一本“囊萤颂选”，定会成一洋洋大观。这说明，人的成就与功业，需要这种精神的激励和鼓舞；人生理想目标的实现，也需要这种精神导航。
      正是这个原因， 唐、宋以来，“囊萤夜读”的美谈，又由一些读书种子们的推崇，写入一系列蒙学读本。如《三字经》中的“如囊萤，如映雪，家虽贫，学不辍”；《蒙求》中的“车胤聚萤 ”；《龙文鞭影》中的“车胤重劳 ”；《声律启蒙》中的“照书车胤一囊萤”；《训蒙骈句》中的 “车胤囊萤”等等。这类蒙学读物，被历代儿童喋喋唱诵不绝，在每一个华夏子孙的幼小心灵中，点燃了一束人生拼搏之火，形成了 “学海苦航，报效国家”的思想共识。它和“孙康映雪”、“匡衡凿壁”、“孙敬悬梁”、“苏秦刺股”、“ 江泌追月”等故事一起，构成了中华民族世代传承的苦读美德，为无数贫寒子弟照亮了人生旅途，也为天下学子勇攀高峰增添了无穷的力量。
      《直隶澧州志》中，引清顺治初知州汤均右的话指出：“澧之先屈、宋尚已读书博雅，又有武子允其人者，能使千年后澧人士犹称囊萤故事不衰，其光可延也。”因而，一座从晋末建成的“萤渚读书台”，到唐咸通中至乾符年间扩建的“车渚书院”，再到元大德五年的重修的“萤渚书院（学殖书院）”，最后至明中叶恢复的“车渚书院”、清初改建的“延光书院”和清末由车胤祠、思王庙合成的“彭山学堂”的不断更替，表明了澧浦子孙延续“囊萤之光”，坚持用“苦读报国”的传统教化文明的历史事实。正是有了这种教化，才有了澧浦地灵人杰之美。特别是清乾隆年间官至剑州知州的胡风羽在《范文正公读书台赋》中写道：“乃有名贤托迹，爱其清旷；筑室闭关，染丹濡黄。篝午夜之灯火，使武子之萤囊，倾群言之糟粕，啜六经之芬芳。”他这是指明：是车武子“囊萤夜读”的精神，使范仲淹这位二岁而孤、流落安乡和澧州，而处于“断齑划粥”困境的学子，得以苦读成才，最终成为有功于国家和人民，并以正确解决了“先忧后乐”观 而享誉古今中外的大宋名臣的。因此,“长忆车武子……发愤夜囊萤”（清黄云梅《石墨山》诗），早已是澧浦乃至整个华夏子孙心中不败的情结！每当农历八月初八，大江南北的学童们，以聚萤赛灯这一 “萤火节”习俗世代相传，就是这个情结的生动体现。而“儒生骨朽名犹在，高冢相望已乱真，只认夜深萤聚处，便应冢下读书人”的诗句，当是人们对于车胤苦读精神美好赞扬。（待续）

毛先金

是车武子“囊萤夜读”的精神，使范仲淹这位二岁而孤、流落安乡和澧州，而处于“断齑划粥”困境的学子，得以苦读成才，

鸣泉斋主人

谢谢，车武子“囊萤夜读”的精神仍是当今世界华人社会久传不息的故事。

荆楚风

我怎经为《兰草》写过《车胤故里是新洲》的文章，以后又写了一篇驳斥“囊萤夜读”真实性的文章。夏夜聚萤光读书我小时候曾经历过。皇帝也有混蛋的。

鸣泉斋主人

谢谢关注。古人“囊萤夜读”的可信性是不可怀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