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守泉：漫话澧州

正扬播报

漫话澧州

高守泉

       在当今的生活中，人们要求学、就业、经商、旅游，需经常与外地人打交道，介绍自己的家乡。有朋友们说，澧县人出行在外，往往会碰到有些外地人认不出、写不好一个澧字，作自我介绍，也不容易三言两语说清楚澧县、澧州、澧阳这三个地名的关系。实际上这是一个如何科学、准确概说澧县的问题，也是一个关系到怎样宣传弘扬澧州历史文化，推介澧县崭新面目形象的问题。要解决好这个问题，就是要弄清澧县的历史，懂得澧县的昨天和前天，了解澧州的闪光点，知道澧水地域的发展趋势。现在，我们就来逐步探讨一下这些问题。

     1、认识“澧”字，理解“澧”义


      说起这“澧”字，湖南人大都知道，它是“三湘四水”中澧水的“澧”，是  “芙蓉国里”威镇湘西北的“古澧州，今澧县”的“澧”。在封闭自守的年代，澧县人一出洞庭湖，远到南疆北国，出示证件，办个登记，外地人奚落这“澧”字难认难写的尴尬事，确实时有发生。可是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进入信息化社会以后，说起澧县，天南地北的朋友，以“刮目相看”、“名扬天下”、“誉满中华”来形容澧县，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更不是言过其实、当面奉承、故意调侃之言。而是外地朋友在知我澧州的基础上，发自心底的惊叹、赞美之词，甚至是一种钦佩、向往之情的表露。
      这种变化的出现，其实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翻开中国历史典籍，可以发现，早在中华儒学经典《书经》的《尚书》里头，有一篇重要文章叫《禹贡》，是专门纪述大禹“披九江，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统一天下大功大德的著作。学术界公认，这是我国最早、也是最有价值的地理学著作。至迟写于战国时代，至今已有三千多年。《禹贡》中有这样一段话：“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又东至于澧。过九江，到于东陵，东迤北，会于汇，东为中江，入于海。”意思是说：大禹曾从岷山开始疏导长江，向东分开一条支流，称为沱江，又向东到达澧水，经过洞庭湖（九江），到巴陵（东陵），再向东斜伸北去，与淮河（汇）会合，向东称为中江，流进大海。这表明，早在远古时代，澧水就是先民生存、治理的地方，“澧”之名即由此载诸史册。
      更有趣的是，古代先民发现，经过大禹治理过的澧水河，看着它，波光粼粼，生动丰沛；听着它，清音荡漾，悦人耳目；喝它一口，是甜滋滋香醇醇的，有如奶酪。于是，最初造字组词的先圣，便依据澧水河的这三大特点，赋于“澧”字另三类满含褒美的组词，以表达对澧水的喜爱。在方块文字历史中，算是不可多得的一个美谈。比如，汉朝的刘向在《九叹•离世》中，写下“波澧澧而扬浇兮，顺长濑之浊流”的句子，他是以“波”连“澧”，用“澧澧”二字写波声之优美，作像声词。同为汉朝人的应邵，在其《风俗通•声音•瑟》中，却写下“暴风及至，大雨澧沛，裂帷幕，破俎豆，堕廊瓦”之句。他这是把“澧”字与“沛”字相联，状写迅速、充沛和强力，作形容词。更有人干脆把澧水之“澧”与醴酒(甜酒) 之“醴”等同作同义词，以表示甘醇、甜美之意。1990年版的《汉语大词典》说：“澧泉，在史书上表示甜美的泉水”；“澧源，则为甜泉之源”。并举汉王充的《论衡•自纪》中“是则澧泉有故源，而嘉禾有旧根也”；唐孟郊诗“忽见垂书迹，还惊涌澧源”为证。可以说，“澧”这个字，因为澧水自身的富有与甜美，引得圣贤们的喜爱和喜用，而且用出了无穷的新意。因此，这样一个“澧”字，当然不能算作生僻字。
      如果继续追溯，还可发现，“澧水”作为一条河流之名的出现，至少在5000年以前。因为，被当今许多中外学者认定成书于春秋时代、自汉以来一直号称为“中华第一奇书”的《山海经》里，就有对于澧水的许多很有意思的记载。比如说，该书一条记载指出：“葛山之首，无草木，澧水出焉，东注于泽。其中多蟞鱼，其状为肺而有四目、六足、有珠，其味酸甘，食之无疠。”《吕氏春秋》为之注释说：“澧水之鱼，名曰朱蟞，六足，有珠，鱼之美也。”《山海经图赞》中亦说："澧水之鳞，状如浮肺，体兼之才，以货贾害。"《山海经》另一条记载又说：“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于江渊。澧、沅之风，交潇、湘之渊。”晋朝郭璞注指：这是记述屈原《离骚》、《九歌》中湘夫人的故事，是“言二女游戏江之渊府，则能鼓三江，令风波之气，共相交通，言其灵响之意也”。由此可以证明：远古时代的澧水河，是中华大地上一条著名的河流。早在秦、汉时代的历史典籍，就对这条河流的状况作了多种记载。比如《汉书•地理志》说：“历山，澧水所出，东至下隽入沅，过郡二，行一千二百里。”说明汉代的澧水河，自发源地流来，浩浩荡荡一千二百里，到古下隽（今岳阳）附近方注入洞庭湖，要比现在的河段长了至少400余里，而澧县，就是这条中华古籍中神秘河流下游的一片沃土。

  2、了解沿革演变，分清“三澧”内涵差别

      现在，有人回答澧县县名提问时，往往喜欢说：今澧县古称澧州，也曾叫澧阳县。这一回答，简单明了、基本正确。但严格说来，却不太科学、也不算完整。问题在于这个答，虽说出了澧县、澧州、澧阳这三个行政区划之名的内在联系，却没有道出三者之间的明显区别。所以如果是加分抢答题，则不能给满分。准确点的说法，按史志书面语言说法，应当是“今澧县为古澧州本州地，历史上曾设置为澧阳县”。按民众口头说法，可讲“今澧县为古澧州州本部，俗称小澧州，历史上也曾叫过澧阳县”。
      这里值得提醒的是“澧州本州”一词。在正史和方志文献中，比如《直隶澧州志》、《光绪湖南通志》等书中，“澧州本州”是一个特指今天的澧县、临澧、津市整块地域的专有名词。上面的说法，如果就现在的澧县行政区划而言，实际上得不到满分。因为这里面有一个澧县既不等同于澧阳县，又不能完全用澧州来代替。要说清这一点，不妨先看看澧水流域行政区划的历史沿革。
     澧县之名，是1913年9月，中华民国废州改县时，由澧州本州、也就是俗称的小澧州改名为澧县的。澧县作为县级行政区划的名称使用，刚刚过一百岁多几个月。但是澧州立州，是在西魏恭帝二年，也就是公元555年，已经有1449年的历史。澧阳县的建制设置，最早在晋武帝太康元年，即公元280年，比澧州立州早275年。这表明，澧县这块地方成建制设县的历史，已满1734年。不过这个澧阳县，其地域包括今天慈利县大部、石门、临澧、澧县、津市的全部和安乡西部、公安县南部的一部分。这个澧阳县的县治，在天门即今天的石门县境内。到隋文帝开皇九年（589），也就是澧阳县设立了309年、澧州立州34年后，澧州改名松州，寻复名澧州；同时又将此时的澧阳县，析置为澧阳、石门两个县。石门县治留在原地，澧州州治和澧阳县治，则由天门（今石门）搬迁落户到澧阳城，即今澧县县城地方。到了明洪武九年（1376），即澧州治和澧阳县治落户澧阳城687年后，朱元璋革澧阳县入澧州州治，形成澧县的直接前身——澧州本州，同时注销终止使用了1116年之久的澧阳县县名。因此，要说清澧县的沿革，第一要记住晋武帝太康元年（280），是澧县的第一个前身澧阳县的始建之年，是澧县县史的开端；第二要记住西魏恭帝二年（555），是澧州立州的年份；第三要记住隋文帝开皇九年（589），这是今天的澧县城（澧阳城），成为整个澧水流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城的起始年份，第四要记住洪武九年（1376），这是澧县的直接前身——澧州本州的起始年份。
记住了这四个年份，就会很容易分清楚澧州与澧州本州，也就是所谓大澧州与州本部或小澧州的区别。
      澧州，作为中国历史上的行政区划名称，从其诞生，到1913年废州改县止，长达1358年，一直是整个澧水流域地区，即今天的澧县、安乡、石门、临澧、津市、慈利、永定、桑植、武陵源，外加湖北鹤峰等十个县、市、区统一政区的名称，在国家的三级政权区划即州、郡、县或道、州（府）、县中，属第二级行政区划。尽管历朝历代对这一政区名称，有过或澧州、澧州府、澧州路，或澧阳郡、澧阳军州、直隶澧州等称谓的变化，但一个澧水的澧字总是不变。澧州的上级领导、也就是其上隶属机关，有或荆州刺史部、上荆南道；或武陵郡、常德府；或岳州府、岳常澧道的变化。但澧水流域诸县（卫所）邑，总是与澧州成建制一并归属，所辖诸州、县从来不弃不离。下辖的县邑（卫所）个数，虽有三、四、五、六、七的变化，但置于澧州州级区划管辖下的澧水两岸总疆域大小基本未变。这就是历史地理学家们所称的澧州政区历史上的“三变三不变”。
      澧州本州（州本部），从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始，到明洪武九年（1376）前止，其州治设澧阳县为澧州首县，澧阳城为澧州首府。洪武九年（1376）后，澧阳县被并入澧州州治，从此方志史籍失去澧阳县名称，代之以澧州本州或州本部称之，等于是一次机构精简合并，或节约行政成本的改革。“本州”的辖区，到清雍正十三年（1735）时，计有459年，与隋开皇九年（589）设置的澧阳县基本无区别。清雍正八至十三年（1730——1735）期间，澧州因升为直隶州，裁并九、永二卫新设安福县，又割慈利、安福地之近永定卫城者为永定县，故从本州（州本部）辖区割所属几个都（乡）、里（村）建安福、永定二县，使本州区域稍有增减。但“本州”的性质、职责并无变化。历史地理学家们称此为：清尊明制，澧州所辖县邑个数有增加、“本州”区域有调整，但直到中华民国二年（1913）的178年间，作为澧县直接前身的澧州“本州”和整个澧州区划，处于稳定发展期。
       从上面所说可以看出：澧县作为一个县级行政区划区，其建县历史，应从晋武帝太康元年（280）算起，到今年（2014）已达1734年；使用过的正式名称，有澧阳县、澧州本州、澧县三个。澧县的沿革演变，关键是要记住几个历史节点：立县，晋武帝太康元年（280）；立州，西魏恭帝二年（555）；筑城，即澧阳城作为州、县两级政区的治所、首府，为隋文帝开皇九年（589）。也就是说整个澧水流域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之城出现的起始时间是开皇九年。需要重复一提的是，“澧阳城”这个澧水流域的中心之城，从历史文献上看，也曾有三个通用名称，即澧阳城、澧州城、兰城。区别在于：明洪武九年（1376）前，历史文献多载为澧阳城；澧阳县并入澧州治后，一般写作澧州城；而自两晋后的文人笔下，因澧水下游段自屈原歌吟“沅有芷兮澧有兰”后，即被美称为兰江，所以澧阳城亦多以“兰城”别称之。至于澧县县城或城关镇之称，则是近百年的事。当然近百年中，还有过短暂的“澧兰镇”、“翊武镇”之称，都是为重大纪念而改的。

      3、九澧重镇与区域中心城市

      中国历史上的澧州行政区划，指湖南四水之一的澧水流域整个区域，即前面提到的跨今天常德、张家界两市的澧水两岸九个县市区，外加湖北的鹤峰县。它东界洞庭，西通巫峡，南襟沅湘，北拥荆襄。从地理位置上讲，此区域处于中国南北交汇的中心，是中原文化南拓的前沿阵地，也是南蛮开化北进的桥头堡；是东部发达地区和西部潜力开发地区的结合部、缓冲带，也是东西部省际非平衡前行的观察区与实验区；还是中国大江以南纵横交通的重要孔道。当然，更是三湘入江出海的第二个北大门。在这个广袤区域里，被历朝历代中央政府认真经营、重点打造的九澧重镇，毫无疑问是今天的澧县城，即历史上的澧州治、澧阳城。
      据史书记传，澧阳城离周成王封熊绎于楚国的居地丹阳（今枝江县），仅三百里之遥，离楚国国都郢城（纪南城）的距离更近。早在公元前704年，楚武王便对澧 “开濮地而有之”，并从此视澧地为楚国腹地，认真经营。到楚怀王六年（前323）时，澧水已有木船往来航行，并且在澧水的最大支流涔水河畔，筑成了一座好几代楚王最爱巡幸的“涔阳城”，以至于楚国末期的王子熊完在被质于秦国八、九年的苦难岁月中，写诗悲叹他念念不忘的“千乘之家国”时，便只以“洞庭兮木秋”、“涔阳兮衰草”来指代。有资料说，今天的澧阳城，曾一度为楚国的陪都。此说应是俱有可信性的。当今学者何剑重，在他的《楚辞拾潘》中提出：“涔阳即是古代的澧州，现在的澧县。唐代文史称澧州为涔阳者甚多，杜牧《为堂兄造求澧州启》云：‘授以涔阳，话于阊门。’求澧州而云授以涔阳，知涔阳即澧州。”而时刻忧国恋君的楚国三闾大夫屈原，被放逐江南、行吟沅澧泽畔，不断高歌“望涔阳兮极浦”，或许更可证明，古涔阳城也就是后来的古澧州城，是楚国生死存亡的战略要地。
      到了秦、汉国家和民族大统一的时代，澧阳城成为中央政府统一南方的军事基地。如今澧州城北岩子坑遗留的马伏波（马援）将军为征南蛮而铸造兵器的“铁坑”；操练和检阅驻军的护城堤“七里台”；澧州境内流传的军牧村、马公渡、马公墓、伏波祠等多处遗迹，均可使今日的怀古凭吊者闻到当时的硝烟味。而汉代的另一位名人司马相如担负远赴牂牁(zāng kē)、夜郎，安谕滇黔重任时，操琴持节过澧阳城停弦渡遗址，也可以使人记起其战略地位之重要。此后无论隋唐五代，还是元、明、清时代，中央政府无论是要剿平还是要安抚南国大地，都必须先在澧阳城集结军事的、政治的力量，再渡澧水，进湘西、据湘南、征滇黔。以澧阳城为基地的驻澧官、军欢呼凯旋之时，也就是朝廷要庆贺夷蛮南国大治的时候了！
      由于这种地位和作用，历代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便各自采取多种措施，加强澧阳城建设。首先是将澧阳城不仅建制设置为澧州州治和州级首府，而且在地方州、郡、县或道、府（州）、县三级制政权管理上，将澧州和澧州本州（县）规定为“上上”至“下下”九个等级中的“上上”级州、县，历朝未变，给予人、财、物的优惠和重点支持。比如隋代，上上州额定官员323人；上中州311人；下下州就只有156人；上上郡额定官员为146人，上中郡为141人，下下郡就只有97人。上上县额定官员99人，上中县95人，下下县仅47人。所以，相较于其它州、县，澧州和本州（澧阳县）的地位之重要，当是不言而喻的。
      其次是曾将澧州城设置成州（府）的上级管辖机关——沅（常德府）、澧（州府）二地或岳（岳州）常（常德）澧（澧州）三地的道署机关驻地：明洪武二十九年（1396），澧州改属岳州府，辖安乡、石门、慈利诸县，并与常德府、岳州府同隶于湖广布政使司分守上荆南道。而分守上荆南道道治先设岳州，从嘉靖初（1522为嘉靖元年）开始，则移驻到澧州，道署就建在澧州城西区、紧邻澧州文庙的西北地段。清康熙六年(1667)，湖南布政使司分守上荆南道改名为分巡岳常道；雍正七年(1729年)澧州升为直隶州，岳常道又更名为岳常澧道，但道治一直设驻澧州，直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分巡岳常澧道道治才移驻巴陵，澧州成为岳、常、澧三地道治治所的时间连续长达377年。有人说澧州城曾有过相似于长沙城级别的地位达三、四个世纪，完全是历史的真实，但目前不为一般人重视。
      其三是对澧州实行藩封和委派皇亲国戚及朝廷重臣坐镇。唐王朝以前，实际镇守澧州的各朝王侯多达十多个，历汉、魏、晋、南北朝近千年不断。到了唐王朝，则先是封李继高（唐高祖孙）为澧国公，后封李恽（唐宪宗子）为澧王，紧接着又先后派彭王李元则（唐高祖第十二子）、驸马杜悰为澧州刺史。而明王朝，则是把澧州作为十几代华阳王的封地，基本与整个明王朝相始终。这种潘封和委派的结果，造成了澧州城与中原的紧密联系，促进了澧州的繁荣与发展。现在，学界认为澧州方言实际为明清北方官话语系，就是最好的证明。
      上述政策、措施的推进，使澧州城数千年来的建设和发展，远远超出周边地区，得以成为雄峙长江以南、洞庭湖之西北的第一大重镇。


     4、历史辉煌与当今扬名



      前面谈到，天南地北的朋友，有过以“名扬天下”、“誉满中华”的美誉来赞扬澧县这块神奇的土地，甚至还有更甚于此的赞叹。这类颂词是否过头？对此，我们看看下面的几个事实，或许就可以明白，其实这些颂词，并不是澧州人的自吹自擂，而是源于古今名人、学者的评介。特别是近一、二十年来考古学家们的高度赞扬，真使澧州的美名传遍了海内外。
      先看看古人的赞词。
      早在唐代，大改革家、大诗人柳宗元，曾经给他的好友、唐代抵抗安史之乱的名将南霁云之子南承嗣，写过一篇《送南涪州量移澧州》的文章，他高度评价澧州之地是“自汉而南，州之美者，十七八莫若澧”的好地方。意思指唐代的澧州，已是自江汉平原南下长江，直到南国大地，百分之七、八十的州郡，都比不上澧州的美好。这个澧阳城“美冠南州”的赞词一出，不仅当时澧州誉响九州，而且代代相沿不歇。
      宋代孝宗隆兴元年(1163)进士、吏部尚书兼翰林侍讲、累官至资政殿大学士的楼钥，在其《送张子宓分教澧阳》诗中说，虽然“澧阳渺何许，远在天尽头”，但却是个“忠以申鸣著，学有车公优。外挹兰江水，下俯仙明洲。读书记群玉，採药思浮丘。况得子厚语，谓冠汉南州。见谓颇详尽，丰碑照城陬”的“上上”之州。
      元代成宗、仁宗、文宗朝官至奎章阁侍书学士、人称“元儒四家”和“元诗四家”之一的名臣虞集笔下，描写澧州有“涔阳日日水生波，翠袖黄裳晚棹过。珠树月明花婀娜，凤毛春暖锦婆娑” 的富庶、繁荣、裕美景象。这应该就是人们惊诧元代澧州，为何能产生郝希贤、忽都达儿师生二人，同登延祐五年(1318)左、右榜状元的社会原因所在。因为元王朝最高当权者采取人分四等的民族歧视政策，澧州人处于末等公民（南方汉人）地位，此前，居三等的北方汉人才产生一名状元，而郝希贤是破天荒的、也即南方汉人中唯一的一名状元。
      明代澧阳城北门，曾高悬着一块“荆南第一名州”的城门石额扁刻，它是嘉靖（1522）时担任过澧州知州的吴县（今苏州）人韩诗的手笔，数百年来向所有往来于涔阳古道上的迁客骚人、商贾，昭示着澧州的千古之盛。而清代永康人吴宗爱《舟泊兰江》诗中记述的“帆檣绕郭人音杂，灯火临江夜市明。斜月女墙寒击柝[tuò] ，秋风官渡远鸣钲”的繁忙商贸状况； 担任过澧州知州的北京丰台人何璘《九日登澧州城》诗中所发的“澧浦有兰香可佩，还资菊蕊醉江楼”的赞叹，更说明了古澧州的兴望发达的景象。
      然而，这些还只是文字记载的历史。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到现在，澧阳平原及其周边地区的一个个考古新发现，不但震惊过中国，而且紧紧吸引着世界很多学科专家学者们的眼球。中外专家学者们一方面惊叹澧阳平原地区是世界少有的一座“装满人类古文化遗址的宝库”，一方面不断发布和宣告澧州地区的历史辉煌、古澧州人民的伟大创造与贡献。请看下面的评价：
      中国知名的考古学家郭伟民等人指出：“澧水流域是湖南的一个文明摇篮，是长江中游地区最早的一个新石器时代发源和发展地区。拥有湖南乃至长江中游最早的成系列、成谱系的旧石器文化，它的历史可以回溯到50万年前。”“也就是说长江中游的文化源流如果往上追的话，都能够追到澧水流域。”“因此我们可以说，澧水流域文明是长江文明的源头之一，而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文明又孕育了中国文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澧水文化是整个中华文明的一份子，积极主动地参与了中华文明进程。”
      专家学者们进一步指出：“澧阳平原地带有很多村落，有不少的城。到目前为止已有566个重要的史前和商周时期的遗址，平均每平方公里就有0.9个，这个密度是很罕见的。绵延30多公里的九澧——八根楚墓群，更是无法一一统计，很多墓比长沙马王堆汉墓还要大。这里是湖南目前最密集、文化序列最清楚的遗址古迹群落。其中包括距今一万年前后诞生的湖南乃至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最早的一批村落，比如澧县八十垱、彭头山等等，到了6000年前，这地方又出现了中国名副其实的最早的城——澧县城头山城，城市的产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稻作农业到村落，再到城，人类从此产生了一个复杂的社会，人类文明开始加速度向前发展，国家也就在这个基础上产生。”
      中国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全三册《澧县城头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和《澧县城头山:中日合作澧阳平原环境考古与有关综合研究》的科学文献认定，城头山遗址挖掘出的文物充分反映了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社会的全像。其中，有稻谷、大米、粟子等农作物；有狗、鹿、龟等动物遗骸，有平纹纺织品、陶窖、玉器、船艄、木矛等生活用品，也有巫师、首领、战俘、贵人、平民等社会元素证据。
      考古学家们还认为：澧水“文化遗址的密集程度和社会复杂程度、生产力水平的高度都达到了史前当时社会的最高点，在距今四五千年前建起的古城里，居民的人口密度就与现在差不多了，是当时湖湘大地上最繁华与辉煌的中心，等于是今天的省会长沙，她为中国早期国家的诞生做出了她应有的贡献。”　“最重要的是，澧阳平原上发现了彭头山、八十垱、城头山、鸡叫城四大稻作遗址，世界最早的人工栽培稻、最早的水稻田、最早的稻作农业灌溉系统都在这里。这些遗址和考古成果，无论从年代还是文化谱系上都非常清晰、连续，是目前解开世界稻作起源之谜的最清晰图谱之一。”所以澧水流域的考古，改写了多个中华文明、甚至人类文明的进程史，一直是中外学界工作的重点，做了几十年了，还可以再做100年。现已有日、德、英、美等多国学者慕名来此参观访问。
       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认为，城头山已是一个“古国”之城，它与与其 它聚落比较起来，可谓鹤立鸡群，显然已经成为具有一定号召力，确曾统领一方的政治中心。城中必有市，陶鬶（guī）、陶觚（gū）和温锅的使用大多与市场相关。因此，城头山城具有商贸市场属性，这里就是屈家岭文化时期常德地区最发达的商贸市场之所在。特别是陶温锅的发现，证明在城头山已出现了酒肆。城头山的城墙守住了8万平方米范围内的聚落，带来了安全和繁荣。这里人口密集，居室密布，堆积深厚，遗物既多且好。它充分反映了城头山城中商贾云集，货物充盈的情况。
      国家文物局张柏曾如此感慨：“城头山遗址，见证了中国最早的城。古中国城头山与古埃及金字塔，具有比肩的古城文化历史，距今都有6300年。不同的是，中国城头山先民那时已围壕聚居，并开始种植水稻，而埃及法老王朝从公元前3100年起才变得确凿，遗迹只是墓室，不像城头山有完整的城。”
      城头山古文化遗址是中国南方史前大溪文化至石家河文化时期的遗址。该遗址1996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2年、1997年两次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02年，城头山古文化遗址被评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之一。2005年确定为国家“十一五”期间100处重要保护的大遗址之一。2010年国家发改委将城头山遗址重点遗迹制作成大型模型，在上海世博会展出，被誉为“中国馆第一景”，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其考古发掘成果，镌刻在北京中华世纪坛的青铜甬道上，并写进了大学和中学的历史教科书。2011年，城头山古文化遗址被正式列入国家“十二五”大遗址保护开发项目。 2013年12月23日，湖南省人民政府网站发布消息称：2013年12月18日，国家文物局官方网站下发《关于公布第二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和立项名单的通知》，澧县城头山遗址公园正式列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通知》还指出：城头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是“十二五”期间湖南省的重点文化工程之一，项目写进了2012年省委文化强省文件和省政府工作报告。此次获得立项的城头山遗址公园建设项目，规划总投资6.5亿元，占地662亩，现已启动13个子项目的建设，已累计投入3.6亿元，目前正紧锣密鼓地推进相关建设工作，预计将在2015年开园。届时经国家文物局验收后，将正式授予“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称号。这种状况说明，古澧州今澧县的知名度，毫无疑问是“誉满中华”、“名扬天下”了。

       5、澧州文化与人文精神


      我们常说，古澧州今澧县，是一个文化底蕴十分深厚的地方，它即具有突出的荆楚文化、湖湘文化精神特质，又形成了澧水文化的鲜明特色。这些当然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这里仅仅选取几个重点，标题式的讲一下，详细内容，留待有机会时作专题说明。
      （一） 屈原遗风与兰芷文化。
      近年来，很多专家学者指出，研究澧水文化，或者探讨澧州人文精神，第一个不可回避的重点就是屈原遗风与兰芷文化。因为澧水文化的滥觞源于有“骚经”之称的《楚辞》，而澧州人文精神之魂，则是以屈子的理想品质、精神追求、道德情怀、作品影响为主体的屈原文化。
      屈原（约公元前340—前278年），名平，字原，又自云名正则，字灵均。因其投湘水而死，故后人又多以“湘累”来指称。他是战国末期楚国丹阳（今湖北秭归）人，是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为杰出的政治家、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也是现代公认的中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之一。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在赫尔辛基颁布了四位世界文化名人，其中包括中国的屈原、波兰的哥白尼、法国的弗朗索瓦•拉伯雷和英国的莎士比亚。
      屈原年轻时学识渊博，“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官至“左徒”，“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曾经深受楚怀王信任。他为实现振兴楚国的大业，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使楚国一度出现了国富兵强、威震诸侯的局面。但由于在内政外交上屈原与楚国旧贵族集团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上官大夫等人对他非常嫉妒，经常在楚怀王面前讲他的坏话。于是昏庸的怀王逐渐疏远了屈原，免去他的左徒职务，改任“三闾大夫”，掌管王族昭、屈、景三姓事务，负责宗庙祭祀和贵族子弟的教育。后来又因为在国事上犯颜直谏，两次遭受放逐。屈原与澧州的关系，就是在其第二次被流放时发生的。
      屈原被流放到江南后，怀着忧国、忧君、忧民的激愤心情，运用大量楚风、楚语、楚物和楚地民歌，写出了25篇诗作，以表达其忠君爱国的理想信念。长达363句的《离骚》，是其中最重要的作品，是我国古代最长的政治抒情诗，也是我国浪漫主义文学创作的滥觞。后人由此称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作品为“骚体诗”。 南朝梁刘勰的《文心雕龙》，则将以《离骚》为主体的楚辞称为“骚经”， 与“诗经”并称为“风、骚”之诗。实际上，将楚辞提到与诗经并列的地位，也就是承认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是中国诗歌史上两大优良传统的源头。因此，楚辞对楚文化乃至整个中华文化的发展，都产生过特别重大的影响。
      近年来，不少研究楚文化的专家学者考证，屈原第二次放逐江南所走的具体路线，实际上是从郢都出发，乘马车到枝江，过方林，改由水路经松滋、公安、澧县、安乡、汉寿，溯沅水经德山，过桃源，抵达辰溪、溆浦后，回返沅、澧之滨，并一直于此区域内奔走呼号。最后见救国无望，才顺洞庭湖下岳阳，怒沉汨罗江。因此，屈原的“行吟泽畔”，主要是在洞庭湖畔的澧、沅之滨。因为沅水、澧水流经的地区，大多离楚国郢都不过一百公里左右。屈原虽被放黜，但他忧世爱国之心不变，所以久久徘徊在既不违反楚王规定、又离国都较近的澧水、沅水流域这一代，以便于关注国家的局势，探索救国救亡之策。他这种爱国激愤与愁绪的发泄，就成为“行吟”之作。在其《湘君》、《湘夫人》等作品中，屈原写到江、沅、澧、澧浦、涔阳、洞庭等地名，这不仅是具体的景物描写，也是他“行吟泽畔”的核心地带在澧、沅之滨的最明显的证据。
      屈原的行吟之作，根据汉代刘向、刘歆父子的校定和王逸的注本，有25篇。但郭沫若先生考证，至今流传下来的，只有23篇。其中《九歌》11篇，《九章》9篇，《离骚》、《天问》、《招魂》各1篇。而《远游》、《卜居》、《渔父》等篇章，虽有屈子风格，但有人认为不是出自屈原手笔。在屈原的全部作品中，《离骚》、《天问》、《九歌》是其代表作，可分别作为他三种类型作品的代表。《离骚》是屈原以自己的理想、遭遇、痛苦、热情以至整个生命所熔铸而成的宏伟诗篇，其中闪耀着鲜明的个性光辉，是屈原创作的重点。《天问》是屈原根据神话、传说材料创作，着重表现作者学术造诣及历史观与自然观的诗篇。《九歌》是楚国祀神乐曲，经屈原加工、润色而成，在人物感情的抒发和环境气氛的描述上，充满浓厚的生活气息。然而是代人或代神表述，并非作者自我抒情，它更多地显示了南楚文学传统的痕迹。《离骚》和《九歌》，构成了屈原作品的基本风格。
      屈原的作品，是他坚持“美政”理想，与腐朽的楚国贵族集团进行斗争的实录。他在作品中着力描写了大量的香草美木，比如秋兰、兰芷、杜衡、蕙、荃、荪、杜若、荇荷等香草；申椒、菌桂、薜荔、辛夷、葛等美木。有人统计，此类植物描写多达104种。屈原借这些香草美木来寄寓理想，抒发情怀，将鲜花、香草比喻品行高洁的君子；拿臭物、萧艾比喻奸佞、变节的小人；以佩带香草象征诗人的品德修养。这种“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使现实中的忠奸、美丑、善恶形成鲜明对照，产生了言简意赅、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
      屈原的“香草美人”比兴诗句，流传非常广泛。而“香草美人”最集中、最典型、最稳固的形象，当数“澧兰沅芷”。楚辞中“杂申椒与菌桂兮，岂惟纫夫蕙茝”（《离骚》）、“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离骚》）、“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九歌•湘夫人》）、“沅有芷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九歌•湘夫人》）等名句，说明澧兰沅芷在屈原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也让千百年来的读者对其产生最深刻的印象。对“沅有芷兮澧有兰”，东汉《楚辞章句》的作者王逸注解说，此为“言沅水之中有盛茂之芷，澧水之内有芬芳之兰，异于众草”。后来的学者们亦认为，兰与芷，本指生于沅澧两岸的芳草，用以比喻高洁的人或事物，是屈原将自己的念君爱国之志，匡时济世之情，通过兰芷形象加以表达，触物以起情，索物以寄志。这就将物与我，情与景揉和一伴，融铸一炉，从而大大扩张了诗歌的境界和表现力。
      屈原之所以选择“兰”与“芷”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是因为兰为百花之英，它那飘逸俊芳、绰约多姿的叶片；高洁淡雅、神韵兼备的花朵；纯正幽远、沁人肺腑的香味，自古以来被视为高尚人格的象征，被誉为“花中君子”、“王者之香”，令人喜爱。而芷，即白芷，也叫薜芷、蕙芷。字典上解释为“香味令人止步的草”。
      屈原在其三类诗作中，都写到自已如何滋兰、佩兰、纫兰、搴兰、刈兰，对兰芷寄以无限的希望：“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枝叶之峻茂兮，愿俟时乎整吾将刈。”“联蕙芷以为佩兮，过鲍肆而失香。”又以兰芷为友，视兰芷为知音：“时暧暧其将罢兮，结幽兰而延伫。”他将兰芷作为佩物，表示自已洁身自好的情操：“扈江离与薜芷伫，纫秋兰以为佩。”甚至担心兰芷在秋风寒露中枯萎而从俗，变节而不芳：“时缤纷以变易兮，又何可以淹留？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莆化而为茅。”可见，兰芷在屈原笔下，已不是简单的比喻或触物起兴，而是一种象征，一种寄寓，一种精神与品格的追求。
      兰和芷，是湘西北沅澧流域盛产的物种。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讲求“天人合一”的中国文化传统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最近甚至有学者指出，没有屈原在澧沅之滨十多年的行吟生活，或许就不会有楚辞的出现，屈原也许就不会成为文化名人，更不会成为后来的世界文化名人。并由此推断，研究屈原的重点地区，不是在他的出生之地秭归，也不是在他的殉国之地汨罗，而是在他反复吟唱兰芷馨香的澧沅之滨。鉴于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望涔阳兮极浦，横大江兮扬灵”的彭山以及周边芳草葳蕤的澧水洲渚，应该成为屈原研究的一个重点所在。而致力于重现当日“兰芷馨香”之盛景，并将兰的高洁融入澧州人文精神，则应是今天澧州人的责任。      


      (二)文庙兴盛与孔子崇拜
      研究澧水文化和澧州人文精神最重要的实物载体，莫过于澧州文庙和澧州文庙所炫示的澧州人的孔子崇拜情结。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孔子为春秋末期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政治家，儒家思想的创始人，集华夏上古文化之大成，在世时已被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是当时社会上的最博学者之一，被后世统治者尊为孔圣人、至圣、 至圣先师、万世师表，是“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孔子的儒家思想对中国和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地区有深远的影响。1999年10月9日，召开过国际纪念孔子诞辰2550周年大会。自2004年11月全球首家孔子学院在韩国成立以来，截至目前，全球已有100多个国家，建有近1000所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成为传播中国文化和推广汉语教学的全球品牌和平台。
      宋、元、明、清时代的澧州儒学，即澧州路、府、州的州级学校，是圣庙和学校合一的官方机构圣庙，即孔庙，也叫文庙，奉祀儒学创始人孔子；旁设学宫(学校)。后来，人们即将以孔庙为中心的儒学建筑群统称文庙或学宫。故“文庙”或“学宫”，实际上是指招纳生员(秀才)，“习道术经”的官办学校，即“儒学”。 儒学设教授、学正、教谕及训导等不同级别的学官，掌教诲所属生员，亦统管辖区的其它学校教育和民众教化。
      宋代的澧州，在全国三级地方行政区划中，为澧阳军州，隶属于荆湖北路。州学按《直隶澧州志》《学校志》载，仅“宋建学城南一里许”八个字。不过，考其它史料可知，宋代于澧州城南一里许所建之学，就是今天仍存在的澧州文庙。它建造的具体年代为北宋乾德三（965）年。也就是赵匡胤得天下的第五年。这与“宋兴盖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学始克大立”的正史记载比，澧州应属宋代文教最早兴盛的地区。而且正是在宋仁宗庆历（1041-1048）年间开始的三次著名兴学运动之前八十四年。
      今天，令澧州教育史研究者感兴趣还有一条：北宋乾德三（965）年兴修的澧州官学即澧州文庙，经过220年后，得到了南宋理学大师朱熹的关注，从此屡代修葺不替，以至于延至今天，成为澧州人的一个重教传统。
      南宋淳熙十（1183）年深秋，“知南康军”秩满后的朱熹，以“提举台州崇道观”虚衔身份游历鄂州后，应时知澧州刚刚二年、亦是朱熹白鹿洞书院得意门生的曹彦约盛情邀请，来游澧州。朱熹凭吊了心仪已久的两位已故先贤苏庠、范浚在澧州的寓居、讲学之地，探视了澧州同年李用之等老朋友之后，即把此行最主要的活动放在澧州溪东书院的讲学、与澧州官绅士民讨论办学校、复书院、造士育才等问题上。当时，每到一地，都要对新建和修复地方书院和学校乐而不疲的朱熹，特地向曹彦约提出建议。说就他所见，这荆南名郡的澧州，苏庠主讲过的文山书院已很破败，范浚在廉溪草庐创办的溪东书院实过简陋，国家育才的学宫也未成规模。你这州守何以为治？为了促使和鼓励年轻的太守曹彦约，朱熹又手书“廉节”二字以赠，并深情地说：白鹿洞的修复，我亦得益于此二字。曹彦约会意，立即将“廉节”二字镌刻成石碑，并表示将要复兴书院，复修文庙（官学学宫），以迎接恩师再来澧州讲学。
      曹彦约的表态也是负责任的。在朱熹“廉节”碑刻的激励下，曹彦约和他的澧州同僚及数届后继者，带头“捐俸”，精心谋划，促成九澧官绅士庶，形成了自觉出钱出力办教育的共识。以至十三年（1195）后，得以用新落成的澧州文庙，隆重迎接朱熹的第二次澧州讲学。从此，澧州文庙巍然屹立，成为一千多年来澧州人心目中神圣的文化教育殿堂。每遇文庙被风雨剥蚀或遭天灾人祸之毁，澧州人总是要勒紧裤带，省吃俭用，捐纳钱物，修复如新。
      此后澧州文庙的数十次维修、翻建、扩展史，实际上已成为澧州人兴学重教的人心工程，形成了官民共举教育的传统。元朝元贞元（1295）年，澧州文庙遭回禄之灾，学正张子仁等，劝“郡士在籍多田者”佐之，得万缗之资，重加修葺。大德三（1299）得以落成，学士姚燧有记。
      元末明初，文庙又毁于兵燹。洪武八（1375）年，知府史希贤于南门内右侧兴建大成殿及门庑，后为明伦堂，翼以三斋，名存诚、进德、育才。此后，终明一代又历经了十三次维修和不断扩建。进入清代，清顺洽六年(1649)，守道王燧于旧址重建，州人河南学政胡澥为之记。从康熙元 (1662) 年至同治四 (1865) 年，其间历203年，又先后十二次屡加修葺，形成了今天澧州文庙的基本格局。及至晚清光绪、民国，再至新中国以来的一般130多年间，先后又有五、六次的维修。到现在，巍然屹立1050年的澧州文庙，占地8000平方米，建筑面积3500平方米，是江南规制最高、保护最完美的儒教古建筑群。1955年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10年核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是澧州人心目中神圣的文化教育殿，是澧州学子真诚朝拜的地方，更是澧州儒学发展传承的历史见证和澧州学脉兴盛的象征。  
    （三）囊萤夜读与书院文化
      澧州学脉兴盛的另一个明证，是澧州书院的发展和囊萤夜读精神传统的弘扬。
      中国的书院，早已成为远去的历史。但近年来，全国和各省市广泛兴起的书院文化研究热，使学术界普遍认识到，中国的书院，实际上是中华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机构组织。书院之名，最早见于唐初民间士人读书治学之处，如唐高祖武德六（623年）年之前，唐学士李元通创建建的的陕西蓝田瀛洲书院等，比唐玄宗开元五至六年（717—718）的朝廷“丽正殿书院”和“集贤院书院”要早一百年。作为唐代官方承认具有“收徒讲书”资格即学校性质的书院，当出现在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713—756）晚期，至1901年，清光绪帝一纸诏令废除书院而改设学堂，计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古澧州书院的滥觞与发展，与全国基本同步，并具有诸多明显的特点。
      第一是早。坐落在澧州州治仙眠洲李群玉水竹居旁的文山书院，约建于唐文宗太和、开成年间（827—841），不仅是环洞庭湖地区最早的书院，也是全国现已查到的唐代五十所书院中较早的一所。这五十所书院中，有地方史志记载的四十所，有《全唐诗》具体描述的十三所，而地方史志和《全唐诗》均有记载、具有“双重证明”的仅只四所，文山书院就是这四所中的一所。
      第二是多。史载澧州州本部（辖今澧县、临澧、津市）曾有文山、车渚、溪东、文正、学殖、延光、怀德、澧阳八所州级书院和道溪、澹津、崇实、三贤、澧兰、同仁、乐善七所县级书院；州辖的永定、大庸、桑植、慈利、石门、临澧（安福）、津市、安乡各县、卫有天门、崧梁、萝洞、渔浦、秀峰、九辩、深柳等三十所县（卫、邑）级书院，合计四十五所，约占湖南全省已知五百二十多所书院名录的百分之十二。州县两级书院一起组成了大澧州的书院网络。
      第三与历史文化名人相关联。九辩、车渚、文山、文正、三贤等书院，就与宋玉、车胤、李群玉、范仲淹、李如圭等历史文化名人相关联；其他书院，一般也与当时当地的闻人名士有联系。这就为书院的教习和生员树立了育人修己的楷模。
      千百年来，古澧州历代书院确实培育了大批各类人才，为古代中国社会和经济的进步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并积淀了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今天我们发掘、研究书院文化，吸取它的精华，对于发展、繁荣教育和文化事业仍然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但是，纵观近几年的书院文化研究状况，应当说对于澧州的书院史，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探讨、整理和研究。特别是作为澧州地方历史和传统文化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人们实际上对于各书院的兴衰、成就及其人文史事方面的了解，十分有限。特别是湖南省和全国的书院史研究中，古澧州的书院和书院文化的介绍，基本上处于语焉不详甚至缺失状态，很多重要的书院文献资料，至今仍未全面收集、整理。正是在这种现状的激励促动下，经过《古澧文丛》编辑部人员长时间访寻、考查、蒐集、编撰，《古代澧州书院》一书终于和读者见面了。这是一部带有明显的地方书院文化教育研究初步成果的文集，可能合乎我们的初衷，对于了解和传承澧州地方历史与文化教育多少会起到一些抛砖引玉的推动作用，以期为整个澧水流域地区传统文化教育的创新发展，尽一份历史的责任
车胤名响于“囊萤夜读”
      车胤是澧州人的一大骄傲，其盛名1600余年来，居澧浦之首，为中华之典。今天，人们说他、赞他、论他，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中的一个不朽的话题。但这一切，不在于车胤的官做得大、做得好，而在于“车公囊萤”这一妇孺皆知、深入人心故事的魅力；在于“囊萤夜读”精神、意志的激励作用，在于“囊萤行为”对中华士子、特别是那些一时处于宭困中的学子们“苦读报国”的积极影响。
      《晋书》说，车胤从小聪明可爱。以知人著名的南平太守王胡之，于一群幼童中初见胤，即向胤父预言：“此兒当大兴卿门，可使专学。”而车胤也不负众望，从小就“恭勤不倦，博学多通”。可惜的是，由于其父虽为小吏，在祖传廉风的家治下，车家家贫，就连夜间点灯读书，也“不常得油”。遇此境况，有的人可能就消积、沉沦了，但车胤“夏月则练囊盛数十萤火以照书，以夜继日焉”。这就是说，车胤有天赋，但更有意志和毅力。即使常时无钱买油点灯，夏月里也要捕捉来几十只萤火虫，装入白练袋内，借萤光照字，夜以继日的攻书不止。正是这种处贫不馁的苦读，最终学有所成，成长为“风姿美劭，机悟敏速”， “遂显于朝廷”的栋梁之材。并与吴隐之一起，以寒素博学知名于世。胤又因知识渊博，乐观诙谐，善于赏会，而名响朝野。当时廷僚们每有盛坐而胤不在，皆云“无车公不乐”，甚至视车公在否而决定自己是否出席这类聚会。谢安这个淝水之战的征讨大都督凯旋归来，以“总统功拜太保”，宴游之日，也要等到车胤到来方肯开筵，可见其名望之重。
      车胤的这种名望，依恃的是他的真才实学。《晋书》举了三件史实：一是宁康初年，他升任中书侍郎，时孝武皇帝信奉礼义，诏令太保谢安主持“廷筵”，即朝廷的宣讲大会，讲解《孝经》。车胤担当章句剖析。他为了释疑解惑，常通宵达旦索句寻源，不详之处，上下求索，不耻下问，以至于 “胤曾语袁羊曰：‘谢公兄弟，素谙经籍，吾欲问难，然恐有烦二谢。’袁曰：‘明镜何曾疲于屡照，清流惮于惠风？”由于他准备充分，讲解精辟，而“时论荣之”。二是太元中，朝廷为培养人才，增招了一百太学生，委派车胤担任“国子博士”，负责教育管理，充分体现了朝廷对车胤才华的倚重。三是其后年，恰逢朝廷议修郊庙明堂之事，各种意见争执不休。车胤发表了“明堂的制度难以详尽，况且音乐表达平和，礼仪表示敬意，因此内容和文采不同。声音和器具也不同，既然茅舍和大厦不能统一规格，何必死守旧的形式规制，而不顺应时代大势”的高见，得到与会者一致赞同，“时从其议”。
      由此看来，车胤的非凡才学，既不是天生得来，也不是其出身或财富引人热捧。而是以其锲而不舍的苦读，即流传千古的“囊萤夜读”故事所体现的勤勉拼搏、成功奋斗的精神所赢得的。“囊萤夜读”因此受到古代知识分子（士大夫）的极力赞扬。历代文人墨客写过大量的诗、赋、文讴歌这种精神。仅《全唐诗》中，就有李白、杜甫、白居易、元慎、王维、李商隐、高适、贯休、张固、罗隐、李申、裴铏、赵潘等50多人，直接以‘“囊萤”、“聚萤”、“车胤”、“车公”等词语用典，写了近百首诗、赋，赞美“囊萤夜读”精神。“穷巷悄然车马绝，案头干死读书萤”（ 杜甫），“一生徒羡鱼，四十犹聚萤”（ 高适）；“一听玄音下竹亭，却思窗雪与囊萤”（贯休）；“好向书生窗畔种，免教辛苦更囊萤”（李商隐）；“人心未肯抛膻蚁，弟子依前学聚萤”（裴铏），“已能探虎穷骚雅，又欲囊萤就典坟”（李平）。“江郡讴谣夸杜母，洛城欢会忆车公。”（白居易）“若道能通照，车公业肯长。”（罗隐）等诗句，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至于宋、元、明、清时代的“囊萤颂”之作，就更多了。现在若要编一本“囊萤颂选”，定会成一洋洋大观。这说明，人的成就与功业，需要这种精神的激励和鼓舞；人生理想目标的实现，也需要这种精神导航。
      正是这个原因， 唐、宋以来，“囊萤夜读”的美谈，又由一些读书种子们的推崇，写入一系列蒙学读本。如《三字经》中的“如囊萤，如映雪，家虽贫，学不辍”；《蒙求》中的“车胤聚萤 ”；《龙文鞭影》中的“车胤重劳 ”；《声律启蒙》中的“照书车胤一囊萤”；《训蒙骈句》中的 “车胤囊萤”等等。这类蒙学读物，被历代儿童喋喋唱诵不绝，在每一个华夏子孙的幼小心灵中，点燃了一束人生拼搏之火，形成了 “学海苦航，报效国家”的思想共识。它和“孙康映雪”、“匡衡凿壁”、“孙敬悬梁”、“苏秦刺股”、“ 江泌追月”等故事一起，构成了中华民族世代传承的苦读美德，为无数贫寒子弟照亮了人生旅途，也为天下学子勇攀高峰增添了无穷的力量。
      《直隶澧州志》中，引清顺治初知州汤均右的话指出：“澧之先屈、宋尚已读书博雅，又有武子允其人者，能使千年后澧人士犹称囊萤故事不衰，其光可延也。”因而，一座从晋末建成的“萤渚读书台”，到唐咸通中至乾符年间扩建的“车渚书院”，再到元大德五年的重修的“萤渚书院（学殖书院）”，最后至明中叶恢复的“车渚书院”、清初改建的“延光书院”和清末由车胤祠、思王庙合成的“彭山学堂”的不断更替，表明了澧浦子孙延续“囊萤之光”，坚持用“苦读报国”的传统教化文明的历史事实。正是有了这种教化，才有了澧浦地灵人杰之美。特别是清乾隆年间官至剑州知州的胡风羽在《范文正公读书台赋》中写道：“乃有名贤托迹，爱其清旷；筑室闭关，染丹濡黄。篝午夜之灯火，使武子之萤囊，倾群言之糟粕，啜六经之芬芳。”他这是指明：是车武子“囊萤夜读”的精神，使范仲淹这位二岁而孤、流落安乡和澧州，而处于“断齑划粥”困境的学子，得以苦读成才，最终成为有功于国家和人民，并以正确解决了“先忧后乐”观 而享誉古今中外的大宋名臣的。因此,“长忆车武子……发愤夜囊萤”（清黄云梅《石墨山》诗），早已是澧浦乃至整个华夏子孙心中不败的情结！每当农历八月初八，大江南北的学童们，以聚萤赛灯这一 “萤火节”习俗世代相传，就是这个情结的生动体现。而“儒生骨朽名犹在，高冢相望已乱真，只认夜深萤聚处，便应冢下读书人”的诗句，当是人们对于车胤苦读精神美好赞扬。
    （四）龙潭公案与佛教传承
      澧州佛教文化的兴盛传承中，以龙潭公案和澧州佛坛高僧们的贡献，至今影响着现代人们的社会生活。
      澧州龙潭寺，一直是唐以来的佛坛名寺。至迟建于唐永淳二年（683）前。因为唐玄装西天取经回国46年后的44名西行求法唐僧中，三名澧州“唐僧”曾哲、灵运、大津的出身修炼地就在龙潭寺。而大津在唐永淳二年（683）泛海西游十年，于天授三年（692）从室利弗逝国（今印尼苏门答腊岛），受义净大师委派，带着义净西游十年译出的十卷真经和二部纪传新著《南海寄归内法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等书回长安，呈送给了大唐新皇武则天，至澧州龙潭寺声誉鹊起。后即为唐代天皇道悟 (748~807年) 、龙潭崇信（约770—840）、德山宣鉴(782—865)三大禅师的道场；又是唐尚书李翱（774--836）谪迁澧州，访禅问道的地方。因此，佛界历来视其为云门宗、法眼宗佛禅的祖庭，至今名响国内外。三大禅师在澧州龙潭寺创立的佛教思想，遗留的公案、偈语，故事、语录等，不仅为当今世界佛禅史高度重视，且已成为全球现代社会人们的重要精神智慧营养之一。韩国作家崔仁浩2003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商道》，对“龙潭和尚”点化周金刚，修炼成威力无比的“德山棒”的禅道功德、及其在当今社会生活中的启示作用，作了很大篇幅的介绍，引起了关注商业社会发展趋势的世界华人的广泛兴趣；2005年高考，浙江考区的高考作文题，是以所谓“一枝一叶一世界”为话题，自拟标题写一篇八百字的文章。后来公布的答案提示指明：此题的玄机，深藏在禅宗史上一段著名公案——龙潭崇信与天皇道悟对待烧饼问题的参究上，即“一与十”公案，简称“龙潭公案”，类似于 “一叶一菩提”的话题。阅卷的专家、教授们指出，“如以澧州龙潭公案去理解这个题旨，一枝一叶至少可以窥探到的是你我的世界、心物的世界、有无的世界，甚至是整个宇宙本身。”另外，龙潭寺还是唐北海太守李邕贬为澧州司马后，隐居以为各寺院手书碑刻为事的地方。因此，至清中叶，寺内还收藏有《北海碑》、《澧阳帖》（宋澧州古碑拓本刻）、《右军书》（澧州旧存王羲之书刻）、《道人龙》（一瓢道人即画龙道人所绘的墨龙）等碑刻组成的碑林及“石女儿”、“石羊驹”等远古石雕。唐以降的历代名家题咏；明华阳王铸造的大小两口精美铜钟；加上它临市邑而靠原野、占近风水地利的古建筑群，即被历朝历代视为澧州外八景之首。《直隶澧州志》描述的“值晓风残月，梦回酒醒，钟韵悠扬清澈，足以惕昏振聩”的古典丛林之美，实能诱人生以不游之憾。
      可惜的是，这样一座具有1200多年历史的的佛坛祖庭、一处构成“龙寺晓钟”之美的澧州传统文化名胜，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以至当今澧州的普通民众，已说不清道不明龙潭寺遗址究竟位在何处。但近几年来，不仅澧州人在念想龙潭寺；社会各界的精英，亦期望能到澧州龙潭寺寻找人生正道与真谛，挖掘玄机哲理与学问。甚至一批中国和外国的文化、教育、宗教、商贸等界的专家、学者、企业家们，已经采取多种不同的方式，掀起了一股重新认识、科学解读澧州龙潭寺的热潮。更有一批批港澳、东南亚，特别是韩、日等国佛教界的友人，不断的来到沅、澧流域，登德山、谒药山，拜夹山、寻钦山，却总难圆他们要顶礼膜拜最早的禅宗祖庭龙潭寺的心愿。
      古澧佛教，历史悠久，规模宏大。佛教正式传入中国仅240年左右，即西晋永嘉元年（307），澧水南岸建成沅澧流域第一个佛教道场——石墨寺，到唐代，澧浦有影响的佛寺达20多座。像龙潭寺、钦山寺、元和宫、梦溪寺、嘉山寺、药山寺、大德寺、古大同寺等，不仅是僧侣游方的圣坛道场，也是文人居士热访的胜地。唐李翱澧州龙（潭）、药（山）问道，成佳话千古盛传；宋、元、明时代，九澧被视为南国少数几个佛光普照的福地；到清末，澧州佛教寺观，载入《直隶澧州志》的名录，仅州本部（今澧津地区）就有近百座，对古澧社会的安宁，民众公德的修养，文风民风的陶冶，都曾起过积极的历史作用。
      中华佛禅史上，澧州修炼造就的高僧大德，在佛学禅理、思想智慧和人生哲学等多方面的建树与贡献，深受古今中外信众的崇奉：龙潭崇信的“顿悟”、德山宣鉴的“棒喝”、药山惟俨的“法雷”、钦山文邃的“灵光”、西游大津的“经献”、乃至天皇道悟的“ 天皇竹”、玉溪和尚的“不朽肉身”等等，不仅在佛学经典中地位煊赫，即使在当代社会生活中，也仍然是人们重要的精神智慧营养，具有特别的思想魅力和学术启迪作用。比如：韩国作家崔仁浩2003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商道》，对 “龙潭和尚”点化周金刚，修炼成威力无比的“德山棒”的禅道功德，作了很大篇幅介绍，认为澧州龙潭公案蕴藏着“参悟商业最高境界的诣趣诣旨”。 2005年浙江考区的高考作文题，是一道“请以‘一枝一叶一世界’为话题，自拟标题写一篇八百字的文章。”当时考场上，不少考生想破头皮，却难流畅走笔。下场后，找到答卷提示，才恍然大悟。原来此题的禅机，深藏在龙潭崇信与天皇道悟对“烧饼问题”的参究这个“一与十”的公案上。阅卷的学者教授们指出，“如以澧州龙潭公案去理解这个题旨，一枝一叶至少可以窥探到的是你我的世界、心物的世界、有无的世界，甚至是整个宇宙本身。”最近，有研究者又指出：仅澧州佛教史上数百首佛禅诗偈，都可说是一座开发不尽的地方历史文化宝藏。而当今东亚、东南亚不少国家地区的佛门僧士，常常成群结队，不远万里，来到澧县，朝拜名山名寺，寻找佛门弟子心中不变的禅宗祖庭。由此证明，澧州佛教曾有的成就，不仅是今日澧县民众的骄傲，更是整个人类社会的一种宝贵精神财富。
      改革开放以来，常德市首批批准开放的佛教寺观，以澧陽城为中心、约30公里为半径的区域内，就复建、重建了17座之多。当地政府或有识之士，拿出不菲资金修复禅场，开展佛事活动。到目前，全县登记备案的合法宗教场所已有52处；教职僧士达41名；礼佛信众发展到------人。根据国家宪法和宗教政策及广大僧士信众的禅缘期求，澧县宗教局积极支持和帮助筹建澧县佛教协会，拟于2013年6月22日召开成立大会，选举产生澧县佛教协会领导班子，组织僧士信众循法有序、科学正规地开展佛事活动。
      澧县佛教协会的筹建过程，引起了僧俗各界民众的关心关注。人们相信，澧县佛教协会的建立，将会更好的薪传礼佛渡人、普施教化的佛教传统，为中华文明与和谐社会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五）澧州八贤与名人效应（1）
     澧州人偶像中最早也最多的，是忠臣，当然有些忠臣也是贤官。史称“屈原以忠见斥，隐沅、澧之乡”，而“披发行吟泽畔”，“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澧州人最早祭拜的偶像是屈原。早在汉代，澧水之滨的白沙洲（今蜚云塔附近）就建有“三闾大夫祠”，并于每年春、秋仲月两次致祭。至清代乾隆年间，仍然是“三闾大夫祠，春、秋二仲，搭棚江干，设位以祭”（《澧州志林》）。明代嘉靖甲午年（1534）兴建的忠清祠内，单设有“独醒堂”，“祀楚三闾大夫屈原，以宋玉配”（《澧纪》）。清代嘉庆己卯年（1819），澧州州守安佩莲又在蜚云塔东侧建“三贤祠”，供奉屈原、车胤、范仲淹（《直隶澧州志》）。“三贤”这个地名由此流传至今。
     然而最能集中反映澧州人心灵归属的，还是宋代人兴建的“澧州群贤堂”。若干年前，笔者有幸从《永乐大典方志辑佚》中阅读到一篇史料《澧州群贤堂记》，从中得知“澧州群贤堂”之端倪。
     《澧州群贤堂记》的作者，名叫刘子澄，祖籍江西吉安，出生于武陵桃源，为南宋嘉定四年（1211）的进士，初涉官场时担任“澧阳尉”（相当于今县武装部长）。《直隶澧州志》收录他的诗二首、文二篇，但《澧州群贤堂记》不在其列。
      文中记载，公元1212年左右，浙江宁波人、新任澧州州守林岳上任伊始，即倡议修建祠堂，供奉澧州先贤。通过遍搜正史和方志，认为有八位先贤值得进入祠堂享受供奉祭祀。这八人依次是：楚国丞相申鸣、楚国三闾大夫屈原、东晋吏部尚书车胤、东晋宜都内史周级和其侄子周该、晚唐著名诗人李群玉、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南宋著名诗人苏庠。这其中，申鸣、车胤、周级、周该、李群玉五人皆“澧产也，祠之宜”；而供奉屈原是因其“尝游澧作《九歌》”，供奉范仲淹是因“我朝文正范公仲淹，尝读书安乡”，供奉苏庠是因其为“寓澧者也”。八位先贤的人选确定后，“乃濒龙潭，筑室绘像，而识名氏，命澧尉刘子澄董役焉。既成，复俾为记，子澄不敢辞也。”
      刘子澄在《记》中简述了八位先贤的事迹。他认为，“澧贤八”可分为三种类型：其一为“殉忠”者。“申公（申鸣）相楚，诛白胜，以父死贼，故自杀；灵均（屈原）不忍去宗国，尸谏而后已；尚书（车胤）忤会稽王公子被害；该（周该）奉叔父命，约譙王举义，见杀于道，将内史（周级）僅免，然抱志以没”。所以这五人均列为“殉忠”者。其二为“肥遁”者。“李（李群玉）、苏（苏庠）二公，则又诗人，云不愿仕，或仕辄弃去”。他们是孔子所谓“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卷而怀之”的智者，系品行高洁之士。其三为“志斯世者”。在八贤中，这类人唯有范仲淹。在作者看来，范公是忧国忧民、殚精奉献、功勋卓著的士大夫楷模。作者认为，八贤的精神价值尤其值得澧州人传承与弘扬。他们或“舍生取义”，或“出身许国”，或“独善其身”、“芥视轩冕”、“类蝉脱于溷浊”，都是“得全其天者”，也就是其精神品质会与天地长存。
      为让人们永远祭奠澧州八贤，刘子澄还给每人写了一首祭词，“作歌以备迎送”。今天读这些祭词，不仅可以看出宋代人对于澧州八贤的尊崇之忱，也可以让人进一步了解八贤精神品质的力量所在。其歌曰：
           主辱兮忘家，国安兮亲宁。
           奈何有躯兮而焉自形，宁陨绝兮无生。
           望苍穹兮痛彻，君精诚兮为列星。


           蕙肴兮椒浆，历芳兮荐君堂。
           君不来兮予愁，渺贝宫兮谁留？
           高丘之人兮，为君够婷姤。


           聊澧浦兮逍遥，熠耀兮高明。
           读经兮漱芳，仕不辰兮经以不信。
           蹇道直兮难行。
           人心险兮剑戟，公归来兮故乡。


           阴凝阳兮血塗野，臣力微兮肝胆怒。
           睨堦庭兮激诸子，往间道兮戴盟主。
           陈志诚兮冠期举，事危就兮天弗假。
           天高兮苍苍，君奈何兮归来双。


          兰之江兮有洲，环渚兮兰幽。
          胡独微台阁，留不归兮焉求？
          詠歌兮卒岁，名与兮江流。


           酌水兮澧清，酹月兮洞庭。
           公读书兮湖上堂，波涛兮胸中甲兵。
          浩然兮长在，烟水兮茫茫。


           鹤书贲兮林丘，假截经兮予羞。
          曳杖兮长歌，清风宾兮明月友。
          云山兮未改，羌何日兮公游？


      八个人，七首祭歌，依次唱祭申鸣、屈原、车胤、周该与周级、李群玉、范仲淹、苏庠。他们不仅是宋代人崇拜的澧州八贤，也是今天澧州人的骄傲，是澧州传统精神的典型代表，是澧水文化精髓的集中体现。      为了便于读者诸君理解，在此还要用今天的语言对澧州八贤分别作一点介绍。望勿嫌赘繁。
      申鸣，是春秋末期澧州人（当时尚未建澧州，为说话方便姑且这么称呼，以下同），是楚国有名的贤士、孝子。楚王请他当宰相，他不去，为了在家孝敬父亲。他父亲说：你去吧，既能享受国家的俸禄，又能伸张正义于朝廷，这样你快乐我也高兴。他就去了。三年后，白公胜叛乱，诛杀了朝廷两位大臣，申鸣决定领兵平叛，并很快包围了叛军。白公胜想，申鸣是天下有名的勇士，硬斗是不行的。但他也是天下有名的孝子，我只有绑架他的父亲来要挟他。于是，叛军绑架了申鸣的父亲，对申鸣说：你放过我，我和你平分楚国；你不放过我，我就马上杀了你父亲！申鸣在阵前大哭，边哭边说：过去我是父亲的孝子，今天我是国家的忠臣！我听说，食其食者死其事，受其禄者毕其能！今天我已经不是父亲的孝子了，我还不能成为国家的忠臣吗？立即下令击鼓进攻，大败叛军，自己的父亲也遇害。胜利后，楚王奖赏申鸣一百金。申鸣说：食君之禄，避君之难，不是忠臣；定君之国，杀臣之父，不是孝子。名不可两立，行不可两全。假如我还活在世上，有什么面目立于天下！于是就自杀了。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讨贼酬忠，杀身全孝”的故事。申鸣死后，楚王将他葬在其家乡，即今天临澧合口镇境内，将此地封给他的子孙世代为士，并筑了一座申鸣城（今新安镇古城村）。申鸣对澧州人文精神的影响，几千年来从未断绝。清末民初，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还曾编印过一本图书《忠孝两全的申鸣》，其中《申鸣歌》写道：“事处两难权轻重，为国忘家岂无情。热血激动英雄泪，千秋万代仰国魂。”
      屈原，前面已经介绍得比较多，不用赘述。实际上，屈原在澧州的影响，比申鸣更大。只不过因为申鸣是本地人，其精神也的确可嘉，所以“澧州群贤堂”将申鸣排第一，屈原屈居第二。
      车胤，东晋澧州人，出生在今津市新洲镇车渚村，官至吏部尚书。今天人们认识车胤，主要从《三字经》中的“如囊萤，如映雪；家虽贫，学不辍”，也就是他以“寒素博学”而知名。实际上，车胤值得称道的决非仅仅这一点。历史上的车胤，除了“寒素博学”，还以“为人公正，不畏强权”而著称，死后被追谥为忠烈王。不仅如此，车胤在当时，更多的是以人格魅力彰显于世。他学识渊博，处事公正，语言幽默，亲和力强，当时达官贵人称“宴无车公不乐”，宰相谢安摆庆功宴，也必须等车胤到了才开席。朝廷讨论修建“明堂”，久议不决，最后由车胤一席话定案。左仆射王国宝准备叛乱，意欲“杀掉车胤，除去众人之望”，但车胤来后王国宝不仅不敢杀他，反而向他讨教计谋。隆安四年（400），67岁的车胤被提升为吏部尚书。当时，晋安帝司马德宗愚笨，朝政由会稽王司马道子和其儿子司马元显把持。年纪轻轻但已官至尚书令的司马元显骄矜放荡，疯狂敛财，富过帝室。出于吏部尚书的职守，车胤建议司马道子要对他有所遏制。不料事情泄露，元显逼令车胤自杀。车胤临死前大怒：“吾岂惧死哉？吾求一死以露权奸耳！”死后举国哀悼。
      周该和周级，也是东晋时期澧州人，但比车胤要早八十年左右。这两人为叔侄，周级是长辈，东晋初年任宜都内史（即太守）。《直隶澧州志》、《慈利县志》对二人均有传，称周级“讨王敦有功”、“祀忠义祠”；称周该“谥‘忠烈’，祀忠义祠”。《晋书•列传•忠义传》则对周该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其中也讲到周级：
      周该，天门人也。性果烈，以义勇称。虽不好学，而率由名教。叔父级为宜都内史，亦忠节士也。闻谯王承立义湘州，甘卓又不同王敦之举，而书檄不至，级谓该曰:“吾尝疾王敦挟陵上之心，今称兵构逆，有危社稷之势。谯王宗室之望，据方州之重，建旗誓众，图袭武昌。甘安南少著勇名，士马器械当今为盛，闻与谯王克期举义，此乃烈士急病之秋，吾致死之时也，汝其成吾之志，申款于谯王乎?”该欣然奉命，潜至湘州，与承相见，口陈至诚。承大悦。会王敦遣其将魏乂围承甚急，该乃与湘州从事周崎间出反命，俱为乂所见，考之至死，竟不言其故，级由是获免王敦之难。
      这里的“天门”，即今天的石门、慈利一带。公元322年，东晋王朝发生了“王敦之乱”。谯王、湘州刺史司马承准备举义进攻王敦，宜都太守周级认为这是忠臣应当为国家效命的危急时刻，意欲联合梁州刺史甘卓一同响应。当时信息不通，周级就派其侄子周该前往长沙与司马承联系。周该到长沙后，王敦的大将魏乂猛烈进攻司马承，情况危急。周该于是和湘州从事周崎一道出城搬救兵，结果被魏乂部下抓住，遭严刑拷问致死，始终不肯说出自己的来历。澧州人纪念周该、周级，除了他们的忠直、刚烈和杀身成仁的气节，还有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强烈担当精神。
      李群玉，是澧州历史上的大才子，晚唐著名诗人。明代《澧纪》对他有不同凡响的大篇幅记载，从中可见其才华、际遇与名声。现全文抄录于下：
      李群玉：字文山，澧州人。无仕宦意。杜牧之游澧，劝之应举，一上而止。大中甲戌，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裴休，以诗论荐。群玉至京师，上书曰：
      臣宗绪凋沦，丘壑贱品。幽沉江介，分托渔樵。伏遇运属升平，率土欢泰。沐雨露膏育之化，在薰风长养之中。愿同率舞之诚，远逐越裳之贡。顷以鼓腹熏华之代，怡情林阜之隈，涵泳皇风。殆忘仕进，以至年逾不惑，疴恙暴侵，但虑寒饿江湖之滨，与枯鱼涸鳞为伍，瞑目黄泉，虚谢文明。是以徒步负琴，远至辇下，谨捧所业歌行古体、七言今体、五言今体等合三百首，谨诣光顺门，昧死上进。伏以卿云在天，草木五色；广野之气，烛为祥烟；熙熙含生，尽跻寿域；白日亭午，物无斜阴。方今风后提衡，庶尹咸协。诸言语侍从之列，皆严徐班马之伦。凡在墨客诗人，咏歌声明文物不暇，何议讽刺兴于笔端。臣所贡前件歌诗，以居住沅湘，宗师屈宋，枫江兰浦，荡思摇情。芜纇之余，过于讽野。天文不到，徒窥星汉之高；沧海攸归，岂阻潢淤之陋。然则爨桐不爆，俄成曲突之烟；埋剑无光，永作幽泉之铁。巴濮下调，尘触天听；蝼蚁之微，伏待刑戮。
      延英殿宣口敕曰：卿所进歌诗，异常高雅，朕己遍览。今有少锦彩器物赐卿，宜领取。夏热，卿比平安好。
      于是，中书侍郎兼户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令狐绹、守尚书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崔铉状曰：群玉苦心歌篇，屏迹林壑。佳句流传于众口，芳声藉甚于一时。守道安贫，远绝名利。当文明之盛代，宜备搜罗；俾典校於瀛洲，伫光志业。臣等今日延英已面陈奏状，奉圣旨令典一文学官者，臣等商量，望授弘文馆校书郎，未审可否？
      制曰：李群玉放怀丘壑 ，吟咏性情。孤云无心，浮磬有韵。吐妍词于丽则，动清律於风骚。冥鸿不归，羽翰自逸。雾豹远迹，文采益奇。信不试而愈精，能久幽而独乐。念其求志可以言诗，用是系维，俾之刊校。可授弘文馆校书郎。
      未几，以乞假归，遂不复起。著有《文山诗集》。
      读了上面的文字，我想任何解释都是多余的了。《全唐诗》收录李群玉的诗263首，可谓字字珠玑。他以一介布衣，受到当朝前后三任宰相裴休、令狐绹、崔铉的青睐，水平不可谓不高；然而获得“弘文馆校书郎”职位三年之后，却毅然挂冠而去，继续浪迹江湖，志趣不可谓不雅。因此，现在仍有不少学者认为李群玉是荆楚文化、湖湘文化宝库中的一座“文山”，值得澧州人永远攀登与弘扬。      范仲淹，在我国早已随着一篇《岳阳楼记》而家喻户晓，其事迹就不用赘述了。需要关注的是他与澧州的关系。方志记载，范公幼年时曾随继父（安乡县令）来澧州居住并求学。近千年来，澧州人对他的祭祀纪念从未间断过。范公去世于1052年，但在1127年南宋建立之前，安乡已经建有范公祠。1195年，南宋朝廷殿中侍御史范处义持节巡视荆湖北道，与安乡知县刘愚在兴国观旁重建范文正公读书堂。前前后后，安乡的范公祠、文正读书台重修过七次，并于清乾隆十年（1745）改名为深柳书院。“澧州群贤堂”兴建于1212年左右，与范处义、刘愚重建范公读书堂时间相差不远。而且，在其后不久的1226年，又由湖右常平使者兼澧州州守、料院主事董与几主持，在州城附件兴建了范文正公溪东书院。溪东书院经过元代至元年间、明代正德年间两次重修，于明末废毁。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在原址重建为澧阳书院，后演变为澧县一中。今天澧县一中的校园内，还有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范文正公洗墨池”和范公的铜像。
      不仅如此，范仲淹的精神节操，在澧州从明代起就已经本土化。明代澧州人、户部尚书李如圭认为，范仲淹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在澧州的学习。他自己的贡献，主要是身体力行，并将澧州这些美好的东西推广到天下。李如圭在他的《重修溪东书院记》中说：
      “窃惟君子达之所施，即穷之所养。况德慧术知不出于安乐，而增益不能每由于拂乱者乎。今观公幼罹孤苦，寄泊安乡，身虽置于忧患之中，心则运于高明之表。而乃遐想澧浦，留情游息，岂无所见而然哉！意必以澧之多贤，有所取以成德也。故讨贼酬忠，杀身全孝，则自楚申鸣取之。他日安抚西夏，迎母复姓之类于此乎？胚胎矣，沅芷澧兰，思未敢言，则自楚屈原取之。他日衰绖上书，饶州谢表之类于此乎？权舆矣，囊萤照书，触忤道子，则自晋车武子取之。他日作粥断齑，语诋夷简之类不根抵于是乎？放怀丘壑，吟咏性情，则自唐李文山取之。他日茅山游赏，牡丹题咏之类不观感于斯乎？至于扩一乡之善以盖乎天下之大，循有恒之路以底乎圣贤之归，此又进为之所必至者，孰谓公所施之者大，不自所养中来耶？又不自澧而养耶？”
      如果真是如此，澧州群贤堂中供奉范仲淹，也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了。
      苏庠，是澧州群贤堂中供奉的第八位先贤。在宋代，四川有“眉县三苏”：苏洵、苏轼和苏辙；湖广有“澧州三苏”：苏坚、苏庠和苏序。两个“三苏”同时代，而且相互之间还有很深的交往。苏坚是苏庠和苏序的父亲，祖居福建泉州，后来寓居澧州，两个儿子也在澧州出生。苏坚和苏轼交往很深，北宋绍圣元年（1094）七月，他们阔别多年后不期而遇，苏轼写了一首词《归朝欢•和苏坚伯固》：
       我梦扁舟浮震泽，雪浪摇空千顷白。觉来满眼是庐山，倚天无数开青壁。此生长接淅，与君同是江南客。梦中游、觉来清赏，同作飞梭掷。
      明日西风还挂席，唱我新词泪沾臆。灵均去后楚山空，澧阳兰芷无颜色。君才如梦得，武陵更在西南极。竹枝词、莫徭新唱，谁谓古今隔。
      从中可见，苏轼对苏坚的评价和期许都是很高的。可为什么澧州群贤堂选中了苏庠而不是苏坚呢？
     笔者以为，群贤堂选中苏庠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苏庠的才学很高。他年少时，一次参加苏轼与苏坚的聚会，即兴写了一首诗《清江曲》：


属玉双飞水满塘，菰蒲深处浴鸳鸯。
白蘋满棹归来晚，秋著芦花一岸霜。
扁舟系岸依林樾，萧萧两鬓吹华发。
万事不理醉复醒，长占烟波弄明月。


      苏轼对此评价非常高，称苏庠“才比青莲”，即李白。实际上，苏庠的词比诗写得更好，《全宋词》收入其词作23首，另存目两首；今人编《九澧诗存》收录其诗词39题42首。其二，苏庠很有气节。在他的一生中，朝廷“三召而不赴”，使当时的朝野不得其解，也使后世的投机钻营者为之汗颜，更让今天的“跑官要官”者无地自容。“三召而不赴”的大致经过是：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南宋朝廷召苏庠和他的好友、黄庭坚的外甥徐俯一同入朝担任“堂官审察”。徐俯去了，但苏庠认为“临安”朝廷不可以为事，拒不赴任。这是第一次不赴召。后来徐俯做到了参知政事（副宰相），向皇帝大力推荐苏庠，朝廷又特召他进京做官，他认为靠朋友做官不光彩，以身体有病为由坚决推辞。这是第二次不赴召。苏庠老年时，奸相秦桧慕其名，想召见他。苏庠嫌秦桧名声不好，推辞说：“吾老矣，不忍贩卖云壑。”这是第三次不赴召。因此，后人评价苏庠就是他诗中所讲的“万事不理醉复醒”的林隐高人。州人供奉他，亦主要是看重他的高风亮节。
澧州八贤的精神，不仅影响了近千年来的澧州民风，也影响了在涔阳古道上来来往往的无数文人墨客。
      纵观历史，在澧州这块地方还是屈原的影响最大。如南朝梁刘孝标有“羞学沧浪水，濯足复濯缨”；唐代刘禹锡有“宁知楚客思公子，北望长吟澧有兰”、李德裕有“兰桡思无限，为感濯缨歌”、皇甫冉有“澧浦饶芳草，沧浪有钓舟”；宋代寇准有“悲风飒飒起长洲，独吊灵均恨莫收”、欧阳修有“宿莽湘累怨，幽兰楚俗谣”、苏辙有“澧上春兰早，犹堪吊屈生”、滕宗谅有“帝子有灵能鼓瑟，凄然依旧伤情，微闻兰芷动芳馨”、李纲有“楚客经行处，依然兰芷香”；元代朱唏颜有“澧兰沅芷曾亲撷，返醒魂，犹带骚香”、丁鹤年有“挂席正思遗珮浦，推篷已过濯缨亭”、塔不歹有“兰浦香涛接澧湘，渔舟数叶泛沧浪”；明代钱谦益有“日夕汀洲聊骋望，澧兰沅芷正相思”、王阳明有“临流欲写猗兰意，江北江南无限情”、何景明有“白苹悲楚客，斑竹怨湘君。宋玉哀师意，空传《九辩》文”、汤显祖有“汉西门上月华流，澧浦湘君玉佩游”、袁中道有“滋兰种蕙名同馥，漏石分沙德似清”、何乔新有“欲起灵均歌《九辩》，澧兰沅芷不胜愁”、方逢时有“闲情欲和沧浪曲，澧芷香兰尽可哀”、钱亮诗有“惟有沧浪渔父在，水云深处放扁舟”；清代黄遵宪有“澧兰沅芷无穷竟，况复哀时重自伤”、陶澍有“濯缨吾有意，随处是沧浪”、“我欲呼渔父，从之鼓枻论”、徐炘有“静里光阴存太古，风前兰芷吐清芬”、吴恩元有“读罢离骚幽思生，澧兰沅芷倍关情”、艾作模有“沅芷澧兰香未歇，遥思公子带云归”、梁运开有“沅芷澧兰吟未已，至今人尽仰遗芳”、孙星衍有“扣舷大啸呼灵均，酌以椒桂香温黁”。
      宋代以后，范仲淹在澧州的影响日益扩大，引起不少仁人志士驻足。宋代刘子澄《范文正公读书台》诗中有“军中但歌范，谁识旧陶朱？大贤方穷时，隐忧在江湖”。明代陈凤梧《题文正书院》诗中有“一代藏修真得地，百年山水共争光。先忧后乐明公志，仰止平生未可忘”；刘崇文诗中有“南宫北斗无消息，苦忆希文廊庙忧”；夏时可诗中有“此方曾有吴中士，文正书堂迹尚存”。清代黄道让《范文正公洗墨池》诗中有“泽在人心碑在口，文章事业两山斗。遗墨不知何人收，旧池空为澧人有。于今观水水犹黑，八百年来不收色。恨我不作当时鱼，摇尾来吞先生墨”。韩崶《游范文正公洗墨池》诗中有“读书十年为世用，济世有道宁荒芜。先忧后乐志天下，岂必弄墨衫袖乌”！陶澍《澧州范文正公洗墨池》诗中有“古波盈盈石子黑，犹作砚池风雨色。八百年来迹不湮，小范老子曾洗墨。丈夫意气无近名，廊庙未易江湖情。想当四片画粥日，岂止弄笔称书生”！他还为澧阳书院题联：“台接囊萤，如车武子方称学者；池临洗墨，看范希文何等秀才！”此后，澧阳书院山长黄碧川、李瀚昌亦先后为书院题联：“不食民一饭，不爱民一钱，乃吴隐子为太守；先天下而忧，后天下而乐，是范文正作秀才。”“范希文是此地秀才，谁为后起？胡安定亦方州博士，敢薄闲曹！”
    除了屈子和范公，对其他六位先贤，士人们亦多有称颂。唐代方干《过李群玉故居》诗中，有“讦直上书难遇主，衔冤下世未成翁。琴樽剑鹤谁将去？惟锁山斋一树风”；周朴《吊李群玉》的诗，亦称“群玉才名冠李唐，投诗换得校书郎。吟魂醉魄知何处，空有幽兰隔岸香”。宋代楼钥《送张子宓分教澧阳》诗中，有“忠似申鸣著，学有车公优”，“读书记群玉，採药思浮邱”；朱复之《过苏养直（即苏庠）旧居》诗有“诗人已化罗浮鹤，相未千年未一归。属玉不知人世换，双双长占后湖飞”。元代王冕《水竹居》诗中，有“慷慨不同时俗辈，清高多读古人书”。明代王在晋《李群玉读书处》诗中，有“暮云春树带芳洲，三百成诗水竹幽”；张文光《送斗初李公煒分守澧州》诗中有“澧水自来仙窟宅，萤台桂馆任从容”。清代马宗良《访李文山故居》诗中，有“玉白诗传三百首，花红人杳一千年”；刘鹤鸣《秋日澧州怀古》诗中有“萤火犹明秋雨夜，鱼灯曾伴校书人”；刘启宇《澧阳重修文星阁纪成》诗中有“墨采近腾挥翰沼，萤光迥映读书台”；朱国挺《白公城》诗中有“台榭丘墟唯赤垒，兴亡同辙问申鸣”；魏湘《周该》诗中有“义烈冠千古，忠贞在此身。天门山不朽，侠骨共嶙峋”；田金楠《三凰山》诗中有“囊萤洗墨同尘土，吊古荒凉路几叉”。
      除了八贤堂中的供奉的先贤，其实文人士子吟唱纪念的澧州先贤还有很多，其中最为特别者是宋玉。唐代李白在《感遇》诗中说：“宋玉事楚王，立身本高洁。巫山赋彩云，郢路歌白雪。举国莫能和，巴人皆卷舌。一惑登徒言，恩情遂中绝。”杜甫在《咏怀古迹》诗中说：“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李商隐在《宋玉》诗中说：“何事荆台百万家，惟教宋玉擅才华。”宋代范成大在《宋玉宅》诗中说：“悲秋人去语难工，摇落空山草木风。”明清两朝，亦有很多人在宋玉墓前凭吊。为何八贤堂中没有供奉宋玉？现在想来实在令人费解。
      澧州人心灵安放的处所，千门万户，不可一言以蔽之。今天，人们常常困惑：世情噪噪，魂系何处？但有此念，想一想申鸣的“讨贼酬忠，杀身全孝”，想一想屈原的“上下求索，忠贞不二”，想一想车胤的“为人公正，不畏强权”，想一想李群玉的“放怀丘壑，吟咏性情”，想一想周该周级的“兴亡有责，忠直刚烈”，想一想范仲淹的“先忧后乐，宠辱不惊”，想一想苏庠的“才比青莲，高风亮节”，想一想宋玉的“风流儒雅，登高能赋”，等等，我们或许能寻找到一点点心灵的解脱？(待续)

杨新涛

从地理位置上讲，此区域处于中国南北交汇的中心，是中原文化南拓的前沿阵地，也是南蛮开化北进的桥头堡；是东部发达地区和西部潜力开发地区的结合部、缓冲带，也是东西部省际非平衡前行的观察区与实验区；还是中国大江以南纵横交通的重要孔道。当然，更是三湘入江出海的第二北大门。

杨新涛

古涔阳城也就是后来的古澧州城，是楚国生死存亡的战略要地。

杨新涛

墨落条理，变更清晰，好文章，欣赏点赞！

张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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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岭雪1

认识“澧”字易，理解“澧”义难

城头山视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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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开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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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中一

欣赏点赞，辛苦了。

曾巧中

       澧县之名，是1913年9月，中华民国废州改县时，由澧州本州、也就是俗称的小澧州改名为澧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