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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当代“中国之治”的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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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0-8 09:37:2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试析当代“中国之治”的新境界
——学习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必须明确的主要问题
中共临澧县委党校原校长  高级讲师  杨书舫
内容提要:当代“中国之治”是伟大的、神圣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科学地提出了开辟当代“中国之治”新境界的行动纲领。这个行动纲领的基本要求就是要瞄准当代“中国之治”的历史方位;要抓住当代“中国之治”的核心内涵;要把握当代“中国之治”的科学依据;要夯实当代“中国之治”的坚实根基。我们要有效落实这个行动纲领,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奉献。
关键词:中国之治   全会精神   行动纲领
中华民族的历史是伟大的。在伟大历史中曾涌现出不少历史盛世,汉武盛世、大唐盛世、康乾盛世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我们把这些历史盛世都称为“中国之治”。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奠定了新的“中国之治”的坚实基础。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相互继起,接力前行,共同推进了这一伟大的新的“中国之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正在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进入定型,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走向现代化,这是新的“中国之治”跨入当代“中国之治”的里程碑。我们要在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负韶华、只争朝夕,开辟“中国之治”的全新境界,这是一个伟大历史进程。怎样推进这个历史进程?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科学地提出了推进这个历史进程的行动纲领,根据这个行动纲领,我们主要从四个方面努力:
一、要瞄准当代“中国之治”的历史方位。党领导全党全国人民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证明,成功总是与对历史方位的正确判断相联;挫折总是与对历史方位的错误认识相关。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就是对当代“中国之治”历史方位作出的科学判断。我们要开辟当代“中国之治”的新境界,必须瞄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个历史方位。怎样瞄准?
我们要真正做到和新时代的阶段定位相吻合。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经历了三个新时代,唱着“东方红”走进站起来的新时代;讲着“春天的故事”走进富起来的新时代;呼唤“中国梦想”走进强起来的新时代。每一个新时代都属于一定历史阶段。我们怎样给强起来的新时代进行阶段定位呢?习近平同志这样说,强起来的新时代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中的一段;中华人民共和国几十年历史中的一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一段;世界社会主义史中的一段;人类社会发展史中的一段。这是实事求是的定位、这是头脑清醒的定位、这是催人奋进的定位,这个定位是科学的。我们要开辟当代“中国之治”的新境界,必须与这个科学定位相吻合。
我们要真正做到和新时代的主要矛盾相协调。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这篇光辉哲学著作中明确指出,任何事物都存在着矛盾,矛盾无时不有,矛盾无处不在。在纷繁复杂的矛盾中,有一种矛盾处于特殊位置,对其它矛盾起着“规定和影响”、“领导和决定”作用,这种矛盾决定事物的性质、决定事物的发展方向,我们把这种矛盾就叫主要矛盾。抓住了主要矛盾,就抓住了“牛鼻子”。时代的更替归根结底就是由主要矛盾决定的,主要矛盾不同历史时代必然不同。新中国强起来的新时代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习近平同志通过对当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的研判,明确揭示了这个主要矛盾,就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发展还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我们要开辟当代“中国之治”的新境界,就必须牢牢抓住这个主要矛盾,努力解决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我们要真正做到和新时代的神圣使命相统一。实现“两个100年”的目标,实现现代化,实现现代化的强国,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这是新时代的神圣使命。为了完成这个神圣使命,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十分坚定地把战略构想定格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五位一体”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并完善了“四个全面”的伟大布局,这就是全面建成小康注重解决“发展”的问题、全面深化改革注重解决“体制”的问题、全面从严治党注重解决“理政”的问题、全面依法治国注重解决“规范”的问题,这是习近平同志奏响的“时代强音”。我们要开辟当代“中国之治”的新境界,就一定要做到和新时代的神圣使命相统一,和体现新时代神圣使命的“时代强音”同频共振。
二、要抓住当代“中国之治”的核心内涵。当代“中国之治”是一个伟大的系统工程,坚定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总体目标,显而易见当代“中国之治”的核心内涵就是三个字“现代化”。我们要牢牢抓住当代“中国之治”的这个核心内涵,最重要的是集中解决好具有全局意义的三个矛盾:
一是,解决好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矛盾,把两者有机结合起来,让优胜劣汰的作用正常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艰苦探索的伟大实践明确告诉我们,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绝不可分割。社会主义可以极大调动集体的“联合力量”,市场经济可以极大唤发经济主体的“内在活力”,两者有机结合就可以形成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优胜劣汰的体制机制。改革开放以来,这个优胜劣汰的体制机制极大的解决和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这是必须肯定的,与此同时优胜劣汰作用的不当发挥,致使出现了严重的“仇官”、“仇富”现象,成为潜在的社会危机,这也是必须肯定的。毛泽东同志说,“价值规律是一所大学校”,我们要深入学习,潜心研讨,不断提高驾驭“价值规律”的能力,正常发挥优胜劣汰的作用。
二是,解决好集中与民主的矛盾,把两者有机结合起来,让“生动活泼”的局面真正形成。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自由又有纪律;既有个人心情舒畅又有统一意识”,这就叫“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民主与集中有明确的内涵,集中是指民众意志的统一,其本质就是服从,服从是社会的一种普通的现象;民主是指民众意识的表达,主要形式就是“说话”,从民主是目的来理解,这是民众权力的实现;从民主是手段来理解,这是民众意识的汇集。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民主基础上的集中,这是两者的辩证统一关系。实践中,集中程度多一点,还是民主程度多一点,这是一种随机制宜的深刻学问和伟大艺术。要让“生动活泼”的局面真正形成,就必须坚持这种深刻学问和伟大艺术,真正做到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那种把民主与集中绝对对立起来,走向极端,或者搞民粹主义,或者搞专制主义,这是非常错误的。因此促使整个社会的人们崇奉服从,善待民主,这是当代“中国之治”要解决好的重大的政治课题。
三是,解决好法治与德治的矛盾,把两者有机结合起来,让和谐社会的理想彻底实现。法治与德治是两大治国方略。法治的依据是法律,靠国家强制力推行,属于他律,解决人们“不敢”、“不准”的问题;德治的依据是道德,靠公民的自制力推行,属于自律,解决人们“不想”、“不愿”的问题。因此法治与德治两者是互相矛盾、相辅相成的。和谐社会是治国模式的正确选择,是社会各尽其能、各得其所的社会,是经济协调发展、各方和平共处的社会,实现和谐社会的关键课题,就是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实践证明没有公平,社会就会失去秩序,没有效率,发展就会缺乏动力,因此公平是和谐社会的前提,效率是和谐的根本。解决好法治与德治的矛盾,把两者结合起来,不仅理论上说得通,而且是人类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现代化客观规律的深刻体现,更重要的是确保和谐社会理想彻底实现的根本条件。我们要完善法制,完善“硬约束”,保证法治与德治有机结合;我们要健全道德,把握“着力点”,加速法治与德治有机结合;我们要深化改革,找准“推动力”,促进法治与德治有机结合,开辟当代“中国之治”的全新境界。
三、要把握当代“中国之治”的科学依据。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团结带领人民,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赢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的党深刻总结国内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不断探索实践,不断改革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经过毛泽东奠基、邓小平创立、江泽民发展、胡锦涛丰富、习近平完善,现在初步定型。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是当代“中国之治”的科学依据。我们要把握好这个科学依据,最重要的是要作到“三个明确”:
第一,要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要件。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这些基本要件概括起来就是“十三个坚持”,这就是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的科学理论,保持政治稳定,确保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发展人民民主,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国家发展;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切实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和人民权利;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走共同富裕道路;坚持改革创新、与时俱进,善于自我完善、自我发展,使社会充满生机活力;坚持德才兼备、选贤任能,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培养造就更多更优秀人才;坚持党指挥枪,确保人民军队绝对忠诚于党和人民,有力保障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持“一国两制”,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坚持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相统一,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作出贡献。
第二,要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必须坚持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坚决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健全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的各项制度;健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制度,完善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就能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最大优势,就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的组织保证。
第三,要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鲜明特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的具体部署,是到我们党成立一百周年时,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显成效,到二O三五年,各方面的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优越性充分发挥。这个总体目标的具体部署,集中起来就是开辟当代“中国之治”的新境界。我们可以清楚看到,这是一个历史传承性目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与时俱进;这是一个认识科学性目标,完全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本质;这是一个事业时代性目标,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现实;这是一个问题导向性目标,明确指出了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要解决的重大课题;这是一个风险应对性目标,是我们驾驭当前国际、国内复杂矛盾的重大战略举措。我们完全可以说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三个逻辑”的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鲜明特点,开辟当代“中国之治”的新境界,必须坚持“三个逻辑”的有机统一。
四、要夯实当代“中国之治”的坚实根基。实现社会的和谐统一是当代“中国之治”全新境界的最高标准,这个最高标准需要坚实的根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明确告诉我们,党的领导、人民作主、依法治国就是这个坚实根基的三大支柱。怎样夯实这个坚实根基的三大支柱?需要我们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各领域;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环节,国内、国际各方面去努力,其中最重要的关键课题有三个:
首先,要自觉维护党的领导。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深刻阐述了自觉维护党的领导与开辟当代“中国之治”的辩证关系,并明确告诉我们自觉维护党的领导,就必须坚信党的领导。为此,我们要做到,坚信党的领导旗帜是鲜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这面鲜明的旗帜,高举这面鲜明的旗帜就一定要作到,不能用毛主席否定邓小平,也不能用邓小平否定毛主席,也就是不改旗易帜,不封闭僵化。坚信党的领导视野是宽阔的,我们的党能顺应大时代,能拥有大智慧,能展现大视野。坚信党的领导方向是科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虽不是经典之路,但遵循了基本原理;虽不是西方模式,但创新了市场体制;虽不是民主思潮,但采纳了正确观点,这是一条兼收并蓄,海纳百川,学习他人变为自己的康庄大道。归根结底,自觉维护党的领导就是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其次,要有效制约公共权力。什么叫制约公共权力?习近平同志说,就是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为此,党和国家作出了“三个坚守”的系统的制度安排,这就是坚守“宪法中心”,彻底摆脱“法大”、“权大”的纯逻辑的思辨,主动坚持依宪执政,坚持在宪法范围内活动;坚守权责法定,真正作到法不授权不可为,实现重大决策终身负责,有效进行责任追究、责任倒查,坚决落实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坚守“司法独立”,真正作到领导插手司法要记录,并视情况及时进行情况通报和责任追究,人民法院、人民检查院可跨行设立,要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责任制度。
同时,主动融入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是法治社会,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社会,是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为人处事”的社会。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正式开启了当代“中国之治”的大门,并明确指出要开辟当代“中国之治”的全新境界,就要主动融入公民社会。当前,要作到这一点,迫切需要我们有效克服一些有害的错误观念,这些错误观念主要是,“权力至上”的思维,有的人“一遇事”首先想到的就是找“关系”,也就是找“权力”,这已经成了这个社会上人们的思维定式;“弯道超车”的主张,“弯道超车”本来是解放思想的一句响亮口号,现在却成了一些人违背法治,找“潜规则”、打“擦边球”、钻“漏洞”的托词和挡箭牌;“不当诉求”的逻辑,有些人总是认为“奋斗”不如“胡闹”,“信法”不如“信访”,“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目无法纪的“闯机关”、“闹会场”、“阻交通”,严重影响社会秩序与社会发展;“妄自尊大”的意识,有的人误解了“民生大如天”、“群众利益无小事”的真实含义,认为群众可以不讲“义务”、不讲“责任”、不讲“秩序”、不讲“规矩”,这是十分错误的。马克思“论权威”中曾经指出,没有权威是民族的“不幸”,是国家的“不幸”。我们还要看到没有法治权威更是中华民族的最大的不“幸”。要主动融入公民社会,就必须崇奉法治,这里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要努力构筑法治权威。
总而言之,当代“中国之治”是伟大的,是神圣的。党的十九届四中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系统、深刻、准确阐述了开辟“中国之治”全新境界的行动纲领,我们要自觉、主动、积极、有效的落实这个行动纲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努力奉献。
二O二O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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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0-9 07:24:52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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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10-9 14:18:01 | 显示全部楼层
夏应运 发表于 2020-10-8 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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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应运 发表于 2020-10-8 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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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10-9 14:21:09 | 显示全部楼层
艳阳 发表于 2020-10-8 1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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