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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位警察大姐，留给我一件憾事36年 王渊渊 每个人随着年龄的增长都会开始怀旧。 我在对旧时生活的追忆中，最让我不能忘怀的是，与我素不相识的3位女民警在36年前向我伸出温暖双手的那份记忆。遗憾的是我至今没能找到她们。 22年后，我也走进了警营，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自己学会了打字上网。于是，我坐在电脑前连续战斗一通宵，将这件深深埋藏在心底36年的憾事跃然纸上，一则作为一种泄放以一吐为快；二来想以此方式再度寻找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曾经无私地给了我热情帮助的那3位警察大姐。 “嘭”的一声，放映机顿时成了“哑巴” 1969年，作为知识青年，我被贫下中农推荐到在常德地区青峰煤矿当了一名钳工学徒。1970年11月，上级给矿里分了一套电影放映设备。那时用人的风气良好，作为全矿唯一的高中毕业生和少有美术特长的机电学徒，我无可争议地成了一名令当时许多人羡慕的电影放映员。 那套电影放映设备，是南京电影机械厂的第二代试制品，比较轻便，且声光效果在当时都堪称一流，只是因为那套设备正处试制阶段，所以质量不太过关，小毛病较多。不过，也正是这套机器的“多病”，反倒使我很快成了全地区电影系统的业务尖子。 1972年6月的一天，我在一个矿区放映《地道战》。矿工们看得正起劲的时候，只听得放映机的变压器内“嘭”的一声，热闹的战斗场面顿时鸦雀无声。我急忙检查，发现控制发声的激励灯泡不亮，换上一只新的依然不亮。此时，观众席上唏嘘声和喝倒彩的掌声立即暴风雨般响起，我被迫停下机来作进一步检查，结果发现变压器的直流输出全部为O，根据这种情况，我判断是整流器出了问题。我满头是汗将整流器拆开检查时，全场口哨声、叫骂声已此起彼伏，“傻瓜，你把你师傅请来唦”之类的讽刺声不绝于耳。矿区正在现场看电影的几位电工师傅见到这般情景，即拨开观众，主动来到放映机边帮忙。但他们由于不懂无线电，只能望机兴叹。最终还是我灵机一动，要矿灯房的师傅拿来了4盏矿灯一串联，才将这场电影对付着放到银幕上出现“完”字。 第二天，我对着图纸把整流器翻了个底朝天。我断定是桥式整流的二极管已经击穿。这种二极管在当时稀有，而且没有其他备件可以试换。于是我挂长途到常德地区电影公司请教“泰斗”孙合槟老师。他认为我的判断肯定是准确的，只是目前这种整流管在所有市场上都没有买的，只有南京电影机械厂独有。听了这话，我并未甘心，此后，我先后找了许多家无线电厂和商店，但均无功而返。就这样，每次放电影，都得背着几盏矿灯担惊受怕地临时凑和。每次直到电影放完，才觉一块石头落地。 为了矿工的文化生活，革委会主任要我干脆跑一趟南京 约3个月后，矿上来了几名贵客。那些客人都是我们当时矿革委会主任李显存同志当八路时武工队的战友。老战友见面分外高兴，李显存主任在矿部的小会议室用电影专场招待他们。这在当时来说，既是一种高规格的接待，也是体现企业实力的一个标志。不料老天偏不给他长脸，在放映途中，一支代做直流电源的矿灯的电瓶突然爆炸，险些出了事故。平时特别温和但此时大失体面的李主任涨红着脸，当众把我狠训了一顿。不过，第二天晚上，他专门找我心平气和地说：“小王，不是我有意扫你的面子，那是因为客人太珍贵。我了解这部电影机的情况，昨天的事本来就不应该怪你的。”稍作停顿后他继续说：“这样，你有啥困难，有啥想法，尽管对我说，我一定支持你！”望着这位行政12级老八路慈祥的面容，我一阵激动过后，说出了我的想法。我说：“关键问题还是要解决配件。老用这样的法子对付着用，总不是个办法！”他点了点头，然后果断地说：“看来，这个玩意儿，现在只有去南京才有可能搞到。你知道，矿山远离城市，职工文化生活缺乏，除了看电影就没别的了，所以，为了矿工的文化生活，你干脆辛苦一下，专门跑一趟南京！” 途径上海遭遇扒手，三位女民警给了我生活的继续 第二天，我便肩负着这位老领导的信任和重托，只身踏上了去南京求购配件的征程，并经过3个昼夜的辗转到达了上海。 在上海站一下车，我直奔售票厅排队，就只买到第三天去南京的火车票。马上跑到汽车站打听，那里干脆就没有开往南京的汽车。没有办法，我只好就近找了一家简陋的旅社住下。 对于上海，我并不十分生疏。文革初期，我随几位大些的同学串联，曾于1966年9月到过上海。留在我心中最美好记忆的是外滩。于是，我决定利用这个空档重游外滩，以便寻找昔日与同学们一起漫步黄浦江边的那种快感和惬意。 5年过去，外滩依旧。我找到5年前戴着红卫兵袖标照相的那个地方，再次在那里留下了自己的身影，然后准备随着南京路徒步返回旅社。 从外滩进南京东路没走多远，一个精品商店里面摆着的花草鸟木和工艺美术品吸引了我。我走进去一看，那些精心制作的毛茸茸的小鸟活灵活现，栩栩如生，煞是惹人喜爱。但一月只有19.5元工资，我哪有这份闲钱？不过，我最终没能抵挡住诱惑，于是决定买下两只。 “咿？钱包咋没了？”当我将手伸进口袋拿钱时，钱包却没有了。我心中一紧，将提包和衣服口袋全部搜了一遍，的确没有。钱包被扒手扒了！ 听说我遭遇了扒手，售货员以及顾客都围过来关切地问我。经回忆，包内有110元钱，那是我当时半年的工资。但最要命的是粮票全没了。要知道，那个年代买蛋糕都要收粮票的。没有粮票就根本无法买到食品！现场一些好心人有的劝我赶快去报案，有的现场就给我捐献粮票。但他们都是上海人，上海市粮票对我来说没有作用。我婉言谢绝了他们，马上去找派出所报案。 从工艺店走出不久，前方一个带有“警备”袖标的军人在路上走着。我如同落水人遇见了水手一般：“同志，扒手扒了我的钱包，请帮帮我！”他反问我：“你把他抓住了吗？”我未答话，心想：“若把他抓住了，我还找你干什么？”这时，旁边一名十来岁的学生对我说：“叔叔！我带你去派出所！”我很感动，即随他转过几道胡同来到了一个派出所报案。几个民警七嘴八舌问了经过后用“赶客”的口吻说：“行了，你走吧！”我问：“你们不帮我查吗？”其中一人答：“喏大的上海，上哪查？”我扫兴地从派出所走出。太阳照得我头昏目眩，脑子中除了恐慌之外就是一片空白。 突然，路边一阵“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的儿歌声提醒了我。对，找找她们！南京路上不是还有“好八连”吗？于是我径直奔向南京东路一个十字路的交通岗亭。 岗亭值班的是两位女民警。一位在路上忙着指挥车辆，另一位坐在岗亭里面用手不时按着转换红绿灯的按钮，继电器在她的操作下有节奏地“咔咔”响着。她们太忙，怎好打扰？我躲在旁边等待着时机。 终于，在路上指挥车辆的那位出现了空闲，朝岗亭走去。我急忙迎上去简单叙述了我的遭遇，生怕她没听完我的叙述就走了。不料她不仅停下极为热情地询问我的情况，还问我有啥困难。我无比感动，同时也认识到此机不可失，家里几千名矿工还在等待着我哩。我连忙说：“其他的困难可以克服，主要的就是粮票问题！”我边说边把期待的目光投向了她那张热情的脸。她跑进岗亭看了一下闹钟后，又跑出来对我说：“我这时很忙，你下午3点在来这里找我！” 没有粮票，无法买到吃的。我在街上空着肚子瞎转，只到下午2点，就赶到那个地方，目不转睛地望着那个岗亭，坐等那位女民警的再现。 岗亭中的闹钟指在了3点。那位女民警居然没有出现。眼看3点半又过了，那位女民警还是没有出现。我急了。她撒谎欺骗我吗？这不可能！极有可能是遇上其他特殊情况！我心急如焚，再也顾不上许多，于是走进岗亭小心地向正在当班的另一位女民警打听情况。她边操作红绿灯边和我说话。据她说，上午的那位女民警本来应该是3点接班的，但临时接受了新的任务，所以没有来成，但她把我的情况专门给班长做了汇报。说完，她即拨通了班长的电话，然后对我说：“请你稍等，我们的班长马上就到！” 少顷，一位年轻的女警风急火燎地骑着自行车来到了岗亭边。岗亭的那位指着我介绍说：“就是他！”班长把我叫到一边，问过我的情况后，从兜里掏出一个小包递到我的手里，接着说：“上午的那位同志有事去了，走之前把你的情况给我讲了。喏，这是我们班的同志平时攒下的20斤粮票，我专门换成了全国通用粮票，请收下！” 我结果粮票，手上感觉似有千斤沉重，我激动得竟一时语塞，好一会才说出了“谢谢！”班长还对我说了一些在外出差要多加小心之类安慰我的话，然后转身就走。我赶上去要她给我留下地址姓名，以便回家后给他们归还这些粮票。她说了声“不用还了”后便骑上车小时在了人群之中。我转过去要岗亭内的那位女警给我留个地址，她也和班长一样表达了同样的心意。于是，我怀着十分复杂的心情离开了那里，然后赶往了南京。 就是她们这样的隐名埋姓和这次的匆匆离别，便留下了我36年来的一桩最大的憾事。 在南京电影机械厂购买配件的事情办得也异常艰难。凭着3位上海警察大姐给我的20斤粮票使我生活的继续，给我的工作带来了底气。在南京电影机械厂这个当时从不外售零配件的工厂，我经过7天艰苦不懈的努力，终于胜利完成了任务。当电影以良好的声光效果再次在美丽的矿山映出时，我遥望东方，心中默默地感谢着那3位热心的上海警察大姐！ 多次寻找恩人未果，憾事留在我心中36年挥之不去 回到矿里，我把这次南京之行的极不平凡的经历向领导详细的做了汇报，并要求领导以矿里的名义给南京东路交通岗亭的几位女民警写去一封感谢信。但是，信寄出后一直没有任何反应。 放映机修复后在矿区放映第一场电影时，我映前在麦克风中向矿工们简述了我在上海路遇3位活雷锋的故事。矿工们都为他们的精神所动，有的矿工还在黑板报上写出了向他们学习的标语口号。 一年后，地区电影公司在汉寿县委党校举办电训提高班。那时正值国庆，地区电影公司抽调了包括我、常德工程公司的陈国安、桃源县电影院的吴自安、漆河电影院的张锡良等5名学员，代表电训班办一期高水平的“国庆特刊”，以压倒同在党校举办的“师训班”所办的特刊。办刊时，我与他们谈起我那次上海之行的事情。他们无不为之感动，并积极为我出谋划策，共同写了一封寻找上海活雷锋的信，寄给《文汇报》编辑部。但依然没有反应。 此后，我只好将这件憾事深深埋藏在心底。每当春暖花开之时，我便像夏天晒书那样，将这段令我刻骨铭心的往事从心底翻出，让她在心里的太阳下继续发出熠熠的光辉。当了警察后，我更是每时每刻用3位警察大姐的精神，指导和鞭策着自己当一名像她们那样一心为着人民的好警察。 俗话说：“好人必有好报。” 根据时间推算，她们现在的年龄应都在55岁至63岁之间。我深信，这3位好心的警察大姐现在一定都会健康地生活着，并享受着儿孙满堂的天伦之乐。 3位上海的警察大姐：远方的战友十分想念你们！衷心祝愿你们身体健康，晚年幸福，阖家欢乐！ （发于2007年11月27日中国警察网） | 
发表于 2014-9-3 10:29:10
楼主
发表于 2014-9-3 18:39: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