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天风 于 2021-1-18 15:26 编辑
怀旧散文 坪垭少年
□天风
坪垭，是一个在谷歌地图上可以读出的小山村，只不过标注文字是“平垭”。顾名思义，小山村东端有个山垭，地势平展，如同一个不太规则的大坪场，可见，“坪垭”也罢、“平垭”也好，都可算名符其实。这个以“垭”为标签的小山村地形得体，堪称优美。其东、南、西三面为山，呈C形圈围，北面则是个开放山口，山口从前与澹水上游的“澹川走廊”相通，后来修了官亭水库，便与水库湖面襟连了。具体点说，这个山村由东阳湾、双鹤堰大湾和西阳湾组成。东阳湾北侧有座山叫“都嘎山”，南侧有座“崔家大山”，两山间的连接部山垭便是“坪垭”，它内连东阳湾，外通官亭塔外彭市、李溶一线。山村南线是一座连绵起伏的大山脉，属湘西北武陵山之余脉。此山外侧就是澧阳大平原，外面人将此山称作“龙凤山”；但坪垭人则将此山分东西两段，分别称崔家大山和鹰嘴垴。两段正中山脊有一座无名山垭；山与垭整体轮廓线恰如一个倒置的大括弧，远远地似在昭告这地方藏着好风景。鹰嘴垴裙带部向北横逸出，与烘火山（也叫“岩山”）连为一体，这山垭却叫“丫儿垭”，垭下便是西阳湾，它是坪垭村的西出口，山南通往新安古城一线。“丫儿垭”以西有个不小的山洼，中间洼地叫“消水窝”，它如同一个盆底，四周山盘来水，都从这里渗落地下。 这个山村地处刻木群山与澧阳平原交接部，水土肥美，位置得天独厚，极适宜人类生存，所以自古以来为百姓所争相占居，开基繁衍，也不免“河东河西”的烟火变迁。要不，坪垭本叫安家湾，如何现在已寻不到半个“安”姓人，而多是“胡”姓人了？时代变了，“坪垭”这个不以姓氏为标志的地名，倒是越叫越响，家族要素渐淡。所以，后来有“外姓人”迁入坪垭，就不那么“见外”了。 对我们尹家孩子来说，“坪垭”起初是陌生的。我童年时代的金家坳老家，其实还可有个更具体的称谓，叫“兰草地老屋”。那是因我家在解放初土改时分得田地中，有块“兰草地”，离老屋很近，母亲经常伺弄它，故“兰草地”早已融入我们的骨子。从兰草地到坪垭，虽算一次“大迁徙”，其实两地仅约两华里，山田水土后来都属同一个生产队。坪垭和兰草地的不同，是它们一属官亭水库水淹区，一属官亭水库就近移民区。换个角度，则一是我的童年家园，承载着我一至七八岁的人生；一是我的少年家园，承载着我七八岁至十四五岁的岁月。而它们又同属我人生最美丽的一片记忆。 当时，新中国正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当地人民公社决定在坪垭筹办一个集体所有的综合生产加工厂。领导上选择坪垭，应与我父亲密切相关。其一，父亲解放初年就是当地农民协会主席，后又担任当地“九里大乡”第一任党支部书记，算是老革命、老资格。其二，父亲本是“国家干部”，后参加“治南（洞庭）湖”因工负伤，带回来两枚奖章和一身疾病。组织考虑他不宜四处奔波了，便允许他退出国家干部序列，居家养病，就近管管集体的事。父亲见多识广，很有经营经验和头脑，给当地经济发展做顾问也好，牵头也好，自然是难得的人选。也正因此，“坪垭厂”成了父亲“病休中”的一份事业。在我家搬到坪垭之前，父亲经常住在“丫儿垭”，坐镇坪垭煤矿厂、灰窑厂，同时筹划坪垭基本建设。父亲一直那样咳咳啃啃，身体不好也不倒，主要需要加强营养，母亲常年养鸡喂猪，千方百计为父亲改善伙食。父亲有时回家改善一下生活，母亲有时用砂罐煨好鸡肉鸡汤，用包袱扎好，让我和四哥提着送到父亲那里。 在父亲苦心经营下，坪垭曾一度成为当时全公社最红火的经营集体，在全县曾小有名气，上过县里内部报刊，获过县里的嘉奖。这些往事，由于岁月过去太久，很多已记不那么清楚了，只依稀记得，当时坪垭的集体生产加工项目很多，主要有煤矿厂、石灰厂、砖瓦厂、副食加工厂等，当然更包括农林种植、畜禽养殖等等。有限的水田栽种水稻作物等，旱地则用来种红薯杂粮，还有凉薯、甘蔗、凤尾菜等等；养殖方面，养羊、养牛、养鸡鸭鹅等等都尝试过。在这样一个地方度过少年时代，故事的色彩自然也会有些不同的吧。 我们搬家时，官亭水库的初蓄水位，已淹齐双鹤堰大湾垱沟的岩桥头。记得我家很简单的家当，是用坪垭厂那条新木船一次装运过来的，上船时，家里那只麻色猫老躲在老屋残墙里不愿出来。那时，坪垭厂新住宅已基本完成，我们搬过来好像就住了进去，但又仿佛在湾内小搬过几次。坪垭人户的屋场，大致分两大块，从东阳湾走南线到西阳湾是几处相对分散些的屋场，居住的都是原住湾里的胡姓人家，其老屋也在水淹区，于是就近向山边高处拆迁定居。而从“都嘎山”外官亭水库水淹区迁到坪垭的人户，都按规划居住在都嘎山南坡的新屋场，共有十来个户，也是胡姓人家居多。新屋场因地形受限，分为上下两层，高处屋场较大，低处屋场稍小，上下屋场虽有梯度，但实际还是一个整体，按乡俗仍可称“一条边”邻居。此屋场除先期修建住宅外，后陆续修建了各种集体功能建筑，如公共食堂、养猪场、保管室、酱菜园、副食加工厂、烤烟房等等。所有建筑，除保管室是一个半地下，带楼梯的两层楼房外，其余均为普通平房。在上下屋场结合部，则修建了一个规模不小的岩砌立体平台，平台上下都有建筑。记得这个岩砌平台因为较高较长，曾被山体浸水涨垮过，所幸未造成人员重大伤亡。 坪垭的修建大都就地取材，自己烧砖烧瓦，采石烧灰，伐木做椽皮檩条，门窗材料应该是从澧水码头采购来的杉材。在当时，坪垭修建的房屋算是比较“高档”的。所谓“高档”，也就是十几间住屋连成整齐的一长溜，颇具集体农庄风格。屋面天盖用熟砖白石灰调脊，两铺水都用了规则的亮瓦（玻璃瓦）采光；屋面檐头都用了白石灰调成的檐头瓦，檐头瓦下方挂着做工较较讲究的观檐板，观檐板油漆成上红下黄两色，看着大方美观；门窗也做得较新式，较讲究；承搁“八字木”的廊檐柱头，都是用青砖砌的方形砖柱，气派而结实。墙裙都用白石灰泥粉，墙面也粉饰得平整严实。正中那间屋的大门组件，全是青岩錾凿的，青岩的高门坎、青岩的高门凳儿、青岩的门框、青岩的门顶，门顶正中镌刻着一个圆形艺术字图案，那是一一笔写成的一个圈圈董董的“福”字，一般人还真认不出来。无疑，这副大门就是一件艺术品，它应该是从水库水淹区某富户老屋拆运过来的，安装在正堂屋，颇具画龙点睛意味。记得会议室当时就安排在正堂屋连三间，我父亲是厂里负责人，所以全家都住在中间屋里，两边住户大都是胡姓人家。 这个集体建筑群落中，让我印象最深的首先是正堂屋，其次是保管室二楼学习室。虽然我父亲目不识丁，但他骨子里崇尚文化，所以，他在坪垭办厂，很看重文化要素。正堂屋记忆最深刻的文化景观，是墙头贴了一圈的“毛主席像”，也就是与过去常见的“毛主席像”一般规格的重要人物像。记得除了马恩列斯毛，还有刘少奇、周总理、朱德等一些党和国家“大头老官”，仿佛记得也有孙中山。其中最引起我们好奇的是“邓小平像”，那是因为有人说：眼里有两个瞳仁的人，视线可以拐弯，看到常人所看不到的地方，属于神异人物，而“邓小平像”看上去确实象有两个瞳仁，也许那应是两个光点反射于眼球的摄影效果。自然，这些民间传闻也是无需深究的。在老师和父兄熏陶下，我很小就对“毛主席”“共产党”有一种拜神式的崇仰。记得有几年“毛主席”像见得少了些，“共产党”则从来没见过，正堂屋贴那么多“主席像”，也没有一张写“共产党”；我曾发问“毛主席哪么见得少了？共产党到底长什么样儿？”小时候我还以为“共产党”跟“毛主席”一样是个大人物，要不怎么经常“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连着喊？少年的幼稚，倒也无可厚非。 二楼保管室学习室更深深吸引和影响过我，印象最深的，是学习室墙头挂满各种刊物，还摆放了报夹报架等。刊物好像有《中国青年》、《华南民兵》等等，我常去翻看，对里面的图画最感兴趣。记得有一期刊物封底画着一幅彩色的芦苇丛图，跟坪垭西阳湾那片芦苇有些相似。后来听说，这是一幅反动画，画中芦叶叉叉搭搭，隐藏着一幅反动标语“蒋××万岁”，这件事给少年的我很大震惊，由此开始认识有“反革命”的存在。我自小就对书刊很有兴趣，记得还在兰草地老屋时，我就注意到家里的一些“书”，其中除了哥哥们的课本，还有一套木匣装的《尹氏族谱》，和一个封面上写着父亲名字的铅印册子，父亲名字后带有“主席”两个字，那显然是别人写的，因为父亲不会写字，即便会写，也不会自己写“主席”这两个字；那应该是农民协会文书写了，送交我父亲的。但正是这两个字，使我从小就敬畏父亲。 老实说，那么遥远的少年经历，谁还能记得那么清晰？记得的，也只是些零星、片段、粗略的印迹了。记得，坪垭曾做过公社基干民兵训练基地，所以我少年时代见识过威风凛凛的“枪兵”。当时公社的“国风剧团”，也曾驻扎坪垭，坪垭人因此近水楼台先得月，在家门口看过“大戏”；所演剧目好像有《刘海戏金蟾》和《三月三》等等，对刘海故事，中国老辈人很少有不知道的；《三月三》记得是一出现代革命斗争戏，台后放几个鞭炮，台上倒一个或几个敌人的场面，使人觉得特别“神”、特别威武。另外，坪垭“五四砖瓦厂”也十分有影响，厂里的师傅姓肖，是引进来的人才，胡忠林则是肖师傅带出师的砖瓦师傅。工人是从全公社招来的清一色青年小伙子。青年人有的难免散漫，我父亲管理严格，那些散漫小青年对他自有些怨恨。一天傍晚，他们合伙跟我父亲“大闹花灯”的情景，至今似乎还有点印象。不过，我父亲严格归严格，但从不记恨员工。父亲甚至是个软心肠。一次，厂里抓到一个“强徒”，即窃贼，有人主张往死里打，罚他在大桌子上面跪瓷瓦渣；父亲则安排人给窃贼穿个“背兜花”（一种捆人样式），但不捆绑双臂，罚他到建筑工地给瓦匠当小工，抛砖上墙，也就是劳动改造，当然不会有工钱，但午饭还是提供的，不然他也抛不动十来斤重的土砖啊。父亲的严厉不只是队别人，自己的孩子，他一样严厉；一次，我放牛不小心，牛吃了集体地里的红薯藤；父亲傍晚回来，罚我跪在禾场里不让吃晚饭。后来我趁父亲起身进屋，一溜烟跑了，害得母亲着急忙慌到处呼叫寻找，其实我就蹲在下午场临近水库的一片高粱地里。我天黑后回家吃饭，父亲见着我，倒也没再说我什么。 坪垭最红火的事情，应该是五、六十年代之交的“三通”：通公路、通电、通电话。从官亭水库公路线接一条公路进坪垭，供为坪垭厂运送燃煤和其他物资的拖拉机等通行，可是开天辟地般的山乡大事。同时，从官亭水电站架线，把电接到坪垭，同样是历史性开创，记得坪垭新屋场刚装电灯，第一次通电那晚，人们真是欢欣若狂，小孩子们直盯着电灯不转眼地看，最后都看不清其他东西了。也就在那时，坪垭还破天荒架线安装了电话，神奇的远程对话也走进了坪垭。开始，电话机安装在正堂屋，但后来发现正堂屋常常要锁门，接电话不方便，于是就把电话机移到了保管室楼梯口一个小间，墙上有个方洞口，可伸手进去拿电话筒。山里人对接转电话非常好奇，尤其是住我家隔壁的般辈盲人“苕哥”（名胡忠仁）特别机灵，一听到电话铃响，便顺墙边风一般朝保管室奔去，抢先抓到电话筒，同样爱接电话的我经常跑不过他。坪垭实现“三通”，在全公社也算领风气之先了。 修了进山公路，坪垭就异乎寻常地热闹起来，记得第一次通车那个傍晚，当拖拉机的轰鸣和灯光震撼和照耀到坪垭时，全队老少，几乎全都围到了东阳湾坡下公路边，欢天喜地迎接一群“钢铁大侠”的到来。因为坪垭厂经营项目多，运输业务也就多。一个时期，我家住进一支来自澧县澧西拖拉机站的运输队，共有六七台东方红拖拉机，都是挂拖的。晚上拖拉机就停在新屋场禾场上，一次，我们一群“飞天神皇”小蚂蚱居然卸下一个拖拉机拖挂箱，几个少年借地势推着拖箱在禾场打转，还有个调皮家伙爬上拖箱，喊喊叫叫抖威风，不料拖箱顺地势向禾场外陡坡滑去，所幸拖箱里那个调皮鬼很机灵，千钧一发时刻一跃跳下，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结果那拖挂箱轰然栽到高坎下的稻田，摔坏了几幅轮毂轴承。 从那时起，我就羡慕上了当司机，那些拖拉机手一有空，也爱逗我们玩儿，其中有易师傅、皮师傅、黄师傅和马师傅等几位，开始有点调皮的我，曾把他们的姓氏连起来，喊成“一匹黄马”，觉得很好玩儿。其中最喜欢我的是皮师傅，记得他叫皮九洲，他曾画了一个两条长辫子的小姑娘，逗我说：这是你“媳妇儿”，羞得我不敢抬头。皮师傅那时自己正是在恋爱，对象似乎是公社剧团女演员，仿佛叫曾纪秀，一个挺漂亮的姐姐。皮师傅逗我，肯定是他当时正对找媳妇儿感兴趣，便牵强附会把我牵上了。运输队后来到别处去跑运输后，我曾按皮师傅留的地址，第一次写信寄给他，信里写的应该是长大当司机，开拖拉机；皮师傅回了一次信，好像说只要读好书，理想就可以实现。我至今还记得皮师傅回信的信封是赭色的，也许是觉得特别新奇，也许是最初触及“理想”话题吧。 办公共食堂时，坪垭厂的“东风食堂”是全公社办得很有名气的一个。不仅设施好，操作好，而且即使在最困难时期，东风食堂也为群众提供了最低生活需要。食堂最苦的日子，是吃用稻草杵烂打浆，沉淀物做“淀粉粑粑”吃，没有滋味，也没有营养，只能哄哄肚子。记得那几年饮食实在太差，我生一种病，好像叫“疝气”，在食堂当厨师的母亲没有别的办法，就让我们自己去山沟里抓岩蛙，田里捉青蛙，做来给我补充营养。说真的，那时常吃不饱肚子，但我从没有丧气过，因为父母在用不同的方式抚养着我们，社会也很平稳。为维持坪垭这个略胜于别处的局面，父亲可谓费尽心血，母亲作为食堂厨师一家主妇，更付出了极大的艰辛。同时，坪垭的群众也都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与贡献。记得当时食堂的桌子板凳，多数是统一制作，整齐划一的；每张桌子上方，都悬着可以自由升降的纱罩，那是用来挡蚊子的；送菜送饭的工具，是一种上挂式轨道输送盘，颇有些现代技术元素的应用；食堂内外墙头，绘制了许多“三面红旗时代”特色的宣传画、标语、公布栏等，美观而抢眼。这些设备和作品，都与住在我们一条边最西头的胡忠新有关。记忆里，胡忠新是个多才多艺的民间能人，他篾匠、木匠、花儿匠活儿都会干，副食加工厂做“印儿粑粑”的模具他会雕，食堂各种设备他会做会修，写字画画，也无所不能，后来坪垭的所有“毛主席语录”，基本都出于他手。不过，胡忠新家是富农成份，所以难以走红；但我父亲很看重人才和品行，父亲肯定一直觉得胡忠新能干又可靠，而且，跑日军时他家也是受害者，所以，父亲要孩子们不要无缘无故歧视人家，母亲与他家人关系也很好。 当然，少时经见，远不止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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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1-18 15:1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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