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毛自银 于 2016-2-23 20:18 编辑
傅衣均回忆录《风雨人生路》 （四）山村“文革”（上）
1966年5月1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由毛主席主持制定并通过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 1966年8月1日至12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 1966年从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到11月26日，毛主席八次在天安门城楼接见全国各地上北京学习串联的红卫兵，共计1100万人。毛主席曾经对来北京的红卫兵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段时间，澧县的“四清”运动处于尾声。县委和石门社教总团忙于上传下达，贯彻文件精神，一会儿学习《五·一六通知》，一会儿组织批判“三家村”。报纸上时而批判《海瑞罢官》，时而批判《燕山夜话》，以至到后来批判彭、罗、陆、杨，打倒刘、邓、陶！运动开始时学习的《十六条》文件中有一句话，意思是“这次运动，是一场触及人的灵魂的大革命。”其时，我理解为“每个人都要触及”，最初乍想也似乎有些怕！慢慢地，我想，既然是党中央发动这场运动的目的是为了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再受剥削压迫吃二遍苦受二遍罪，别人能过这一关我也一定能过这一关。运动在发展，局势确实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抓革命、促生产，主体劳力确实都在田间干活。但是一些真投身运动的人们，造反派、保守派，工联、红联派，卫三红、反三红派之间；造反派与保守派之间，造反派与造反派之间，互相贴大字报，游行示威，大辩论，甚至到打、砸、抢——果然触及到了每个人，一个家庭，夫妻之间，父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都争“观点”，搞“派性”，“唯我独革”，“唯我独左”，无人不说自己“一贯正确”，无人不指责对方“站错了队”，道理千重皮，谁也不服谁，严重的发展到几句说不到一起便拳脚相向。因为争执主题、上层局面和“跟风”的变化，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也会互相转化，就是造反派一忽儿成了保守派，保守派一忽儿成了造反派。一些没定力乱跟风瞎胡闹甚至搞了武斗的，最后没一个没吃亏。 这里我不想对“文革”之事发表什么意见。从我自己的“介入”到后来的“退出”，我的体验是，当初毛主席发出了号召，党中央“十六条”下到了基层，各级党委政府领导全体人民进行深入持久的学习，我们对来自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从来都是贯彻不过夜的，几乎各村团支部书记都是公社党委部署各村党支部开会特地“指定”“安排”“必须当”的“造反派”。各个年龄段中不少人谁都希望自己在运动中有所“表现”。不管今天怎样看这些人，绝大多数人积极投入到这场运动中来的初衷都是“洁白无瑕”、绝无“破坏捣乱”之意的。至于有些人后来一时冲动，搞了派性甚至武斗，他们也绝不是什么“妄想复辟”的“反革命”和“坏分子”。到1974年，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也得到了“平反”解脱。 我住在道河乡金鸭这个小山村，开始只听听广播，参加一些会议。我从来就是一个没有“政治野心”的人，什么“头头”，什么“造反司令”，我想都没想过。可是后来，上级号召各地要把运动开展起来，深入下去。只得逐地安排，指定团支部书记和几个团支委当造反派，领着一些年轻人开展“造反”活动。我就是在大队干部会上，被指定安排的造反派头头。在党支部的会议上，有人说：“你还不是党支部委员，当造反派名正言顺。你批我们几个干部，狠一点，厉害一点不要紧，就是扒开肉骂骨头我们也不会怪你。免得说我们大队运动搞得死气沉沉。”这下，由于大队支委会一班人决定要我牵头把本村文化大革命搞起来，因而我二话没说，就坦然接受了这个“任务”。先到县城看形势，回来依葫芦画瓢，组织青少年搞宣传，收缴“四旧黑书”，摧毁土地庙，还给党支部成员画像，写大字报。其中有一张大字报我是这样写的：请四个支委自动对号入座…… 不知这些画像切不切合实际，但成了我以后乃至至今的一块心病。原来讲过的互相不起气，后来却动了火气怒气，此后我就再也没写大字报了。
| 
发表于 2016-2-23 12:31:26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