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衣均回忆录《风雨人生路》（五）红颜薄命

毛自银

傅衣均回忆录《风雨人生路》

（五）红颜薄命

       我的前妻——彭传英，生于1947年9月28日，我俩的姻缘还得从头说起。
       1967年初夏的一个早晨，我如约赶到了二伯父家里，二伯父给我搬凳坐下，对我说：“我们这里有个女孩儿，相貌人才，干活、持家都数一数二，我托马爹给你做介绍，今天去相亲，就看你们的缘份了。”说完，向我上下打量了一番，走进屋里，拿出堂兄依协哥的一件新衬衣叫我穿上。我和二伯父便往约定的地方——马爹家走去。我穿上新衣走得很精神，不一会儿就到了马家门口，走进去给马爹二老问了个安。马爹说：“你们二位先坐下喝杯茶，我去喊杏英（我前妻的小名）来。”幸好我先到，可以坐下来静静心，想一想怎样度过即将来临的相亲的时刻，怎样回答介绍人和这位数一数二的杏英小姐的问话。我家五兄弟，人多家底薄，碰到过几年干旱，前些年农村又集中搬迁，几经辗转，三间房子破烂不堪。大哥有点智障，搞不好就会发脾气，不干活。幸好年初找了一个有点智障的嫂子，他俩占了一间屋，二哥落户本组，剩下兄弟四人在家。家境十分拮据。如果这门亲事同意了，不讲彩礼，哪怕就是缝几套新衣裳也很艰难。一想到这里，我忽然就紧张起来。
      正当我想着这些事的时候，两位女士走进屋来。一位是我的对象杏英，一位是她的嫂子，我急忙站起身来。一是表示迎接，二是示意他们请坐。坐定之后，我壮起胆子抬头一看，这位杏英的嫂子不就是前几天在公社碰到过的鹿山大队“积代会”代表刘绍南同志吗？我和她还一起参加过学习班，都是大队级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辅导员。认识这位姐姐，我胆子就大了许多。我也称刘绍南为“姐姐”。我说：“姐姐，我是金鸭大队的，我们两家相隔只有四公里。家庭情况都蒙不了您。我家五兄弟，家境不宽裕，只是要靠婚后两人去打拼，去创造条件，过上好日子。我对别人什么都不挑剔，不知人家对我怎样。”姐姐说：“杏英，你们都是这么大的人，看人看人，现在要说富裕都还不够，只要能够将就过日子，今后的世界靠两人去创造。”姐姐的这番话里包含着“同意”二字。这以后的事，当然也就是姐姐凑合着办妥了。
我和杏英于1967年冬月十三结婚，她姊妹五人，父亲死得早，而且从未上过学。你说她是文盲吧，但是一些日常用的加减法、九九乘法还很熟悉。到我家后，她给我讲过两个故事。一次，她挑95斤谷去打米，每一百斤加工费0.3元。商家称谷的秤砣刚落地，她立马就说：“不包（这里意思相当于数学中的四舍五入）只要二角八分钱。”收钱的人瞠目结舌，连忙说：“不包！不包！看你是个初中生吧！”她说：“我没有跨学校门槛呢！”收钱的人接着说：“你算得这么快，怎么没上学？”她说：“我是听别人算，自己慢慢学的。”
      再一次，上津市去卖猪。那时一头合格的肥猪要达到135斤以上，价格每一百斤只有50多元。她家的猪喂得好，每头都在200斤左右。结帐时，别人用算盘都要算几遍，她对我说，就是天天没有猪卖。养一头猪至少要半年，算账怎么不会算？先算百斤，再算十斤，最后算斤数。加起来就是总数。作为一个从未上过学的女人，她不知道四舍五入，不懂得简易快算，只知包与不包。如果她的童年家境稍微宽裕一点，能读上几年书，那该有多好啊！
      杏英勤劳善良，干起活来，日以继夜，她只盼望着用劳动来创造幸福。做鞋纳鞋底粘鞋圈缭趟底，十分拿张，做出来的东西穿在脚上，既美观又大气，既合脚又便贴。小型缝补的针线绗子，宛如缝纫机打的。我上学校或开会去，总要叮咛一番，要我对任何人都要牢记毛主席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第一条“说话和气”，在外面凡事要三思而行。临行还特地亲手帮我把衣服拉扯整齐，把头发梳理整齐。出集体工，任劳任怨。家务劳动，内外一把好手。种菜园一年四季青油油辣椒茄子白菜萝卜之类吃不完。用稻草打捆柴捆草的“要子”，随手一绺就是一个，而且没有毛刺。砍柴是她的乐事，在那艰苦的岁月，家庭收入主要靠卖柴火、养猪来获得。砍柴就是割茅草，上山把揪索扁担一放，一勾腰，镰刀一落，她就好像高明的理发师傅给人剃头一样，出手就拂掉一大片；手脚麻利，速度之快，一天砍得三四十个捆个儿。真若是私家干活她砍我挑，我会挑都挑不赢。还有，讲到农活插秧，真算是数一数二，看到过她插秧的人都知道，她衣袖卷得不高，两手相持很近，插得快，插得直。插完上岸，衣服干干净净，不像是刚插过秧的。
      那时候，农村温饱问题还是存在。她说：“住在这里，还怕饿肚子？一年到头，屋里屋外到处都有吃的。正月间，家家有肉鱼；二月、三月田里有萝卜；四、五月到处都有果子；七、八、九、十月地里有花生、红薯，红薯可以吃到年底，嘴巴要泼辣些，吃了有劲搞事。”随着时间推移，我们日子渐渐好起来，夫妻恩爱有加。杏英孝敬公婆、和睦妯娌、友爱亲邻、善解人意、乐于为邻舍帮忙、做事有主见，是个淑女型内当家。有她在家，我在外面跑，家务事一点也用不着挂心。1969年2月，生下了大女儿冠平，还修起了两间一偏的土砖瓦屋。修起了房子，又增加了人口，家庭就增加了喜悦。杏英就更加吃苦干活。那时，我在学校教书。她一人又出集体工，又搞自留地，喂猪喂鸡。由于操劳过度，患上了黄疸肝炎，住院一个多月，没有痊愈就出院了。回家休养又不够，加上超负荷劳动，又怀孕生下第二个女儿亚平。不久，便患上了胸膜炎。经过一段时间治疗，也未痊愈，又照常下田干活。
      她不仅吃苦耐劳，勤俭持家，还非常乐观，喜欢说笑话。她经常安慰我说，一点小病不会要命的。1972年夏秋，沅澧流域发生了人力不可抗拒的特大旱灾，前后130多个日子老天爷毫水不犯。金鸭村全村地势原本犹如连在鹿虎山横岭偏堖上一溜多峪多岔多坡土的螃蟹窝，原有几条峪沟连起的长藤结瓜式大小堰塘逾百，到后来也水尽禾枯丘丘开坼。那时我县领导天天下村指挥，号召社员想千方设百计救活一蔸苗。金鸭大队想跟旧时代几户殷实人家一样打河车架几渡十几渡从河里提水已不可能。县里跟我们提供了好几部矿用抽水机从低到高返水上顶，全体干群齐上阵开沟填口，也救了不少苗。我那妻子杏英也没日没夜跟着为“抢”点水灌本生产队几亩田，没顾及自己病体，有几回天没亮出去，太阳一现便“乏”倒（指中暑）在田墈边，被同屋场住的石幺姐搀回家。
       不久，我从学校调回大队任大队长，妻子的病越来越严重了。到津市和澧县人民医院都住院治疗过，治疗中抽出来的胸腔积液带深红色。医生要求转院长沙鉴定。那时，家庭收入本来就不多，起了几间土房，妻子几次治病，我已经手无分文。初到大队工作哪能开口借钱治病！万般无奈之下，我向两位亲友各借了20元，又在内兄手里拿了一些，凑来百多元现金，带着杏英上省城看病。凌晨从津市乘船出发，半夜到达长沙港。我和杏英看到了长沙大桥的夜景，她说：“等我把病治好了，在这里要多玩几天再回去，那才好呢！”我说：“好！好！”内兄托一位好友当向导，我们一行先后到了“附一”、“附二”，长沙市三医院。有的诊断“肺野清晰，心膈正常”，有的诊断“胸水含癌细胞成堆”。我拿出两份报告，请教一位老实的坐诊医生，他说：“这只不过有的诊断认真，有的诊断马虎而已。”我明白了，我相信其中一种，这位认真的医生看到了病的根源。
      面对现实，强忍泪水，声称回家治疗。回到家后的一段日子里，我真不知是怎样度过的。我一面安排父亲凑点木材，做个棺材，声称是父亲自己做的，一面到处求医，为妻治病。哪怕只能多维持几天时间，也要做最大的努力。她看到亲人常来看望她，自有八九分明白了病情。一天晚上，她知道自己大限快到，对我说：“夫君，我们夫妻。阎王爷只安排了八年，到了期限，我的病怕是难治好了。我死后，你不要过分悲伤，还有两个女儿，把她们养大。我死后，把屋里打扫干净，把我的旧衣烧掉，其他衣服洗好晒干，带上两个女儿，到哥嫂家住几天，注意保养自己的身体，不要跟我一样，不顾身体。”我说：“不说这些话，你还能坚持几年的。”
      1975年农历六月初一，农村稻谷棉花生长基本定局。那天，大队、生产队两级在职干部要看苗评比估产，我带领各生产队指导员，棉粮生产组长在全大队范围进行生产大检查，下午时分，正在开小结会。我的堂姐跑来告诉我，杏英病危，可能不行了。
      会上，我说了几句收场话，便散会了。在回家路上，一双腿怎么都不听使唤，一里多路，真难走。回到家里，我的岳母正抱着她的女儿，那生离死别的情景，真是凄惨至极。经过了难舍难分、生离死别的两个小时，杏英头一歪，倒在了她母亲的怀里，当日深夜，我的爱妻杏英与世长辞了。任凭两个女儿哇哇大哭，她也不再照管了。
      简单安排妻子的后事，把两个女儿送到了我父母家里，我一个人走进屋，顾不了自我尊严，鼻子一酸，就一头栽到床上，大哭了一场。“天哪！命运如此捉弄人哪！我还只有28岁，夫妻生活才八年，有两个女儿，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啊！”一片渺茫，两天后，我和两个女儿到了七里湖，妻兄妻嫂为我们三人各做了一套衣服，住了两天，就回到家里。幸好，父亲，二哥为我陪伴，晚上谈起大队的事。有人代替我带队，上道河公社去修大桥。工地上一百多人，大队带队的先后换了两人，有的病，有的公社领导有意见，要求再换带队干部。我也知道，像这样大型的外出工程，需要大队长领队。一天早上，老书记对我说：“傅书记，知道你有点困难，但党的工作还是要做的，目前大队再没有人带队了，还要你克服困难，带队上工地修大桥。”我没有犹豫，立即上了工地。

毛自银

傅衣均回忆录《风雨人生路》

（五）红颜薄命

付蝶

真是令人心酸，20多岁，好日子还在后头，可是再也看不到了。

毛自银

付蝶 发表于 2016-2-24 20:11
真是令人心酸，20多岁，好日子还在后头，可是再也看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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