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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津市的政治经济形势
抗日战争胜利后,津市人民迫切渴望医治战争创伤,重建家园。然而,当时的津市国民党顽固势力坚持与人民为敌,他们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大肆发展国民党、三青团、青年党等反动党团及“军统”、“中统”特务等组织,与军队、警察、特务相互纠集一起,相继成立军警稽查处,军警宪联合稽察处,“清乡委员会”,“自卫大队”,常澧警备司令部,勘乱建国委员会等,严密防范和疯狂镇压共产党人和一切进步人士的爱国民主活动。社会动荡不安,形势异常严峻。 特务组织林立,反共宣传甚烈。弹丸之地津市,就有第四十四军军警稽查处,“军统”湘西督导组津市组,“中统”津市站,国防部湘西情报组津市联络站,水警队,特种警察所,1947年还在省立高等农业职业学校以及机关、团体、行会中,成立由特务操纵的“防奸”小组,可谓特务组织林立,军、警、特、宪遍布。这些特务组织和特务分子,采取暗中监视、跟踪盯梢,大量收集情况,进行反共宣传,迫害共产党员,破坏革命活动。为控制舆论宣传,把国民党、三青团的骨干塞进《津市日报》社和各个学校,把持主要职位,使报纸和学校都为其反共宣传服务,达到欺骗群众的目的。正如1947年5月5日湖南省政府主席王东原来津市视察“绥靖”工作,召集津市邻近各县县长、国民党和三青团负责人及士绅会议,布署“修筑公路,建立碉堡,以堵击共军”计划后所鼓吹的“我们要以政治力量配合军事力量,在湘鄂边境造成一道万里长城。”企图挽救其必然失败的命运。 社会的动荡和混乱,造成经济的萧条和崩溃。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为了发动内战,对人民横征暴敛,地主资本家残酷剥削,军政官员敲诈勒索,中饱私囊,加之抗战时期涌入的难民和殷实商家纷纷返回家乡,津市市场大为萧条,经济处于崩溃边沿。 抗战烽火熄灭后,流亡津市的殷商在大复员声浪中纷纷携资返回故乡,津市部分富商亦举店外迁,大小商户从3300余家锐减至500多家,市场顿趋萧条。但国民政府所征营业税不减反增,1946年高达13500万元,为前一年的14倍。商民不堪重负,联名向财政部直接税署致电,请求体恤商艰,减征税赋。工业企业或外迁或关门,仅有的4家工厂和861户手工作坊,也处于奄奄一息状态。特别是国民党发动的内战烽火燃起,国家财政出现巨额赤字,地方物价飞涨,一个小学教师半年工薪,只能买6尺青布,一个鸡蛋售价7元,食盐60元一斤,一担米800元,食油一斤52元,猪油一斤64元。1947年,法币严重贬值,面额500元的法币被戏称为“坨票”(意为买物品时要一大坨一大坨地付款),而被商家拒收。澧县政府无奈只得于1948年4月颁发小额法币收兑办法,指定津市的中国银行、农业银行、邮局负责收兑,每人兑换额以50万元为限,1000元面额法币照常流通,不予兑换。1948年8月,国民政府颁布“财政经济处分令”废除法币,禁止使用金、银、外币,无限发行“金圆券”。驻津市的常澧警备司令部成立“经济管制委员会”,对津市经济实施管制,令民众将所持黄金、白银、银元和外币在9月30日前兑换金圆券,致使金银首饰业关闭,市场银元绝迹。同时,令民众于11月20日前将法币全部兑换成金圆券。而湖南省银行津市支行于10月底竟紧闭铁门,停止兑换,激起天怒人怨。数千群众蜂拥而上,破墙而入,捣毁银行办公设施。津市警察所和从澧县赶来的保安二旅一个连强行弹压,一场挤兑风波才告平息。不久,市场通货恶性膨胀,物价一日数涨,金圆券币值狂跌,如同废纸。经过这次币制改革,百姓财富被搜刮殆尽。 农村连年遭受水灾,房屋被淹,粮食减产,民不聊生,灾民遍及城乡。据《津市志》记载:1947年4、5、6月暴雨,垸堤决口,稻田、房屋皆被淹,1948年5月,澧水猛涨,沿河的大围垸、大京保赋垸、毛里湖、民康垸尽成泽国,屋顶树梢皆为农民栖身之所;1949年5、6月,连日淫雨,荆水倒灌,福星垸、谭徐垸、阳由垸相继溃决,一片汪洋。而国民党忙于“勘乱建国”,无视民众疾苦,强行抓“壮丁”,征军粮。 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导致阶级矛盾日益尖锐,阶级斗争更趋激烈,迫使处于水深火热中的津市人民强烈渴望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摆脱受压迫、受剥削的悲惨生活。为此,津市人民为争取民主、自由和解放进行了不屈不挠地抗争,相继暴发了工人罢工、教师罢教、邮工罢邮、学生罢课、“反内战、反饥饿”游行等斗争活动,为中共津市地方组织的重建和发展,创造了契机。(津市党史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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