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常德故事】红二、六军团在常澧的战斗

毛先金

红二、六军团在桃、常、慈、澧的战斗

    现将《中共常德地方史1921——1949》第十章第一节内容复制，供网友们学习参考：
      1933年12月中旬，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湖北咸丰大村会议上，提出“创造湘鄂川黔新苏区”。贺龙、夏曦、关向应率红三军（前身是红二军团）活动在湘鄂川黔边。1934年10月下旬，在贵州省印江县木黄，红三军与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会师。根据中央指示，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两个军团会师后，形成了以任弼时、贺龙、关向应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创建了以永顺、大庸、龙山、桑植为中心的湘鄂川黔根据地。11月26日，根据中央指示，成立以任弼时为书记的中共湘鄂川黔省临时委员会，以贺龙为司令员、任弼时为政委的湘鄂川黔省军区，以贺龙为主席的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慈利、石门、桃源、澧县、津市、临澧和常德是湘鄂川黔根据地的一部分。到1936年春，红军主力北渡金沙江，历时两年多的湘鄂川黔根据地不复存在。这块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长江南岸的最后一块根据地，对常德地区的革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常德党组织为创建、发展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

浯溪河大捷

      1934年11月16日，红二、六军团在永顺十万坪设伏，歼敌1000多人，俘敌旅参谋长以下官兵2000多人，缴获大量军用物资，沉重地打击了“湘西王”陈渠珍部，大长了红军的威风。
      这时，中央军委来电指示：“我西方军（指中央红军）已过潇水，正向全州上游急进军。你们应该利用最近几次胜利及湘西敌情空虚，坚决深入到湖南的中部及西部行动，并积极协助我西方军。首先你们应出到湘敌交通经济命脉之沅水流域，主力应占领沅陵，向常德方向应派出得力的游击队，积极活动……为巩固新的苏区，应留下二军团一部分及随六军团行动的党的干部来完成这一任务。二军团主力及六军团全部应集结一起，以便突击遭遇的正规部队。”红二、六军团领导人研究决定，由任弼时、王震、张子意等带领红六军团的第四十九团、第五十三团和红二军团的第十六团及随六军团行动的地方干部，留在新区内恢复和建设根据地；由贺龙、关向应、萧克等率领红二军团主力和红六军团的第五十一团，继续开展湘西攻势。

      1934年12月7日，红二、六军团主力进袭沅陵城，激战3昼夜未克。便顺沅江东下，向常德、桃源进军。
      这时，追堵中央红军的湘军，来不及回师常德，鄂军罗启疆部独立第三十四旅奉蒋介石的命令由湖北黄陂乘轮船赶到常德、桃源一带防守。罗启疆认为他的“官兵都是家乡子弟，极为可靠，弹药充足，装备优良”，要以“决战防御”和红军在常德外围作战。他的第七Ο一团驻守桃源北面的浯溪河，第七Ο二团驻守桃源与常德之间的陬市和河洑，第七ΟΟ团驻守桃源县城，旅部直属部队与当地保安团驻守常德城，企图确保常德和桃源两城不失，使红军不能进入湘中，威胁长沙。
     罗部在常、桃布防前，红军预计罗部12月16日可进入阵地，决定抢在罗部立足未稳之际，首先歼灭浯溪河、陬市的守敌。12月16日凌晨，红军从大庸出发，以一天70公里的速度进入桃源县境，经灰溪河、洞溪河等地，夜宿佘家坪、三阳港一带，先头部队离浯溪河仅几公里。
      浯溪河是沅水支流白洋河西岸的一个小镇，只有百来户人家。这里三面环山，一面临水，东达常德，西通湘西，北到慈利、石门，南至桃源、沅陵，是个交通要塞。
      16日上午，罗启疆部第七Ο一团在浯溪镇北、镇南的六斗坪、界山湾布下重兵，控制三阳港到浯溪河大路两旁的山头。团指挥部设在浯溪河镇南边的庙山上。
      红二、六军团先头部队第十二团得知罗部第七Ο一团已到达浯溪河，当即派侦察小队，在三阳港农民陶国强的带领下，抄小路赶到浯溪河敌军布防的周围侦察。16日午夜后，敌军正在酣睡，侦察小队深入敌军阵地放了几枪，进行火力侦察。敌军惊慌失措，乒乒乓乓地乱打了一阵，见四周毫无动静，才偃旗息鼓。这时，红军侦察小队已摸清敌人的布防方位和火力点。
      17日拂晓，红十二团分两路向敌军发起攻击，战斗异常激烈。正在紧急关头，贺龙率4个团前来增援，很快拿下敌军阵地，并以钳形态势包围了退出阵地的敌军，使其处于三面挨打，一面背水的境地，纷纷涉水过河逃跑，自相践踏，淹死不少。这时，由桃源县城赶来增援的敌第七ΟΟ团的两个营，刚到浯溪河镇边就被红军的攻势吓坏了，和溃兵混在一起，向东逃跑。不到3个小时，敌第七Ο一团和第七ΟΟ团的两个营大部被歼。  
      这时，红军一部进攻桃源，一部追击溃兵，乘势直捣陬市、河洑敌军阵地，不到两小时，把防守陬市、河洑的敌第七Ο二团打垮。由常德赶来督战的罗启疆见势不妙，丢掉汽车，混在散兵中逃回常德城。这时，留守桃源的敌第七ΟΟ团的一个营，也被红军击溃，从桃源南岸窜至常德。
      短短1天的战斗，红军连续歼灭敌两个团的大部，击溃敌1个团，占领浯溪河、陬市、河洑和桃源县城，直逼常德城，弄得罗启疆狼狈不堪。他逃回常德城后，急电湖南省主席何键，请求火速派兵增援。何键深知常德地位重要，城内守军只有一个保安团和罗启疆的残部，红军一旦攻下常德，就会直接威逼益阳、长沙。一日数电，向蒋介石告急，说“共军围攻常城甚急，势难固守，请飞兵救援”。他又向湖北省主席、湘鄂边“剿匪”总司令徐源泉乞援，要求“迅令在澧之部队，向临澧鳌山夹击”。同时，急令远在湘南截击中央红军的李觉第十九师、章亮基第十六师、陶广第六十二师日夜兼程北援常、桃；“令陈渠珍师，迅出大庸，断红军归路”；令罗启疆和常德警备司令刘运乾固守待援。

      罗启疆逃进常德城后，红军主力围攻常德城。19日，中共中央军委指示红二、六军团，“目前应在常德地区积极行动，以便调动湘军；当湘军北援时，应乘机向永顺、黔东急进，以便牵制在铜仁的薛岳部以及在印江、思南的黔军。”④根据中央军委这一指示，眼见敌援军逼近，红二、六军团主力于20日撤离常德。

攻克慈利县城

      红二、六军团出击常、桃地区，取得浯溪河等战斗的胜利，达到中央提出的要求后，撤离常德、桃源，向慈利二坊坪、龙潭河挺进。慈利县城守敌朱际凯残部，慌忙撤到县城对河蒋家坪，窥测动向。26日晨，红军派一个连，经平角山占领县城制高点乐岁亭，与朱部隔河炮战，朱部向遗笔溪败逃，红军主力随即进入县城。
     红军一进城，就在全城开展宣传活动。贺龙、萧克等首长也出面讲演，宣传红军是革命的队伍，军纪严明，号召人民照常营业，学生照常上课，动员群众配合红军，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红军将东门地主陈伯川的肥猪杀了一头，煮了几大锅饭，招待农村进城的穷人。同时，没收恶霸朱华生、朱际凯和豪绅朱廉溪、刘复生、王伍傅、朱寿余、董生和、吴端成等10多家的财产，分给贫苦群众；打开监狱，把50多名政治犯全部释放。这些活动，大大鼓舞了广大群众的革命斗志。
      朱际凯在慈利办有机枪厂和步枪厂。机枪厂设在县城，红军进城前，朱指使厂长戴良臣将机械全部转移。步枪厂设在县城对河的永安渡，没来得及疏散。红军快进城时，工人们自觉护厂，厂长袁正发只好只身溜走。红军一到县城，这个厂的40多名工人全部起义加入红军，一批车床、刨床和铜、铁等材料，运到湘鄂川黔根据地省府所在地永顺塔卧，充实了根据地修械厂，这些工人后来有的成了红军的骨干。红军还在县城征收铅印机一部，后来这部机子成为苏区印刷厂的基本机械。
      红军在慈利，正值隆冬，天寒地冻，许多指战员还身着单衣，城镇工商界紧急捐款献布，组织40多名缝纫工，给红军赶制棉衣300余件，受到红二、六军团首长的赞扬。
      这时，湖南省代保安司令兼第六路“追剿”军司令李觉，令慈利保安团长朱华生、陶柳旅汤团、陈子贤旅何霈霖团于3月31日向慈城总攻，企图击退红军，夺回慈城。贺龙、萧克等在敌合击前，于3月30日上午主动向东迎击正在凉水井、二都岗一带来攻城的朱际凯部，与朱部先头部队在落马坡发生激战。当地农民朱仁山冒险为红军带路，抄小道抢先占领水磨垱制高点，当朱部由柳树岗涉水过溪，准备强占山顶时，红军居高临下，集中火力向敌扫射，敌抵挡不住，调头向二都岗逃跑。这时，朱部手枪队长聂吉初，带领尖刀班从解儿堡密林中飞奔白竹水，妄图偷袭红军指挥部。隐蔽在落马坡东侧枫树堡的一队红军，等聂行至桥头时，一跃而起，将聂生擒，众敌鼠窜，不料聂会武功，挣脱逃跑，红军战士追至黄联洞，将聂击毙。这一战，歼敌数十名，缴获一批武器装备，粉碎了李觉夺取慈城的计划。
       贺龙的岳父蹇承晏，住县城东街，贺龙一进城就到岳父家探望，蹇先任的妹妹蹇先佛（后与萧克结婚）得知红军来慈，忙由乡下赶回县城，到福音堂的红军司令部，会见姐夫贺龙和萧克、关向应等领导，要求参加红军，几位领导都表示欢迎。蹇先任的弟弟蹇先超，当时才15岁，在兄（蹇先超的哥哥蹇先为6年前就参加了红军）、姐的影响和父母的支持下，也参加了红军。由于红军的巨大影响，蹇家姐弟的自觉带头，这次县城周围有200多名农民加入了红军队伍。
      12月31日晚，在慈利县城大操坪举行军民秉烛庆祝元旦大会，群众站中间，红军官兵站周围，主席台上布满松柏，两边贴有大红对联，贺龙、萧克等首长登台讲话。会后，部队文艺宣传队演出话剧《穷人度难关》。到元旦凌晨两点，红军主力向岩泊渡、宜冲桥、溪口一带转移。

建立溪口苏区

      溪口，是慈利县三个较大的集镇之一，位于县城西南，西与大庸为邻（距大庸县城35公里），南与沅陵、桃源接壤，是常德进入上湘西的东大门。
      1934年11月下旬，红五十三团由团长张正坤率领，击溃守敌朱际凯、周燮卿两部，解放溪口。月底，红六军团干部彭振兴、刘斌、谢斌、王浪益等，随一军分区（大庸军分区）政委袁任远赴溪口开辟新区工作。红五十三团政治处也派地方工作科刘科长配合行动，成立了中共溪口区委员会，隶属中共大庸县委。区委书记彭振兴，区委委员刘斌（负责军事）、谢斌（负责青年等）、王浪益（负责财政）、刘科长（红军科长）。
      经过一段时间工作，彭振兴介绍溪口木匠李自元入党，并增补为区委委员。同时，刘科长介绍了一名渡工和一名商人入党。接着，成立溪口区革命委员会，主席李自元，副主席李德刚，委员彭振兴（土地委员）、谢斌（肃反委员）、刘斌、李光耀、李伯祥（秘书）。
      12月上旬，溪口区委、区革委先后派出干部深入乡村发动群众，建立了王家坪、渡坦坪、长潭、茅岗、泥落、云贵、岩门、和岩、白岩、甘堰、郝溪等10多个乡革命委员会和渔浦、桃溪、岩口、于家村、穿石、马鞍山等10多处农民协会。同时，溪口区和各乡都建立了游击队，共有队员700多人。区游击队队长李光耀。革委会和游击队的建立，为打土豪、分田地和支援红军提供了组织保证。
      从12月1日起，区委、区革委在王家坪、长潭、渡坦坪3个乡搞土地革命，以乡为单位训练骨干，召开贫雇农和群众大会，讲解政策，评定成份，丈量土地，焚烧田契。分田分地，插丘牌到户。各乡人平分田1亩到2亩，差田按1亩1至1亩5折合1亩好田分配。区委书记彭振兴带领红军干部在王家坪乡，充分发动群众，田地分得快。渡坦坪乡经过3次群众大会，斗争了大地主张梅生、国民党乡长易子玉、莫礼记，镇压了破坏土地革命的朱良玉。分田时，对红军家属给以优待，适当多分。长潭乡将分余的20多亩田留作革委会的公产，也插上了丘牌。到1935年2月21日，这3个乡先后结束土地革命工作，将地主4000多亩田分给了无地或少地的农民。
      全区17个乡都开展了打土豪、分浮财的斗争。共打土豪67户，没收光洋1万余块，金玉首饰900多件，粮食36万公斤，农具700多件，家具800多件，蚊帐、被褥800多床，衣服1000多件，生猪200多头。
      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激发了群众支援红军的热情，在人、财、物3个方面都给予红军很大支援。1934年12月，有200多名游击队员参加红军。接着又有480多人加入本地游击队，游击队扩大到900多人，称为溪口独立营，后来这个独立营编入了红军队伍。

反“围剿”中的棉花山阻击战

      1935年初，蒋介石为了保障追击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的侧后安全，解除红二、六军团对湘鄂等省的威胁，调兵遣将，以湘鄂两省军队为主力，对湘鄂川黔根据地实行围攻。2月上旬，蒋介石任命徐源泉为湘鄂川边区“剿匪”总司令，督令湘鄂部队“进剿”，要“先行肃清湘西”。湘军“主力协同徐总司令所部，将贺、萧包围于庸、沅、桑、永地区而聚歼之”。还规定：“围剿萧、贺各部，统限于俭日（28日）前准备完毕，三月一日，一齐开始进剿”。两湖军阀很快调集10万多兵力“围剿”。  
      这时，党中央已开完遵义会议，纠正了以王明为首的“左”倾路线。2月11日，中央给二、六军团发来指示电，指出湘鄂川黔根据地面临敌人“围剿”的“情形是严重的”，但也“是能够打破的”，“你们应利用湘鄂敌人指挥上的不统一与何键部队的疲弊，于敌人离开堡垒前进时，集结红军主力，选择敌人弱点，不失时机，在运动战中各个击破之”。电报最后指出：“为建立军事上的集体领导，应组织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分会，以贺、任、关、夏、萧、王为委员，贺为主席，讨论战略战术的原则问题及红军行动的方针。”②   
      当时红二、六军团主力在大庸、永顺等地。敌军四面八方压来。东北面陈耀汉纵队经石门、江垭等地向大庸北面移动，东面郭汝栋纵队和李觉纵队沿澧水经桃源、慈利指向大庸，西南面陶广纵队向永顺推进，西北面徐源泉纵队和张振汉纵队向龙山的茨岩塘及其以东地区前进。红二、六军团决定先打东面的郭汝栋纵队，由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率领主力，在慈利溪口棉花山迎击敌第二十六师郭汝栋部。
      棉花山西北山麓的溪口区，已在红军的帮助下建立了中共溪口区委、区革命委员会，是刚开辟的苏区。正当群众欢庆土地革命胜利之际，慈利朱际凯保安团，充当敌军进攻苏区的急先锋，对溪口进行袭击。同时，郭汝栋部王镇东旅从湘赣边区兼程向溪口扑来，十九师李觉部陶柳、陈子贤两个旅，鄂军徐源泉部罗启疆旅也向溪口进攻，郭部已抵剪刀寺、湖凹杨家院子并在这一带构筑工事。
      2月22日，红二、六军团主力集结在溪口长潭、燕儿垭一带。23日，战斗打响，红军先后歼敌1000多人，但因易守难攻，红军也有很大伤亡，加上敌援军李觉部已到阵地，萧克便下令撤出战斗，向大庸边境转移。
      棉花山阻击战，是红军反“围剿”的第一次战斗，虽然没有收到歼敌制胜的效果，但指战员异常英勇，震慑了敌军。以后，敌军未敢大举进攻。

东下津澧的战斗

      1935年4至8月，经过桑植的陈家河、桃子溪和咸丰的忠堡等战斗，红军打破了湘鄂两省敌军对根据地的“围剿”，士气高昂。但当时根据地处在龙山、桑植、宣恩边境，天地狭小，人口稀少，兵员、粮食、服装、医药补充极为困难。军委分会决定，乘胜东进，出击长江以南、洞庭湖以西广大地区，扩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征集军用物资，补充兵员，巩固和发展根据地。
      8月20日，红二、六军团主力，从桑植洪家关出发，经走马坪、江垭进入石门阳泉，随即分兵进入石门、临澧、澧县、津市。
      进占石门县城。红军主力进入石门阳泉后，苏杰师长率红十七师乘虚占领石门县城。   
      进入临澧。红军分南、中、北三路进入临澧境内。南路是萧克率领的红六军团主力十七师，8月底从石门县白沙渡出发，经易家渡、雷打岩、杉木桥、赵家巷、大树岗等地向县城挺进。当时县政府的官吏均隐藏起来，城内的县挨户团百余人，也吓跑了。红军未发一枪就进了县城，在县城驻扎一个星期左右，9月上旬经肖家河到澧县、津市。中路是红六军团十七师的某团，从石门城东下到新安、合口驻扎。北路是红二军团的四、六两个师，由贺龙率领，从石门仙阳坪出发，沿澹水东下到临澧谭家铺，然后分别到谭家岭、裴家岭、林家桥、彭家铺、白鸭寺、枣木桥等地。
       攻占津市。津市守敌是王见龙保安八团一、三两个营，由团副刘杰指挥，另有澧县铲共义勇总队第二队，队长周奎武，这两支部队共计近600人。8月23日晚，贺龙以红四师十二团为主力，十一团为预备队，由红十二团团长钟子庭具体指挥。红军进军神速，三面围攻守敌。24日黎明，红军占领津市，缴获敌重机枪3挺，轻机枪6挺，步枪无数。守敌大部由五通庙过河，败走新洲，逃往汇口。
      打开澧县县城。攻打澧城的主力是红六师十六团、十八团，由师长郭鹏指挥。在打澧城之前，贺龙曾风趣地对指战员说：“你们这次去攻澧县县城，如果打不开，不怪你们，因为我以前当澧州镇守使时，把城墙普遍加高了三尺；打开了，我来为你们祝贺！”贺龙的这番“激将”话，使红军战士更增加了取胜的信心。
      澧县的许多反动头目，闻红军东下，已乘机逃窜。国民党县党部常务委员（亦称党长，后称书记长）兼县铲共义勇总队主任李光炳、县长何培基、财政局长文振烈、保安第九团团长李华甫，事先都以外出求援为名，分途逃往长沙、常德、安乡等地。尚在澧城的守敌，主要是保安第九团团副、县铲共义勇总队副总队长王树棠和城关中心区区长陈仲南及其部属。县铲共义勇总队共辖4个队，一队杨少麟部，驻城关及刘家河；二队周奎武部驻津市；三队徐策植部驻官垸；四队杨复初部驻新洲。
      王树棠部和陈仲南部在城内分工把守。王树棠部把守东门和大、小南门；陈仲南部扼守北门和大、小西门。他们在城门洞口堆放沙柜、沙包，在城门上修筑碉堡，每个城堡配有1连兵力，10挺轻重机枪和20多支冲锋枪，城上每个垛口派1个士兵把守。此外，他们还强行把市民的门板、家具、柴草等易燃物搬来，又把草纸浇上煤油，用铁丝吊在城墙垛口上，点火焚烧，借以照明。为扩大视野，他们还把东门城楼也烧掉了。
      26日深夜，红十六团和红十八团在团长常德善、高利国等率领下，来到澧城四郊，十六团一营三连驻多安桥，与敌防线相距只数百米。
      为顺利攻下澧城，红军军团首长命令各连挑选出20名身强力壮、敢打敢冲的战士，到团部组成突击队，临时编成两个突击连，每连4个排，每排4个班。每班带上一挺机枪，一张木梯，每人带一支手枪，两颗手榴弹，一把马刀，一根在顶端捆着湿稻草的长竹竿。半夜时分，开始攻城。当红军运动到敌楼拐、八方楼城墙边时，首先举竹竿扑灭敌人吊在城垛口的火把，接着搭木梯爬上城墙，投掷手榴弹。手榴弹爆炸后，红军冲到敌碉堡前，把敌人机枪打哑，随即展开肉搏战。在冲锋号声中，红军先头部队冲进东城，后续主力大破西城。守敌溃不成军，有的丧命，有的被俘，王树棠弃城逃命，逃到小南门外南门洲时，被红军开枪击毙。
      正在眠花宿柳的陈仲南，突然听到枪声，慌忙躲在一家裁缝店的床底下。天亮时，红军攻克澧城，在群众的协助下，抓到了陈仲南。
       战斗告捷，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王震、李达特地前来澧城祝贺，并在城内合影。
      攻克澧城后，红军在津澧活动1个多月。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先后设在澧城和大堰垱对河的曹家大屋。军委分会主席贺龙与委员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等联合署名颁发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湘鄂川黔分会第一号布告》和《为号召全国民众保卫中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打倒卖国罪魁蒋介石的宣言》。红军为了建立地方苏维埃政权，指派红六师十八团政治部组织科长穰明德任澧县县长，广贴《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和《安民告示》，稳定城乡秩序。澧县地下党员游玉圃，很快与红军取得联系，并发动共产党员和农民积极分子，协助红军下乡的政治干部，召开群众大会，作报告，写标语，发传单，开展筹集军粮军款、扩大红军、惩治反革命等活动。   
      军民的这些活动，直接威胁常德、岳阳。蒋介石一方面命令原来在大庸、桑植、慈利一带的87个团的“围剿”军，立即转入防御，巩固和增强南西北3面封锁线，等待新的“围剿”军。另一方面，从湘赣抽调约42个团的兵力，对湘鄂川黔根据地发起新的更大规模的“围剿”。9月15日，红二、六军团在津澧的主力开始向石门转移。转移途中，担任阻击的红军在彭家厂与敌二十七师冯安邦部接火，红军及时抢占有利地形，控制了龟、蛇二山，诱敌深入山峪，当场击毙敌连长张壁三，歼灭了不少敌兵。至9月底，红军除在澧县西北山区留有部分游击队外，主力已全部撤离澧县境。
      红军撤离后，澧县反动派立即大搞铲共除暴，肃清红军影响。在大坪一带，杀死杨选松、李启贵、胡士铸等52人。在甘盆湾、谢家湾、姚家湾等地，杀死红军留下来的游击大队长皮修元和10多名游击队员。据不完全统计，在1935年9月后的一年内，澧县惨遭反动派杀害的就有161人。

红军领导人在石门作出战略大转移决策

      红二、六军团主力撤出津澧后，于9月中、下旬，先后集结在石门西北地区的维新、仙阳、大兴、磨岗隘、南岳等地进行整休，同时做地方工作，广泛发动群众。这时，敌军在加紧准备“围剿”红军，而红军与中央失去联系，形势对红军很不利。         、
      9月29日，军委分会在磨岗隘召开二、六军团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任弼时作了长篇报告，分析过去反“围剿”的经验教训，动员大家运用这些经验教训，继续坚持在原苏区内争取打破敌人新的“围剿”。就在开会的这天，军委分会接到周恩来发来的明码电报，询问红军情况。任弼时代表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委分会，立即用密码致电周恩来：“你们现在何处？久失联络，请于来电内对此间省委委员姓名说明，以证明我们的关系。”不料，此电报被张国焘收到。9月30日，以红军总政治委员张国焘和红军总司令朱德的名义署名回电说：“二十九日来电收到，你们省委弼时书记，贺龙、夏曦、关向应、萧克、王震等委员。一、四两方面军，六月中在懋功会合行动，中央任国焘为总政委……我们今后应互相密切联络。”红二、六军团军委分会即将红军反“围剿”计划电告红军总政治部。10月15日，红军总政治部来电指示：红二、六军团“在狭小地区内，固守为失策，决战防御亦不可，轻于尝试远征，减员（亦）大。可否在敌包围线外原有苏区附近，诱敌出碉堡，用进攻路线，集中全力以击破之”。并说“上述意见供给参考”，“请按实际情况由你们自行决定”。10月17日，军委分会根据红军总部来电，在石门县渡水召开会议，讨论新的行动方针。10月19日，红军总部又发来类似的电报。
      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委分会，经过反复研究，认为眼前比红军多10多倍的敌军不断逼近，根据地日益缩小，红军给养也很困难，固守根据地已不可能；到敌军包围线外原有苏区附近作战，地理条件和敌军的兵力部署情况都对红军不利。红军突围以后，若不远去，在强大敌军面前转来转去，势必日益被敌削弱，甚至有遭受失败的可能。这样，红二、六军团领导人在石门已基本形成远离根据地，实行战略大转移的共识，按照面临的实际情况和遵义会议精神，及中革军委2月11日关于“当必要时，主力红军可以突破敌人的围攻
线，向川黔广大地区活动，甚至渡过乌江。”的指示，11月4日，省委和军委分会在桑植刘家坪开会，进一步动员指战员实行战略大转移，突破敌人的围攻线，转向湘黔边，在广大无敌人堡垒地带和敌人进行运动战，创造条件转入反攻，争取在贵州省的石阡、镇远、黄平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
      10月下旬到11月上旬，红军领导人在石门不仅形成战略大转移的共识，而且在石门开始做部队突围转移的思想工作，召开党的积极分子大会和指战员大会，进行抗日反蒋和革命理想、革命纪律的教育。任弼时在石门写的红军誓词，是红军学习的重要内容。誓词大意是：“我们是工农的儿子，自愿当红军，完成苏维埃政府给我们的光荣任务，为着工农解放奋斗到底。我们是红色军人，要保护自己和同志们，绝对遵守和服从苏维埃的一切法令，并以自己的血和肉发展民族革命战争，实行土地革命，推翻国民党，保卫苏维埃，打倒帝国主义，争取中国解放，为社会主义前途而斗争。现在敌人正在大举进攻，我们要团结一致，用我们的刺刀和枪，与敌人决一死战，用我们的头颅与热血换得苏维埃的新中国。我们为着阶级利益，遵守革命纪律，如有违反和不忠，甘受革命纪律制裁。”到11月上旬，红军思想教育工作告一段落，部队离开石门，前往桑植再次进行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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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长征前，湘西北红军活动轰轰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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