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自十一大后,每五年召开一次,已成制度,最近的一次已经是十九大了。在以前可不是这样的。
1921年在上海成立,召开一大,接着每年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而四大与五大都是隔年召开一次,五大召开后的第二年即1928年召开了六大,此后,七大的召开已经到了1945年,相隔了十七年。再过了十一年,在1956年才召开八大。我们在1968年到南湾湖锻炼时,距八大已经又已经隔了十三年了。
当1968年秋天我们进入南湾湖时,席卷全国的 “ 夺权 ” 大部分已告结束,各省市成立了 “ 三结合 ” (注一)的领导班子,叫革命委员会,因为在新的政权机构或领导班子起个什么名字为好时,领袖说 “ 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 ”,于是,最先在“一月风暴 ” 中仿照 “ 巴黎公社” 成立的 “上海人民公社” 也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自1966年初开始的两年多时间内,一个个 “ 集团 ” 相继挖出:自揭 “ 二月兵变 ” 始,什么“三家村”,什么 “彭罗陆杨”(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分别是北京市市长,总参谋长,中宣部长,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什么“二月逆流”(注二),什么 “王关戚”(王力,关锋,戚本禹,写作组的几个笔杆子),“杨傅余”(杨成武,傅崇碧,余立金,分别是代总参谋长,北京卫戍司令,空军政委),“刘邓陶”(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小爬虫” “变色龙”,名字繁多,不胜枚举,一批批的被打倒,1968年十月,在全国除台湾省外,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此时这波澜壮阔的文革,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很多人眼里,文革是不是要结束了。
在此形势下,中共中央在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召开了八届十二中全会 。 全会批准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
虽然1956年9月召开的 “八大”,有一条决议:每五年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因为种种原因,十多年没有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了。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召开,为九大的召开铺平了道路。但没有公开九大将在什么时间召开。是不是军队内有这方面的通知,春节过后不久,部队要求干部战士要迎接九大,为九大献礼,我们当然也包含其中。
为“九大”准备个什么礼物?我们连队是要求每个班绣一幅向党中央向毛主席表忠心的图画。
连队在修八支渠时从工地抬回来不少杉木,打小方凳之后还剩很多,连队让李木匠给每个班做一个杉木框作为绣框,蒙上刺绣的白布作为刺绣的底子,在白布上画上图案底稿,很多班里没有人具备绘画能力,就交由担任连部卫生员的高林生来画。每个班都发了各种颜色的丝线以及刺绣用的绣花针。
这个高林生可不简单,他是北京政法学院绘画组的高手,本来他是练习国画,但在部队里改画油画,团部,师部礼堂的巨幅领袖画像皆出自他手,他几次到长沙和广州,参与省军区和广州军区的展览准备工作,受到毕业于广州美院的专业画家的好评,尤其是一幅气势磅礴的南湾湖全景图令他们折服。第二次分配时他留在了部队,去年联系上他,我满以为他应该是一位画家,可惜他最终还是放下了画笔,从事了他的政法专业工作。
每幅木框所画底稿,均为当时流行之图案,由领袖像,红旗,葵花,忠字,天安门,宝塔山,韶山,井冈山等革命圣地或工农兵形象的组合。全班每个人都要“敬献忠心”,所以每个人都要动手,全连一百多好男人,个个都成绣郎,手巧一点的绣精密部分,手拙一点的绣容易的部分,单面绣,不管反面美不美观。针从边缘处反面穿入,从同颜色的那一片的对面边缘处穿进,接着又紧挨着从反面穿出,再紧挨前一次的穿出处穿入,如此这般,用同一种颜色的丝线铺满一块,如果面积较大,那么从边缘的一边到对面边缘,就不能够一下子到位,因为距离大,丝线就长,容易挂坏,就得中间进行两次更多次数的反复进出,将一根长线变成首尾相接的几段,只有这样,修出的成品才可以用手去摸时也不会挂纱。
图案全部绣制完毕后,还得绣上一些文字:祝词与落款。全部竣工后交到连里,毕竟参与者没有一个是专业人员,加上又是用休息的空余时间你绣一会,他绣一会,尽管都是用心之作,远看尚觉漂亮,如同一些套色木刻作品,但细看还真不咋的。更有人笨手笨脚不会操弄那不到一寸长的绣花针,偶尔刺到手指,虽只出绿豆那么一点点血,难免有时也会沾一点到画布上,正面虽被丝线遮住,反面依稀可见血斑。
这些绣品最终送到何处,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样低水平的绣品,绝不会送去4月1日开幕的“九大”会场。
注一:“三结合”, 这是领袖的指示,夺权后建立的领导机构,要有军队的代表、革命干部的代表和群众组织的代表三者参加,显然上海的夺取是各群众组织联络站的形式不符合这个要求,所以它不能成为新政权的组织形式。
1967年2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夺权斗争宣传报道问题的通知》,明确地指出:
(一) 各省、市、自治区领导夺权斗争的权力机构,叫什么名称?是不是真正做到三结合(即由真正代表广大群众的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的代表、党政机关真正有代表性的革命领导干部组成的)?今后要先报告中央,经中央批准后,再在当地报纸上发表。 (二) 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城市的政权组织形式,除对上海中央另有指示外,一般的不要采用人民公社的名称。1967年2月23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通过《关于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决定》,指出: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夺权斗争宣传报道问题的通知》中的指示,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就上海临时最高权力机构的名称问题进行了讨论。我们深深感到,这一指示充分体现了中央对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大关怀,对上海人民的革命精神的最大爱护。我们坚决拥护中央的正确指示,一致通过把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改称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到这时,"上海人民公社"的名称也就被废止了。2月5日成立时被欢呼为"万岁"的"上海人民公社",存在仅仅18天,就寿终正寝。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为上海新政权的组织形式。 注二:"二月逆流" 1967年1月19日至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会议和2月中旬在怀仁堂召开的两次政治局碰头会议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因陈、叶、徐、聂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谭、二李为当时的副总理,因此又被称为"三老四帅"或"四帅三副"),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同林彪、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谢富治等进行坚决的斗争,当时被诬称为"二月逆流",实际上,它是一场正义凛然的"二月抗争"。1979年初,中共中央作出决定,为"二月逆流"彻底平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