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诗言志，歌咏言
我国是诗的国度，也是花的国度。菊花是我国的名花之一，古往今来，无数骚人墨客，为它写下了美丽的诗句。“诗言志，歌咏言。”若把这些菊花诗集到一起细细品味，就会发现每一首诗，都是通过菊花这个共同体，抒发着每个作者独特的兴趣和情怀。
东晋大诗人陶渊明的千古名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很明显地透露着山林隐逸那超尘出世的恬淡襟怀；中唐诗人元稹《菊花诗》：“秋丛绕舍似陶家,遍绕篱边日渐斜。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一股士大夫阶级惜花怜香、喟叹韶光易逝的惆怅之情，溢出言表；宋．苏轼（苏东坡）《冬景》“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一位仕途蹭蹬而又孤傲不屈的骨鲠诗人，跃然纸上；黄巢（黄巢（？～884），汉族，唐末农民起义首领。曹州冤句，今山东曹县西北人。）《咏菊》道：“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那英雄气概，造反豪情，挟雷挚电，扑面而来！黄巢的这首诗托物言志，借咏菊以抒抱负，境界瑰丽，气魄恢宏，气格刚劲雄迈，不同凡响，成功地塑造了抒情主人公那身披甲胄，手擎长剑，气冲霄汉的千古英雄形象，诸如“我花开后百花杀”、“满城尽带黄金甲”等句，语调斩截，气势凌厉，这些石破天惊、走雷挟电的诗句，象一簇簇闪动着反抗精神的火焰，闪烁在历代反抗权威者的民众心中。清朝末年的高旭也写过一首《对菊感赋》的诗：“聊复持螯且自夸,万千心事乱如麻。天生傲骨差相似,撑住残秋是此花。”没落贵族的哀鸣，顽固分子的挣扎，已到了顾不得遮掩的地步。五位古人的咏菊诗，表现出五种完全不同的倾向。
我们再来欣赏三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咏菊诗。毛泽东词.采桑子《重阳》：“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毛泽东的这首词却脱尽古人悲秋的窠臼，一扫衰颓萧瑟之气，以壮阔绚丽的诗境、昂扬振奋的豪情，唤起人们为理想而奋斗的英雄气慨和高尚情操，独步诗坛。朱德《赏菊》“奇花独立树枝头，玉骨冰肌眼底收。且聆和平共处日,愿将菊酒解前仇。”高瞻远瞩，天下大同的博大胸怀，跃然纸上；陈毅《秋菊诗》“秋菊能傲霜,风霜恶重重。本性能耐寒,风霜其奈何?”直面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铮铮铁骨，耿耿丹心，堪与日月争辉！
上列这些古往今来的著名咏菊诗可以证明，任何文艺作品，都必须有其独特的倾向性。对于作者来说，有自觉与不自觉之分；对于作品来说，有明显与不明显（隐蔽）之分。但是，绝不存在绝对没有倾向性的文艺作品。
文艺作品的倾向性，表现在各个方面，但最主要的是政治思想倾向和道德伦理倾向。
好的政治倾向性，表现为作品的革命性，如毛泽东诗：“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表现为作品的人民性，如毛泽东诗：“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最好的政治倾向性，表现为作品的志在解放全人类的无产阶级党性，如毛泽东诗《昆仑·雪》：“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赠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美是道德上的善的象征”。（康德）一个文艺家，只有在道德意义上是一个美的人，才可能使自己的作品成为道德意义上美的作品。别林斯基说得好：“任何伟大的诗人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的痛苦和欢乐深深植根于社会和历史的土壤里，他从而成为社会、时代、和人类的感官和代表。”
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倾向性呢？“四个女婿联诗”的故事正好说明这个问题。一个雪天，某翁做寿，四个女婿齐来叩祝。席间，翁命联诗助兴。大女婿是秀才，张口吟道：“大雪纷纷落地”；二女婿是朝廷命官，接吟道：“全是皇家福气”；三女婿是个土财主，接吟道：“再下三年如何？”四女婿是个庄稼汉，气得脱口骂道：“放你妈的狗屁！”四个人，在同一时辰，面对同一事物，观感为什么如此大不相同呢？根源就在于，立场不同，世界观不同，思想感情不同，说出来的东西就倾向性截然不同了。无聊文人的吟咏风花雪月，封建官僚的为皇家歌功颂德，地主老财的囤满仓流而不顾百姓死活，贫苦农民的忍无可忍而粗野叫骂，都十分贴切地反映了他们各自的经济地位和思想感情。可以说，倾向性正是作家灵魂的自白。
相传李白十六岁时，就被乡人推举到县衙掌管文书。有一次，县境内的陪江暴涨，吞没田庐，淹死百姓。知县杨天惠不顾灾民苦难，反领着一班属员去观赏水景。上游漂来一具女尸，被江边芦苇卡住了。女尸面色如生，头发散乱，几条小鱼从她脸边一跃而过。杨知县不但不马上派人打捞，琢磨出几句歪诗来：“二八谁家女，漂来依岸芦。鸟窥眉上翠，鱼弄口旁朱。”下面还该有四句，可他再也想不起来了。
李白对知县的作为十分气愤，便吟道：“绿发随波改，红颜逐浪无。何因逢五相？应是怨秋胡。”杨知县听出这四句诗是骂他象行为不轨、玩弄女性的秋胡，应该让被吴王夫差冤杀的伍子胥化作怒涛把他淹死，便怀恨在心。李白知道续诗惹了祸，不待知县下令逐客，便弃职回青莲乡去了。
有人询问伟大作家巴尔扎克是怎样写出那么宏伟的作品的？他耸耸肩头，把手中的手杖递给人们看，只见上面刻着一句话：“我粉碎了每一个障碍！”后来，奥地利的颓废作家弗朗茨．卡夫卡也用过这句话，只是颠倒了话中的主语与宾语：“每一个障碍粉碎了我！”
只要作家世界观不同，即使是一奶同胞，作品中也会显示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倾向性，鲁迅与其亲兄弟周作人便是最好的证明。两人从小一样遭遇，同赴日本留学多年，很有感情，但鲁迅成了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空前的民族英雄”，而周作人则成了汉奸文人，公然宣称“宗帮为疏，异地为亲”。日寇侵占北平后，他竟在家门挂上日本旗请求庇护，后来当了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署督察。
就是同一个作家，由于前后世界观的变化，作品倾向性也大不相同。明末清初的画家石涛，在坚决反清时题画竹云：“其实天下之不可废者无如节”，正气凛然；后来却甘心当了满清顺民，又题画竹诗云：“未出土时先有节，到凌空处本无心。”俗态毕露！
只有坚定地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才会创造出富有人民性、革命性的佳作来。
宋末元初诗人、画家郑所南，擅长画兰草。元灭宋后，他弃官隐居江南，耕种薄田为生。所画兰草全部离地露根，令人大为惊奇，有人问他：“为什么你画的兰草不长在土里呢？”郑所南悲愤地答道：“地为番人所夺，哪还有土可长？”以画寄志，誓死不当亡国奴，就连笔下画的兰草，也不愿扎根于宋朝亡后的土地上。作诗曰：“纵使圣明过尧舜,毕竟不是真父母。干言万语只一语,还我大宋旧疆土!”
恩格斯指出：“倾向应该是不要特别地说出，而要让他自己从场面和情节中流露出来。”古今中外无数名著的成功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看一下《三国演义》中的六出祁山。从蜀汉建兴五年——十二年，诸葛亮连续组织了六次伐魏战争，但在与司马懿斗智斗法中接连失算，六出祁山均已失败告终，最后心老力拙，病逝五丈原，把自己的命都搭上了。六出祁山的战绩表明，诸葛亮实际上是个败军之帅，说他有神机妙算，无往而不胜，实在值得怀疑。可是奇怪的是，读完《三国演义》，诸葛亮又确实以神计妙算，深谋远虑的智者形象留在人们记忆中。这不是显得十分矛盾吗？细细分析就会明白，这种近似魔术的变幻，正是小说作者用蜀汉、贬曹魏立场和鲜明爱憎倾向所造成的。小说在题材选择、情节开展及人物塑造等各个方面，千方百计颂扬诸葛亮，因而打了败仗也对他无妨。
《三国演义》写六出祁山时，故意虚写六次战争的结局，往往一笔带过；而用力实写孔明一次又一次具体战斗的胜利，祥写其周密部署，高明预见，写得有声有色，甚至连他的失败也写得神乎其神，或演空城计，出奇制胜；或乘魏新败，迅速撤退；或神鬼莫测，偷偷溜走；或增灶设疑，迷惑司马懿；或“死诸葛能走生仲达”。这一虚一实，一详一略，选材本身就让打了败仗的诸葛亮成了屡打胜仗的英雄，他的每一次撤退也就成了胜利的凯旋。另一方面，对孔明的对手，实际上的胜利者司马懿，作者却时时处处加以贬斥，明明司马懿攻占街亭，处得了战略上的主动权，迫使诸葛亮仓惶撤兵，不得不冒险设空城计，作者却要司马懿哀叹：“吾不如孔明也。”而在“死诸葛能走生仲达”中，作者对司马懿的贬斥，则到了丑化的地步。孔明死后，蜀兵后撤，司马懿驱军追击，这时，姜维率三千蜀兵，用诸葛亮的木偶像，猝然出现，司马懿竟吓得抱头鼠窜：”司马懿奔走了五十余里，背后两员魏将赶上，扯住马嚼环叫道：‘都督勿惊’。懿用手摸头曰：‘我有头否？’二将曰：‘都督休怕，蜀兵去远了。’懿喘息半饷，神色方定……”
《三国演义》的作者正是这样把自己坚定的立场，鲜明的爱憎融化在生动曲折的故事情节之中，贯注在精雕细刻的人物身上，渗透在文章的字里行间。这样，作品就用艺术的感染力左右了读者的感情，使他们不知不觉间忽略了孔明六出祁山而一无所获甚至常常仓惶败退的结局，依然认定他是一位具有非凡智慧和才能的人物。这种近似魔术似的的变幻，真是倾向从作品的场面和情节中自然流露出来的典范。
文艺作品的倾向性，是与其社会效果密切联系着的。因此，一个作者，不能不在创作中特别注意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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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6-22 07:5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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