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戏说文以意为先
一千五百年前，我国南北朝时梁代的文艺理论大师刘勰，曾经在他的不朽巨著《文心雕龙》中，深刻批评过一种不良的文艺创作倾向，他写道：“彩滥辞诡，则心理愈翳。固知翠纶桂饵,反所以失鱼。”这儿所说的“翠纶桂饵”，是一个发人深思的故事，见于《太平御览》卷八三四引《阙子》的一段文字中：“鲁人有好钓者，以桂为饵，黄金之钓，错以银碧，垂翡翠之纶，其持竿处位即是，然其得鱼不几矣！”
用桂为鱼饵，黄金作为钓鱼钩，并涂上银白和青绿相间的颜色，还要把翡翠装饰在钩丝上，这位鲁国的钓鱼爱好者，其用心不可谓不重视，这样的钓具不可谓不美丽，然而尽管执竿站脚的姿势都很正确，却是永远不能希望钓起鱼来了！本来，“钓到鱼”的目的，是内容；“钓鱼竿”是手段，是形式。目的是根本，手段替目的效劳，内容是主导，形式为内容任务。可是，过分张扬的手段，过分装饰的形式，反把目的冲淡了，内容遮掩了，鱼儿吓跑了。
正与翠纶桂饵把鱼儿吓跑是一个道理，过分华丽的词藻，过分张扬的形式，也会把文艺作品的内容、主题、情感淹没掉，所以，千万不要片面追求。
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说林》中，曾用一个十分贴切的比喻，把这个道理讲得明明白白。他说：“譬彼禽鸟，志识其身，文辞其羽翼也。有大鹏千里之身，而后可以运垂天之翼。鷃雀假雕鹗之翼，势未举而先踬矣，况鹏翼乎？故修辞不忌夫暂假，而贵有载辞之志识，与己力之能胜而已矣。”你若有非常深刻、新颖的主题和形象，那就不妨驾上大鹏的“垂天之翼”，“水击三千里，搏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如果只有小小的主题，浅浅的意思，那就还让它长着燕雀的小翅膀吧，还可以在低空翱翔飞徊，若硬要插上大鹏的巨翅，以求伟岸壮观，抖抖威风，那是肯定要背不动，还未起飞就重重跌在地上的！
从根本上说，一个文艺作品美不美，动人不动人，是在其内容上（包括作品的主题、形象、情感等等），美丽的表现形式，正是由内容决定和派生出来的。“西子未入吴,夜来不进魏……粗服乱头,愈见妍雅;罗纨不御,何伤国色”（恽格)假使西施不是绝代佳人，没有倾国倾城之貌，那么，胭脂花粉抹得再厚，绫罗绸缎穿戴得再艳，也是无济于事，决成不了“国色”。《庄子.天运》里不是说了一个“东施效鼙”的故事吗？道是美女西施因心口痛，十分难受，皱着眉头，按着胸口，坐立不安，别生一段难以描绘的风韵，被人誉为“西子捧心”；她的邻居有一个奇丑的女儿，就叫东施，她觉得西子捧心确实很美，便也学着西子的样子，故意皱着眉，撮着嘴，按着胸，扭扭咧咧的，想使自己美起来，结果呢，恰恰相反，这个丑女更加难看了！本来十分丑陋，靠学一个“西子捧心”的美丽身段来装点一番，那是不可能扭转乾坤的，只不过徒增一段“东施效鼙”的千古笑谈而已。
这么说，是不是形式就不重要了呢？不是。因为形式一旦诞生，就会对内容起反作用——或者促进，或者促退。也就是说，一定的形式运用好了，可以帮助更鲜明、准确、生动地表达内容；一定的形式如果运用得不好，就会影响、阻碍内容的更好表达。古人所谓“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就是这个道理。
刘勰《文心雕龙》的《情采》篇中，专门探讨了这种关系，他指出：“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夫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他所说的“文”，就是现在常说的形式，或说“辞”；他所说“质”，就是指内容，或称“理”。刘勰非常精辟地提出了“文附质”、“质待文”的原则，及其深刻地阐明了两者的辩证关系。如果没有茁壮的树木本体，那么，花卉就无法怒放；反之，要是老虎的外皮上没有那威武雄壮的斑纹，那么，他的样子也就同狗羊之类差不多了。
毛泽东号召革命的文艺家们，要努力做到“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一定的内容（理），必然要求有一定的形式（辞）来表现它；而一定形式之存在，正是为了表现一定的内容。形式的最大职责，是最完美地表达内容；形式的主要任务，是使人们忽视形式的存在，而只感染、激动、潜移默化于内容。“最纯粹的杰作是这样的：不表现什么形式，线条和色彩再也找不到了，一切都融化为思想与灵魂。”（罗丹）
然而，在历来的文艺创作实践中，往往有形式不顾内容而哗众取宠，造成喧宾夺主之结果的。“买椟还珠”的故事，便是最好的例证。据《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记载：有一个楚国人，到郑国去卖珠，为了做好珍珠生意，她特地制作了非常精致的卡匣，搞了十分美丽的装璜，然后把珍珠放在匣里边；不久，遇到了一个郑国人，一看就十分中意，连价也不还，便买了下来；可是买卖做成后，郑国人只要了那美丽的卡匣，却把珍珠还给了那个楚国人。你看，形式问题强调过分了，不就走向主观愿望的反面了吗？正好比是密叶遮花，浮云蔽月，令人大失所望。
还有一点需要涉及的，就是内容必须由形式来表达、来装饰，但这个表达、这个装饰，一定要十分自然，毫不做作，天衣无缝，亲切可爱。袁牧在《随园诗话》中曾经说到过这层意思：“人之诗文先取其意。譬如童子垂髫肃揖,自有佳致,若带假面伛偻而装须髯,便使人生憎。”儿童凭本来面貌接待宾客，自有其天真烂漫的可爱之处，而硬要装作大人，带假面，装胡须，就十分不自然，令人生厌了。
从我们文艺创作的现状来看，在部分作者的身上，确实存在着一种片面追求形式美的趋势，他们在作品的主题、内容、感情等方面下功夫不大，而把主要神力都用在了追求艺术形式的花样翻新上去了，结果是猛一看十分精致，却并无什么实际用途，充其量也只不过是玲珑剔透的手工艺品，小摆设而已。
仔细分析一下这股潮流，大约包括两种情况的作者。一种是年轻的初学写作者，他还不懂得“理定辞畅”道理，还没有体会到“文以意为先”的真正的含义，往往被别人作品中华美的外形所吸引，所征服，不由自主的就去模仿它，不知不觉就误入了创作的歧途。马克思有一句名言：“末流诗人，除了光滑的形式以外，再没有别的什么了。”从而迷途知返，摆正内容与形式的关系，走上创作的康庄大道。另一种是有意思的去追求形式的华美，想把它作为一根救命稻草，抓住不放。这些作者的作品中，生活十分贫乏，主题非常的陈旧，感情异样的枯燥，没有力量吸引读者；那么怎么办呢？他就拼命在形式上大作文章，想用花样翻新、绮丽艳词等等，把上述那些不足掩盖起来，唬弄住读者。这个办法并不可靠，只要读者稍一品味，就会露出马脚。
吴可,宋代诗人、诗评家。吴可诗颇为当时文士所推重，今《藏海居士集》内存诗58首。他生当南北宋之交，历经流离转徙。吴可论诗主张，主要见于《藏海诗话》和《诗人玉屑》所录的《学诗》诗。他主张诗“当以意为主，辅之以华丽”；“宁对不工，不可使气弱”。主张“学诗当以杜为体，以苏黄为用”，说“杜之妙处藏于内，苏黄之妙发于外”。书中所论，颇能切中北宋诗坛某些流弊。吴可论诗，喜用参禅之说，提出诗贵顿悟和不蹈袭前人窠臼的论点。从苏轼以禅喻诗到严羽系统地提出以禅喻诗的理论，吴可起着承先启后的作用。
吴可曾在《藏海诗话》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凡装点再好在外，初读之似好，再读之则无味，要当以意为主，辅之以华丽，则中边皆甜也。”让我们记住“翠纶桂饵”这个故事的教训吧！炼辞是为了炼意，炼辞而不炼意，便会以辞损意，变作“雀驾鹏翼”，必然要落一个“繁采寡情，味之必厌”的可悲下场。古人创作点滴，值得今人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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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6-26 08: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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