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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澧英烈
贺英的生死战友廖卓然
尹德立 整理
湘西北革命老区常德临澧是一片英雄辈出的红色土地。其中，在著名的“盘肠将军”肖劲（原名承森）老家，还有一位与洪湖赤卫队女英雄贺英一起出生入死的革命战友，他在黄埔军校时的名字，叫“廖卓然”。 1905年农历腊月十五（公历1906年），湖南省临澧县北端团山乡樟树村穷苦农民廖邦藻家中，迎来了第二个儿子。廖邦藻一生育有四个儿子，世代抱着“荣华富贵”梦想的父母，给先后出世的儿子，起名作荣、作华、作富、作贵。1906年初出生的这个，名叫“作华”。 廖邦藻的家，位于澹水最上游一个山窝窝的最底部，可谓山穷水尽之地，家境自然贫困。随着老三、老四的相继出生，家里的日子越过越紧绷。好在廖邦藻还有些见地，尽管家境困苦，还是让愿上私塾的孩子，在私塾里跟着人家拖着。干锅里炕干鱼，几个儿子多少还是学了一点文化。特别是老二、老三悟性较好，读书也还坚心，在边劳动、边读书中，居然成了樟树山窝里的“文化人”。 廖作华自小聪明伶俐，凡事颇有悟性，且性情刚直，主张正义，对社会黑暗嫉恶如仇。作华20岁那年，临澧不少家贫缺钱而又立意进取的热血青年，纷纷出去投考黄埔军校。离廖作华家约三里左右的肖承森（上黄埔时改名“肖劲”）就是眼前的活样本，这促使廖作华也下了决心，立志天下，走出山沟，慨然离乡别井，南下广州，追求将来的作为。来到黄埔军校后，廖作华进入第三期步兵队，注册时改名“卓然”，“作华”则作为别名登记在册，年龄“二十”，籍贯“湖南临澧”，通讯处为“津市上合口廖安仁转”，学籍簿上还有他们的黄埔学员军装照。那位转信人廖安仁，是廖卓然老家的族人，他在合口开着一家有点名气的饭铺，交际自然较广；在那邮政困阻的时代，这饭铺老板的确是最佳转信人选。同是黄埔三期学员的肖劲的通讯处，也是此地此人。在那一期黄埔生中，临澧藉的还有解放后常德第一任专员陈采夫，临澧县第一任县长蒋真初，临澧县第一任公安局长候方履，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五县联委书记汪毅夫，还有牺牲在井冈山七溪岭战斗中的“盘肠将军”肖劲等。 黄埔学员没有几个学习不刻苦的。据有关党史专家查阅历史档案得知，廖卓然在黄埔军校学业出色，在校期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曾留校任教，汪毅夫等校友曾在后期受训于“廖教官”。在学习期间，廖卓然也曾给家人写过信；后来的革命岁月中，他也给家里写过信；这些信函，包括黄埔军校毕业证等物件，原是由老家亲人保存的，但在后来漫长的斗争岁月中，因收存这些重要物件的箱子被毁，而使之遗憾丢失了。后来，北伐战争开始，廖卓然从黄埔军校直接随北伐军出征，随后参加了南昌起义。南昌起义中，队伍被打散，廖卓然辗转返回湖南临澧老家。那时的临澧，正处在大革命方兴未艾之时，同是临澧籍黄埔军校毕业，时任中共湖南省军委书记的黄鳌刚从长沙越狱回乡，与临澧地下党组织一道，开展以“除五害”为标志性事件的革命斗争。廖卓然回到临澧时，适逢中共临澧县委机关被县团防局破坏，故廖卓然不得不直接回到老家刻木山下，与家人聚首。不久，经人牵线做媒，廖卓然与澧县王家厂黄木堰一个胡姓人家的女儿结为夫妻，过了一段短暂但甜蜜的新婚生活。 然而，当时刻木山地区有个大恶霸，为人十分凶残，行事极其歹毒，当地百姓对他是又恨又怕，无不谈虎色变。廖卓然作为共产党人和革命军人，哪里容得地方恶霸如此作恶？于是他开始独自侦察，摸清这恶霸的习惯与行踪。然后，他捕捉到一个绝佳机会，单枪孤胆、神出鬼没地将这恶霸成功灭杀。自然，恶霸的护院武装对这神秘杀手急欲拿获而杀之。为暂避风头，廖卓然暗中辞家，只身前往澧县码头铺方向新堰口（方音“西儿口”）外婆家，藏身在外婆家红薯洞里，吃饭则由忠厚可靠的侄女婿杨大淼送到洞里。 1928年，得知南昌起义一线指挥者贺龙已回湘西发展红色武装，廖卓然立即前往桑植，找到贺龙将军，深受信任与器重。那时，贺龙、周逸群等根据中央指示，正在湘鄂西开创革命根据地，组建湘鄂边工农武装。据《临澧县志》载，廖卓然1928年便在贺龙麾下任教导队队长，那几年里，红二方面军的军事骨干大都在教导队接受过专门训练，主要学习党的基本知识和山地游击战术，颇有点“红四军小黄埔”的意味。 在廖卓然跟随贺龙在大湘西干革命期间，他家老幺廖作贵曾与一帮脚夫去川贵一带挑运盐巴。私运盐巴自古犯法，廖作贵他们经过湘西红区时，恰巧被廖卓然的队伍发现，即行扣押。贺龙得到报告后，单独接见了廖作贵，向他了解了一些临澧团山乡斗争形势和他们老廖家的生活情况。贺龙一直非常器重廖卓然，常言道“爱屋及乌”，所以，贺龙对卓然的小弟法外开恩，不仅放了他，还送了十几块光洋，让他带给家里；贺龙见廖作贵已经走得很累了，还送了一头脚力很好的骡子给他，让他骑回刻木山。 1928年底，廖卓然奉贺龙之命，回家乡临澧发展民间党组织，并开闸“扩红”工作。在老家天星与俄井之间的鸡爪寺，廖卓然曾组织了40多名年轻矿工，还有个别伙夫，一起参加了红军。这批红军战士后来全部战死在外，无一生还。解放后担任四川省交通厅长的谭永季，也是当年廖卓然利用在谭家铺赶场的机会，发动参加红军的；当时一起参加红军的还有天星、岩龙、竹龙村的十来个青年，但他们大都牺牲在了1935年贵州毕节的一场恶战中，但后来被临澧人称为“小朱老”的朱玉清同志成为幸存者。同时，廖卓然从贺龙身边回到临澧老家，与重组的中共临澧县委秘密联系后，便着手在新安地区发展临澧县最早的地下党支部，成员达到二十余人，这个党支部对新安地区的革命运动，无疑曾起到积极的作用。后来，这个支部的主要成员都被反动派抓捕杀害了，面对敌人的屠刀，他们都表现英勇。1952年，这些同志都被临澧县委和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据《湖北革命史》载，1930年7月5日，红二军与红六军在湖北公安境内汇合整编后，廖卓然依然担任红军教导队队长兼某团团长，属于红军高层指挥员。当时红二方面军分布在湖北洪湖以西到湖南湘西北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广大地域，贺龙为总指挥，贺龙的姐姐贺英则一直在洪湖地区坚持武装斗争。在艰苦激烈的革命斗争中，湘鄂两地红军是互为支持、密切配合的。廖卓然也从湘西转移到湖北洪湖、监利、鹤峰地区，开展革命斗争。那段血与火的岁月，发生的故事可谓复杂曲折、出生入死，我们实际很难用一个清晰的单线讲述，来重现当年。 解放后的1961年2月2日，贺龙元帅向红二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讲到这段历史时说：“石门（根据地营垒）垮后（日子）比较苦，我身上的衣服都换不下来；（我的）脑子也清醒了些，骄傲、个人英雄主义劲也减少了。我姐姐（指贺英）的话，过去根本不听，现在也听了一些。我把廖卓然、陈协平、张一鸣等召集在一起，找我姊姊谈，我姊姊说要好好整顿队伍。就整了三个月，共九个班，每个班都有党员，也有了团员。廖卓然当排长，王炳南当大队长。”贺龙元帅的这一席话，是对那个时期廖卓然经历的最重要注解。此外，在后来辽宁美术出版社编绘出版的连环画《女英雄贺英》第68页脚本文字中，也这样描述道：“贺龙当天把贺英的意见向前委作了汇报，前委认为贺英的意见很可贵。决定彻底整顿部队，把高级人员分配到士兵中去，让廖卓然去当排长，王炳南任队长。把整个部队整编一新。” 红四军在1928年冬的整顿是坚决和彻底的。遣散了老弱和入伍动机严重不纯的分子，加强基层领导和严格管理教育，发展党团组织。全军只剩下91个人，72支枪，编成9个班。一些特委、县委的负责同志和北伐军及南昌起义时期的团长、营长，都当了班、排长，每个班都有了党、团员，组织健全了。就连廖卓然这样的高层干部，当时也下去当排长了。人虽然大为减少，但部队已经变成了以党为坚强领导，以老党员为骨干核心的，有觉悟的战斗集体。红四军的革命建军，也可以说这时是真正的开始。不久，湘西特委和鄂西特委指示，将湘西前敌委员会改为湘鄂西前委，负责领导红四军及湘鄂边地方党工作。贺龙同志任书记，张一鸣、陈协平、李良耀、汪毅夫、罗统一等同志为委员。 1929年10月，蒋介石与张发奎之间发生军阀混乱。双方大军纷纷向澧县、石门、常德等地集中，部分敌军已向桑植进逼。前委和红四军尚未查明敌军大量集结的意图，而敌军已来犯境。在转移中，红四军遭敌袭击，团长陈宗瑜、贺桂如牺牲，部队也伤亡了三四百人，于是红军转移到鹤峰地区。10月下旬，红四军向东发展，到五峰、长阳地区积极活动。12月攻克长阳县城，协助地方党组织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和农民协会。1930年2月，鄂西特委副书记万涛同志来到鹤峰，向前委传达了鄂西特委关于红四军与鄂西红六军会师的指示。前委立即安排了湘鄂边地区的工作，在鹤峰留下并组织了以汪毅夫同志为书记的中心县委及一个独立团，在桑植留了一支游击队，以坚持湘鄂边地区的斗争，即率红四军东下，但受到川军及长阳、五峰团防的堵截返回。3月，蒋阎冯军阀大混战即将开始，部分敌军主力调离。红四军抓住时机再次东进，在五峰消灭了这一带势力最强的团防武装，建立了五峰苏维埃政权。4月，进抵松滋境内，敌独立十四旅所部及附近各县团防武装二千余人来犯，红四军乃转往澧县地区，而澧县、石门、松滋等县反动武装纷纷出动前来追堵。红四军乃集中兵力，重点打击石门敌军罗效之部，将其击溃，毙敌甚多，缴枪百余支。不久，红四军再次东下，进入澧县境内，击溃敌军一个营。6月18日，进至公安县申金渡和松滋县西斋。7月1日，鄂西红六军占领公安县城（南坪）。7月4日，红四军与红六军胜利会师，之后，在鄂西区域战场上，发生过无数次血战，其中第二次攻打监利的战斗十分惨烈。那应该是1930年7月13日红军撤退前，红军部队在监利县堤头市与劲敌遭遇，也有说是在沙市斗湖堤发生激战。当时，廖卓然又已担任红军营长，他的营总是承担作战主力，贺英那时也带领队伍参与战斗，与廖卓然成为出生入死的战友。但在这场战斗中，廖卓然不幸战死，牺牲后，红军追认他为团长。当时，廖卓然年仅24岁。贺英则是1933年5月5日因叛徒出卖，被敌人团团包围在鹤峰洞柘湾。在殊死激战中，贺英腹部被小炮弹炸裂，肠子流出；但她以惊天地泣鬼神的勇毅，将肠子塞进腹中，继续坚持战斗，直至壮烈牺牲。在那段血战岁月里，无数可歌可泣的红军英雄，先后长眠在了鄂西这片洒满烈士鲜血的红色土地上，其中就有贺英、王炳南、廖卓然等著名英烈。 廖卓然牺牲后，贺龙曾派人把廖卓然的妻子胡氏母子三人接走，来人是用一担箩筐挑着两个儿子走的，据说这对双胞胎的出生颇费周折，母亲上午生下一个后，腹中暂无动静了，不料下午又忽然发作，第二个胎儿这才赶伴落地。如此传奇的来历，本当是未来可期的，可惜这三娘母至今下落不明。后来，廖家修谱，见作华（即卓然）名下无嗣，便将老大作荣的第五子自廷（后名黄仕珍），过继到作华名下为嗣。此外，1983年时任中组部副部长的贺龙前妻蹇先仁同志在与赴京的临澧县民政局副局长高荣国谈起廖卓然烈士时，蹇大姐竟至泪流满面地说：他（廖卓然）是个了不起的军事人才，是个好同志！可惜啊！可惜啦！ 卓然一君，虽死犹荣。在湖南长沙烈士公园纪念塔内，进门左上方第一个名字就是“廖卓然”；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桑植县红二方面军纪念塔上，也有“廖卓然简历”；在湘鄂西苏区太浮山武装斗争纪念碑园内烈士名录中，更镌刻着“廖卓然”这个不朽的名字，同样刻名的还有他三弟廖书安。据廖家至亲介绍，廖书安也曾上过黄埔军校；《临澧县志》载，廖书安于1933年被夏曦肃反错杀在洪湖地区，牺牲时任师部秘书。这一门二黄埔、两红军、双烈士的红色传奇，也为湘西北雄峰刻木山，增添了不朽的光荣！
（根据相关历史档案和廖生祥〈烈士嫡侄孙〉、廖邦志〈烈士近宗亲〉等提供的资料综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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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6-28 10:1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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