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天风 于 2021-8-17 08:31 编辑
临澧红色故事
出生入死陈耀纲
刻木山乡采写组
在临澧澧北平原北缘，连绵起伏的丘峦一眼望不到边。这片丘峦中，除分布着成千上万座古楚墓葬，也居住者世世代代的临澧与澧县百姓。其间有个村子叫“长乐”，属民国时代临澧六区团山乡。 1925年的一天，长乐村一户多子女的陈姓人家，又迎来一个新生命，是个很讨喜的“幺儿子”。尽管家里并不富有，而且这已经是家里的第八个孩子，但这孩子生得眉目机灵、周正可爱。中国民间素有“幺儿幺女命肝心”之说，所以，这个男孩从出生起，就成了全家人的心爱和希望。到五六岁该发蒙上私塾时，父母给这孩子起了个响亮的名字：陈耀纲！ 祖辈世代贫穷，促使这一家人决意不管多穷多难，也一定要拌出个有文化的人来，指望将来靠他光宗耀祖。就这样，全家靠租种人家的课田艰难度日，勒紧一家人的裤腰带，硬是供耀纲从私塾发蒙，读到了高中。耀纲读书很有悟性，读私塾时，他的塾师惠明先生就常对耀纲父亲说：这个伢儿是个好坯子啊，将来一定是个当大任的人才！ 1940年前后，国家正处内忧外患、灾难深重之中，反动当局只顾统治阶级利益，不顾劳苦大众死活；因而，反饥饿、反压迫的潮流渐渐涌动。当时，陈耀纲正在临澧县立高级中学（即原湖南省立第十四中学）读书。学校往往是对社会潮流最敏感的触角，当时临澧县青年战时工作团相当活跃，陈耀纲等进步学生历史地融入了新潮流。此前，每逢月假、寒暑假，陈耀纲都会按时回家；但现在却忽然很少回家了，偶尔回一趟家，也是来去匆匆，夜至晓行。父亲有些不解，问他为什么现在回家这么稀少，纵然回一次家，也是像“包火”一样？这里似乎需要解释一下什么叫“包火”？那是讲贫穷时代，穷人家为省“洋火”，做饭时常拿个干草包，到已生火的邻居家去包个火种；那火种既不能熄灭，又不能燃起来，包火人在路上自然要脚不点地快快跑，不然在路上燃起来，就只好扔掉了。每每父亲这样问时，陈耀纲只简单答道：“念书呗！”但他常会交待家里人，不要向任何人透露他的来去行踪。 陈耀纲当时的诡秘行为，最直接受累的是他姐姐陈耀君，因为陈耀纲的鞋，都是耀君姐姐给做的。此前，姐姐每学期只需要给耀纲做一双鞋就够了，可是现在每一个月陈耀纲就要穿破一双鞋；有时一二十天，他就捎信要姐姐给他送鞋到学校去。姐姐不明白弟弟现在怎么会这样费鞋，忍不住问起弟弟，陈耀纲的回答，姐姐也无话可说，他的说是：“学校加强体育跑步锻炼，鞋不经穿了。” 有一次，天黑了耀纲突然回来。姐姐疼爱小弟，忙给他打来洗脚水，并帮他洗脚，发现弟弟的脚趾头大都从鞋面下露出来了，脚板底边鼓起一串血泡，血泡周围，都结了黑褐色的血茧，看着就让姐姐心痛。姐姐非常关切地问：“耀纲，你跟姐姐说句实话，你现在究竟在干什么？”陈耀纲对姐姐是很亲近的，姐姐这么贴心一问，耀纲心里一扪，犹豫片刻，才在姐姐耳边小声说：“我们家，就数姐姐你最开明，最有知识和信仰了。不瞒姐姐，我已参加临澧抗日战时青年工作团，很多关系民众命运的事，需要我们去做；所以，家里的事，我是真顾不上了，你们几个哥哥姐姐，就多辛苦辛苦吧！”第二天临离开家时，陈耀纲把他们在学校印刷的《目前的中国形势》宣传册子拿出两本，送给了姐姐陈耀君。从那时起，姐姐终于清楚，耀纲已走上为开创新中国而斗争的道路。耀纲经常要在往返常德、安乡、澧县和临澧农村、工厂，进行政治宣传和秘密联络，道路遥遥，奔走频繁，这鞋哪能不烂得快呢？弟弟的斗争精神，也感染着姐姐，而弟弟送的那些宣传册子，又使姐姐从中学到不少革命道理，因此陈耀君也开始走上革命道路。到解放初期，已投身家乡解放事业的陈耀君，曾担任团山乡第一任乡长；这在当时妇女中，还是不多见的。 话说陈耀纲高中毕业后，就更少回家了。当时，国共合作已基本破裂，彼此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敌对，共产党骨干分子陈耀纲的家庭，自然被秘密定为“政治机密户”，受到暗中监视。但由于陈家当时栽的是伪乡长家的课田，每年都交给乡长家不菲的课租，实际算得上乡长家半个“衣食父母”。所以，伪乡长没有太为难陈家，反正赤色份子陈耀纲已成年，常年在外不着家。也许正因如此，县里伪政权和分布在地方的特务、宪兵们，对陈家人格外注意跟踪盯梢。 一年清明时节，耀纲潜回家中，与父亲悄悄到葬在大堰垱的曾祖父坟地去挂清扫墓。这对父子自以为行踪隐秘，不会出事，却不料已被特务暗中跟踪。陈耀纲在祖坟上刚和父亲一起磕完头，点燃鞭炮，墓地两边的地坎儿边，突然响起两声枪响，接着有人大喊：“陈耀纲！不准动！”陈家父子知道中埋伏了，父亲忙对儿子说：“快跑！”陈耀纲反应敏捷，立刻撒开长腿，破田破地往山岗沟坎中跑去。也是因为这帮特务一心想活捉陈耀纲，回去领重赏，所以都没有真正瞄准陈耀纲；尽管子弹嗖嗖飞，陈耀纲凭着自己对大堰垱地形的熟悉，最终甩掉了在后面拼命追赶的国民党特务，从死神魔爪中，逃出一条性命。事后，父亲见到陈耀纲，不禁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说：“耀纲，那天在大堰垱挂清，其实我还没大回过神来，你就跑出了几十丈远，你将来蛮适合去搞体育工作的！”似乎老父亲有未卜先知之术，陈耀纲后来从部队转业到株洲，果然在市体委干了许多年。 临澧解放前夕，陈耀纲和陈元位按照当时临澧县中共地下支部书记晏苏民同志的指示，以维护社会治安为由，在澧北地区的新安、合口、团山营、吴家场四个乡，组织起一支取得国民党当局同意的澧北联乡大队。这支队伍表面上是国民党当局领导的，实际却是由共产党地下组织掌控的。联乡大队刚成立时，队伍性质具有两面性，给养由四个乡提供，武器配备主要是梭标、大刀，另加几支“汉阳造”，民间也叫“芋头梗”。这样的装备，当然是不适应今后革命武装斗争发展需要的。当时，伪团山乡拥有不少枪支，但乡长谭度恒势力大，态度强横，不管陈耀纲他们如何反复交涉，要求给联乡大队一批枪支，谭度恒就是油盐不进，软拖硬抗。于是，陈耀纲冒着危险，利用谭度恒身边警卫兵黄志荣，准备做武装乡丁的策反工作，结果被谭度恒发现，马上换掉了警卫兵。几天后，陈耀纲冒用一共产党游击队长身份，给谭度恒发了一封恐吓信，威胁谭度恒三天之内向游击队交出所有枪支，不然就炮轰乡公所，杀光伪乡长全家。谭度恒害怕了，心想：乡里这批枪已成烫手的山芋，与其把枪支交给共产党游击队，还不如交给当局同意成立的联乡大队。第二天，谭度恒故作声势给那实际是陈耀纲假托的“游击队”看，将乡上的十多条枪，全部送交到了澧北联乡大队。这样，澧北联乡大队就鸟枪换炮，今非昔比了。1949年6月，陈耀纲领着这支队伍正式起义，被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湖南突击总队第十四突击大队”，成为一支正式的地方革命武装。陈耀纲亲自担任大队组织干事、代理政委等职。 陈耀纲出生入死几十年，最悬的还是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当时，蒋介石力图造成国共划江而治的局面，千方百计对抗中国共产党一鼓作气、解放江南，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布局。那时还盘踞在江南各地的特务、宪兵却仍在进行垂死挣扎，他们到处疯狂搜捕和暗杀共产党人与进步人士。 有一天，敌人得到密探报告，说今天合口有共产党组织的密谋活动，共产党要犯陈耀纲也在其中。于是，县宪兵部立即组织了一只十五人的别动队，带着这次要抓捕的共党分子的绘制头影，各带一支短枪，化妆成经营棉纱的生意人，来到密探提供的合口“陈记茶楼”，专门缉拿“赤匪”。不过，上峰要求他们实施秘密绑架，要活口，且不得暴露自身身份。看来，他们的上峰不大自信了，只敢使些偷鸡摸狗的阴招了。在这支化妆的宪兵队中，有一个是团山乡人，名叫谭敦国。 “陈记茶楼”为上下两层结构，这帮“棉纱商人”预先计划好，十五个人分成两班，一班在一楼排查，另一班上二楼排查，谭敦国分在二楼那班宪兵中。当时，陈耀纲就在二楼一间密室中，正和停弦渡几名地下党员，秘密商议如何组织当地农民开展减租减息斗争的工作。 在宪兵鹰犬的耳目中，所谓“密室”不过是他们的捕笼。谭敦国首先一掌推开二楼那间密室，一眼就发现了正要缉拿的陈耀纲。颇具戏剧性，也有点历史必然性的是，谭敦国与陈耀纲两家相隔很近，不过三百来米，相互较熟悉；而谭敦国当时已预感到国民党大势已去，必不长久；他想，这种时候行事，得给自己留后路了。于是，他掏出手枪，故意压着嗓门问屋里人：“你们认得一个叫陈耀纲的人吗？我们正在缉拿他。”接着，他丢给陈耀纲一个眼色，意思让他见机行事。已经吓大胆的陈耀纲若无其事地看看谭敦国，见他随即推开手边一扇窗户，跺跺脚，眼睛斜视着陈耀纲说：“此人是不是从这里逃走了？”陈耀纲明白了谭敦国的意思，于是，他迅速带着密室的几个同志，抱着窗户外面的一根木柱，滑到后园里，顺利从后门逃离了险境。关于这件事，文化革命中，红卫兵批斗“国民党宪兵谭敦国”时，谭敦国对红卫兵说：“我对共产党是有功的，那一年在合口，是我救了陈耀纲和几个地下党，不信你们去找陈耀纲调查。”红卫兵通过外调，得到了陈耀纲的证实，因此，谭敦国得到了从轻发落。 对陈耀纲的一生，党和政府是给予了充分肯定和尊敬的。从部队光荣转业后，他被安排在株洲市工作，过着荣誉转业干部平静无忧的生活。1989年10月2日，陈耀纲因突发心肌梗死，抢救无效，病逝于株洲市家中，享年64岁。盖棺论定，陈耀纲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战斗的、光荣的一生，值得后辈，尤其是青少年一代永远缅怀和学习。
【图片非纪实】 （原由谭敦敏根据陈耀纲胞姐陈耀君回忆初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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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8-17 08:2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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