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拓思 于 2021-8-23 07:45 编辑
我和同学们在特殊年代的大学生活 沈文锋 岁月轻轻滑过指尖，许多往事渐渐弥散在如沙漏般的光阴里面。在生命的长河中，总有些东西，让我们刻骨铭心难以忘怀。因为他们往往都是在我们生活中真实体验过、经历过并对我们的人生历程曾造成过重大影响。她又像蝴蝶飞过花丛，像清泉流经山谷，在记忆的空间里，大学生活，恰似五彩斑斓的画面，又如欢快跳跃的音符。凝视落日的余辉，倾听和风的声音，勾起我无尽的想象。我作为当年特殊年代的一名工农兵大学生，我觉得有责任来写写这一特殊群体的大学生活。
“工农兵学员”身份的由来 在共和国历史上，在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产生有四个特殊群体，这就是老五届、老三届、工农学员和新三届。他们包括了从1961～1979年入学的全部15个年级的高校生，共255万人左右，从这些群体中产生过多少悲壮的歌，演绎了不少难以磨灭的动人故事，同时共和国诸多的风云人物来自这四个群体。而我身兼四个群体中的“老三届”和“工农兵学员”的双重身份，作为“老三届”我有感“生不逢时”，作为“工农兵学员”，我又是幸运的。 “老三届”是指特定时期具有共同特征的中学生群体。人们一般把1966～1968这六届高初中学生称为“老三届”，因为他们境遇相似，1968年六届同学同时毕业，城镇学生“上山下乡”，农村学生回乡务农。这六届学生对应的出生年龄时间是1946～1952年。还有一种理解，把老三届仅理解为1966～1968年的高中生。这种理解的理由是，因为文革爆发，直接影响了这三级同学正常入大学路径。只是在多年磨砺之后，因大兴教育而又没有公办教师的来源，其中相当一部分走上民办教师岗位，部分后来成为工农兵学员的一部分，极少部分坚持12年后成为新三届中坚，仍还有一部分继续扎根在农村。 工农兵学员这一称谓，是由它特定的时代背景、特定的招生对象、招生条件和招生方式决定的，是指1970～1976年(1973年高校招生实行过文化考试)被推荐上高校的大学生。 1968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毛主席作出批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这个批示被称为“七二一指示”。1968年9月，上海机床厂创办了“七二一工人大学”，其经验很快推广到全国各地。 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中有关“学生条件”的规定为：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具有三年以上实践经验，年龄在20岁左右，有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人、贫下中农，不受年龄和文化程度的限制。此外，还要注意招收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招生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 1970年10月15日，部分高校开始试点招收“工农兵学员”。当年共计招生41870人。自此直至1976年，全国前后共招收7级学员，总计约94万人。一些高校到1980年初学员才毕业。时间跨度前后十年，却影响着中国之后几十年，而且至今仍在受影响。1976年10月文革结束，1977年邓小平做出了恢复高考的决策，工农兵学员随之停招，工农兵大学生从此成为历史。 大学从工农兵中招收大学生，与1966～1970年五年完全停止招生相比，显然有进步意义。这一群体，无论以怎样的方式入学，绝大多数学生都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且十分努力，并在各自不同起点上取得了明显进步。 从1970～1976年共招收工农兵学员七级，在招生方法上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方针和办法。但唯独只有73级不同。1973年中国的文革岁月处于一种僵持而模糊的状态，这一年，邓小平复出，周恩来总理开始利用他的影响力，极力“纠左”。对两年前开始的推荐办法进行了修订，增加了“文化考试”内容。国务院批准《关于高等学校1973年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指出：“在政治条件合格的基础上，要重视文化程度，进行文化考查。”这样，1973年的招生政策改为推荐与考试相结合。当年，全国计划共招考录取新生15万人。 按照国务院文件精神，各地于4月份对高考招生工作进行部署，5月份开始发动群众推荐人员，填写报名表等，考生要求除政治条件合格外，还有三条硬要求：初中毕业以上文化程度，25岁以下，(年龄对复员转业军人可放宽2岁)，未婚(婚否对少数民族考生可放宽)。这种推荐加考试的招生办法，看似简单，在操作层面还是很严格而复杂的。据我的同学滕树松说：“我上大学可以说是过五关斩六将，首先高中毕业回乡在农村锻炼两年以上；二是要召开社员大会群众推荐，政审合格要查三代；三是公社审核合格80多人集中统考取前30人参加公社集中复习后再考取前15名参加县里组织的统考。最后只取三名上大学。”大多数同学的经历与滕树松大同小异。我因在民办教师岗位上成绩突出，被评为县先进教师，县、公社两级推荐我参加高考，我所在的临澧县柏枝公社通过层层筛选最后按1：3比例确定考生12人，在6月份进行一次小集中复习迎考。7月5～6日两天考试，考试科目有语文、数学、理化综合卷。 1973年“高考”，是“文革”十年中的唯一的一次。这次高考可谓“一波三折”，“白卷英雄”张铁生的出现影响了当年大学招生的路线，导致有考生分数很高反而没有学校敢要。张铁生是当年的一名考生，因他考试成绩不理想，在理化卷背面给“尊敬的领导”写了一封信，当时的中共辽宁省委书记毛远新得知后将原信做了删改，指令《辽宁日报》发表，并在编者按中说：张铁生对物理化学这门课的考试，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7月19日，在毛远新的一手策划下，《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连同编者按以大字号标题和头版头条的显著位置在《辽宁日报》上发表了。 于是，张铁生“交白卷”事件波及到全国。各地进行纠偏，本来在政审合格的前提下，按文化考试成绩录取工作正在进行或基本结束，临澧县也同全国各地一样。可是，由于“白卷先生”的出现。各地进行了调整。临澧县也进行了微调。把原先成绩好后来发现有问题的考生调整下去了，而极少数原先因成绩差没录取但政治条件好的给录取了。那种说完全不按成绩推倒重来的说法是不客观的。本来，按照中央的打算从1973年起，恢复文化考试，开始摸索经验，再以后慢慢走上正轨，走向科学，但“白卷事件”的发生，致使1974、1975、1976年的高校招生又取消了文化考试，它带来的负面影响是破坏性的、灾难性的。 “白卷事件”对作者的影响虽然是微不足道的，只不过把我从另一所高校换成了湖南师范学院而已。9月11日我拿到了录取通知书，大队党支部和学校为我举行了欢送会，9月16日，我从家乡启程，同伴、老乡们把我送上汽车，经县城于次日到达大学所在地——长沙。我的同学们也从三湘四水来到了位于长沙岳麓山的湖南师范学院(现湖南师大)，陈月秀同学的高中班主任帮她挑行李步行10多里送上火车上学，他们满怀希望和祝福。(连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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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8-22 20:25: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