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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行渐远的背影(2007-11-25 15:19:42)
今年中秋节早上,我行走在去公司上班的路上,刚打开的手机中传来大弟红燕的哭声:“二哥,快回来,老爸已走了!”我当天下午就赶回长沙家中。伴随我们大半辈子的爸爸就这样离开了我们。 今年8月23日,我在率队赴欧考察途中,接到红燕信息,告诉我正在住院治疗的爸爸已下病危通知。我在与妈妈通话之后,已无心继续在欧洲的旅行,8月30日取道巴黎飞回国内,第二天赶到湘雅附二医院时,爸爸已带上呼吸机,一直在输液。他已不能说话了,不时费力地咳出血痰。大妹红莉、妹夫吴坚也赶到了,吴坚是胸外科专家,我们参加了专家会诊,我们已经明白:医学对于肺癌晚期的爸爸已回天无力!在爸爸病榻前的几天,意志坚强的爸爸还乐观地和我们讲话,和前来看望他的同事们讲话,虽然只能大概从口型中明白他的意思,但还是明白了他对我们的期望,对战胜病魔充满渴望。他还坚持吃红莉带来的中药、勉强吃一点汤汁。妻子告我,老爸曾对她说,等病好了,一块去看新买的房子。我9月6日离开他去长春开会,走时他看起来还不是那样衰弱。后来在与妻子电话联系中知道,他的病情似乎还有些好转。谁知到了没过几天的中秋,他却撒手西去,从此与我们天人永隔了!这是最亲的亲人第一个离我们而去,他生养了我们,一直教育着我们,一直以他的慈祥与睿智关怀、爱护着我们,他没有给我们留下财富,却以他大半辈子的革命生涯为我们树立了一个生命不熄、奋斗不止的形象。我们再也听不到他的教诲、再也得不到他的关爱了,我们心中充满了悲哀和思念! 爸爸 1926年3月出生在河北永年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他早年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1949年初随军南下湖南,一直在湖南公安、司法系统工作。他在监狱管理系统工作了几十年。在条件极其艰苦、工作极为繁重的五十、六十年代,他肩负重任、东奔西走,带领基层干警、职工先后建设起了长沙开关厂、西湖农场、建新农场、涔澹农场,到八十年代,又建设起了赤山监狱、常德监狱。八十年代后期才调任省监狱管理局,过上安稳的生活。他的几十年工作都是在开荒建场、抗洪抢险、狱政建设、工农业生产的第一线度过的,他为监狱建设、罪犯改造呕心沥血、风里来雨里去,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三湘四水留下了足迹,为湖南监狱管理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他的辛勤劳作和贡献在广大干警中有口皆碑。我很多幼时的同学、朋友早已成为监狱系统的领导,他们都是“政声人去后”的见证。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五十、六十年代,我们家在西湖、建新、涔澹三个农场度过的岁月。三个农场都在洞庭湖区,爸爸组织围湖造田,在抓改造的同时开展农业生产。我家和其他干部一样住的树皮盖的房,吃的大食堂,在条件极为简陋的学校读书,放假期间和干部家属一道在田间劳动。一到春夏之交,风雨交加、洪水猛涨,爸爸妈妈都到抗洪一线去了,我们自己管理自己。我们经历了建新、涔澹农场两次溃垸垮堤,我们随转移的干警漂泊在洞庭湖上,借居在老百姓家中。那时爸爸没有时间管我们,日夜忙于洪灾过后的生产自救。在我的少年时期,就是这样随着父母从一个农场转移到另一个农场。一个农场建设好了,又奔向另一个需要开茅荒的农场。现在,这些农场都成为效益优良、设施齐全、规模宏大的优秀企业,成为重要的管教改造基地。干实事溢、多干事的人从来易招人诟病、猜忌,大概老爸早年在官场不如意也属此种情况,但欣赏他的人总在保护和重用他。 他太忙碌了,小的时候就很少和我们一起玩,但他仍然关注我们的成长。他属于有民族、革命情结的人。我记得小时候常常得到他出差带回的小人书,我最爱看的是《岳飞传》,还有《三国演义》、《西游记》,还有各种古代的、抗日和革命战争的,我几乎积累起令同龄小朋友羡慕的小人书书库,和他们交换着看。爸爸对岳飞很熟悉,他给我们讲了“精忠报国”的故事。他为我们能读上好学校想了很多办法,我和老大都在津市一中读中学。文革中断了我们的学业,他一直很愧疚,直到我们在工作后完成大学学业,他才如卸重任。我们出生、成长在新中国成立不久、百废待新的困难年代,那时我们缺衣少吃。尤其在六十年代初“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家仅仅配给了很少的粮食,爸爸总是千方百计弄来一些食物分给我们六兄妹吃,有时他和妈妈都饿着肚子,吃糠咽菜省下粮食给我们吃。后来到了农场,农场大搞养殖、种植,总能弄到一点猪肉、鱼和大米,他们都留给了这几个总是填不饱肚子的孩子,使我们在长身体的时候得到了必要的营养。 他是一个虔诚的共产党人,他认为是共产党改变了大多数贫苦人民的命运,他对党的方针政策历来忠实地贯彻执行;但同时他又是一个具有超前思维、重视知识人才、具有人道主义情怀的人。我听到过他在建国初期,奉命赴险、参予镇压反动组织暴动的故事,但更多的是听到他救助知识分子、为他们创造有利的生活、工作条件,并为他们平反冤狱不息努力的故事。我在读大学时,毕业于武汉大学的韩隆福教授给我们讲中国历史,有次他十分激动地告诉我,爸爸是他的恩人。他曾经两次蒙冤入狱,几乎死在艰苦的劳动中,是爸爸了解到他的情况,让他从事管理方面的工作,给予善待,并为他减刑出狱予以帮助。韩先生拿出他写的一篇感恩的回忆文章连同他的学术著作送给我,至今还在我的书柜里。这次回家期间,在举行告别仪式的前一天,我想起爸爸的生前好友省政协副主席姚守拙,就给他家打了一个电话,他连连责怪我们在爸爸重病时没有告诉他,当晚,他和夫人来到家里向爸爸表示沉痛哀悼,他说:“胡局长是我的救命恩人,没有他的帮助就没有我的今天。”他要求在告别仪式上以生前友好的名义讲话。我们几兄妹都知道他的故事。姚主席留苏回国后被以现行反革命定罪,在涔澹农场劳动改造,这位化学专家不堪劳累折磨,一身是病。爸爸当时在第一监狱负责,专门把他调到身边,边治病边进行科研开发。姚主席的第一篇论文就是在监狱中写出并发表的。他平反后到大学任教,在科研上取得重大成果,当选为中科院院士。在告别仪式上,姚主席充满感情的讲话打动了所有的人。类似这样被爸爸救助、使用、并干出一番业绩的知识分子还有好几个。在他晚年,他还和几个曾经蒙冤的科技人员来往密切,共同组织科技开发,竟然搞出几项专利。服刑多年的老教授宋冠清,与他保持了终生友谊,他病逝后子女仍然经常来我家。他对改革开放持衷心拥护、积极支持的态度。在他任职后期,在职工中推行多种形式的经营承包,注重从物质利益上调动人们工作积极性。对干部下海经商也持开放心态。总从鼓励人们创造社会财富角度制定单位的具体政策。他曾经对我说,中国正处于社会大变革的前夜,人们的思想观念要顺应时代潮流。令我想起晚清洋务派李鸿章“中国正处于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名言,然李鸿章是极其悲观的,老爸却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和希望。 他是一个除了抽烟没有其他嗜好的人,过量地抽烟也埋下他晚年的病因。早年在农场搞建设时,他体魄强健,很能大块吃肉、一根接一根地抽烟,酒量不大,那个年代远无现在这样多应酬,也没有好酒好菜。吃肉就是最好的招待。工作强度大,不怕累着,也不怕大碗吃肉。小时候听大人说,爸爸以很能吃肉很能熬夜工作而著称。他有时也抽自己卷的土烟,我们家常常买不少烟叶,送到烤烟房去烤。后来就抽纸烟了,还通过熟人买烟厂内销的特供烟,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渐渐开始抽带过滤嘴的烟。在我家、在他的衣服上总是有淡淡的烟味,他能够在办公室一边看文件、谈话,一边抽烟而度过大半天。到他生病晚期,他以极大的毅力戒掉几十年的烟瘾,然而,日益加重的咳嗽却伴随着他走完一生。 时光如白驹过隙,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兄弟姊妹先后结婚生子。他从岗位上退下来后,十分眷恋家庭,妈妈也时时想着我们。九十年代初,我调动工作从津市来到长沙。星期天便是全家聚会的节日。妈妈跑前跑后张罗吃饭,他则和孙子们说说笑笑,带他们玩,正所谓“含怡弄孙”。我和老大都生的儿子,小弟生的闺女,他都喜欢,尤其偏爱孙女。爷爷过世在孙儿中的强烈震荡不亚于父辈。大弟一直和父母生活,因多种原因没有成家,这成了他最大的心病,但他很少说,临终前嘱托殷殷,责怪自己,成为未了的心结。 晚年闲下来的他,很是思乡念土。多次回永年老家探望,对大伯、大叔留在乡下的儿孙极为关念,常常为他们的学业、工作以及婚嫁操心,不断给他们寄钱,也叫我们几个兄妹给予帮助。2004年,我随他到老家看望,他约在湘西的叔叔同行,并住了一个多月。在满街尘土的村子里走亲访友,到爷爷坟地上祭奠,在简陋的亲戚家中吃饭喝酒,他是那样的动情和高兴。他曾经有过“狐死首丘、人埋故土”的想法,但毕竟在湖南度过了大半生,老伴、子女都在长沙,还是决定留在湖南。去年,我们几兄弟陪他去选墓地,在蜿蜒北流的湘江之畔、在风景如画的金盆岭上,他非常满意最后的归宿。 36年前的春天,爸爸还在经受文革期间的审查,我离家登船,去参加盐矿的筹建,他在岸上挥手告别,眼中隐隐含着泪光,有痛苦也有期望。2004年正月,在庆祝他80寿诞的家宴上,全家欢聚一堂,频频举杯祝福,他已显得苍老,病情已到一定程度,但他还是简要地回顾了自己的一生,眼中充满幸福和期望,他也举杯为全家祝福。今年春节,我们相聚长沙,都到家里团年,虽然全家高兴,但也有隐忧,他的身体已大不如前了,但他还是提着水壶,到食堂去打开水,又去买菜,看到他缓缓而行的背影,我们无言以对。 今年11月11日,一个约定的日子,我回到长沙。妈妈和我们兄妹来到金盆岭,将他的骨灰下葬到他的墓地。虽然已经是冬天,然而湘江碧水长流,麓山依然青黛。陵园里长久地萦回着梵音,老爸永远安息在他深爱的土地上。 他就这样远远地离我们而去了,带走一路风尘,带走无限的眷恋和期望。我们知道他是念念不舍的,他对这个家充满依恋,对这个国家充满依恋,对终身为之奋斗的事业充满依恋。那句老话说得好,“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老爸的身影渐行渐远,他的音容笑貌却永远留在我们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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