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翊武历史功绩与思想品德的总体评价（1）
蒋祖钢 蒋祖骏
曾经震撼东方乃至世界的辛亥革命武昌首义，以其划时代的意义终结了二千多年的皇权制度，揭开了民主共和百年史的第一页，是二十世纪中国最重大的政治事件之一。具有卓越领导才能和高风亮节品德的蒋翊武是领导并发动这一起义的总司令，他叱咤风云，在首义之区演出了威武雄壮的场面，对促进起义进程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功冠群伦，中南五省著名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专家严昌洪先生认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建立，蒋翊武厥功至伟”。堪称为推翻封建帝制、缔造共和第一伟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资深教授、湖北省中国历史学会会长冯天瑜还进而指出：“在武昌起义后的岁月，无论处于湖北军政府成立时的高歌猛进时，还是汉阳失守，武昌危厄之际，蒋翊武都坚守在战斗的前列；在民国大权旁落于袁世凯的低潮期，蒋翊武始终追随孙中山，奔走于艰难险阻的荆棘丛中，直至1913年9月在反袁斗争中英勇献身”。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大的牺牲和贡献。 蒋翊武（1884—1913），湖南澧县人，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运动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在众多辛亥人物中，他是唯一被孙中山称颂与推崇为“开国元勋”的军事将领和杰出的革命活动家。他不愧为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激进的政论家、年轻而有才略的军事家，而其民族气节和高尚品德尤其令人称道，是被载入史册、列入词典，编进教科书的历史名人，是一位最具影响力的革命先驱，历来受到时人的嘉许与推崇，对他的事功业绩和革命情操给予高度评价，从而确定了他在中国民主革命史上的地位。 历史学家王建中在为蒋翊武所作《事略》中首先提到：“蒋少有大志，庚子义和团之变，联军陷北京，国势岌岌，哭泣累日，谓‘中国欲图自强，首当倾覆清廷，建设新政府’，闻者靡不骇走”。这表明，蒋翊武在义和国运动失败后，即主张革命，体现了浓烈的爱国意识，那时他才16岁，同时这也表明，他对事物的认知已具有先导性和前瞻性的洞察力，其思想觉醒之早在同代人中实属罕见。后来，作为武昌起义的总司令，蒋翊武终于实现了他推翻满清的夙愿。 蒋翊武一生经历无数的惊涛骇浪，履险历难。从1904年参加华兴会起义开始，继而奔走于沅、湘之间，招纳会党，先后经历过禹之谟案，策划萍、浏、醴起义，刺杀瑞方未遂、旬报被封等失败，百折不挠，最终于1909年在湖北找到了革命成功的突破口，当时他以《商务报》记者名义到鄂南采访，得以投入新军，并主持军中的革命社团，从事瓦解清军的兵运工作，长期积蓄力量，以备与清廷作最后的决战，他是清王朝的掘墓人。 蒋翊武入伍后，因“品端学粹，而会计有法，队官令其帮办文书，庶务事宜，免守卫及一切杂差，出入自由，因而得暇奔走各标、营、队，联络豪杰”。（杨载雄语）表现出很强的活动能力，成为新军中革命士兵和下层革命党人的代表人物，在历届革命团体中，蒋皆为重要成员，参与其战略战术的直接策划与指挥，群治学社行将解体时，请他主持社事；振武学社遭到破坏后，由他代理社长，初显其运筹帷幄、领袖群论之才。 1911年1月，蒋以“研究学术、进修德业”为名，在武昌重建革命团体文学社，被推为社长。据杨锋《辛亥建国史纲》称：“文学社亦当日武汉革命中心团体之一，其组织主体以军界为多，陆军特别小学为其大本营，蒋翊武即其中心之主要人物也：”因文学社系承接以往各团体之渊源而来，故其历史性及潜势力极为伟大，是湖北革命运动之总其成者。文学社以《大江报》为机关报，发表《文学社策进举动告同胞书》等，号召“同志起来、赶快举义，灭清救国”。徐铸成在其《报海旧闻》中指出：“武汉的新闻界，本来也有光荣的传统的，辛亥革命前夕，蒋翊武、詹大悲创办的《大江报》等，宣扬革命，鼓吹暴动，对武昌起义直接起了鼓舞和推动作用”。 文学社成立时，新旧社员有八百余人。蒋翊武号召各代表尽力扩大组织，吸收新同志，使之成为以整个新军为对象的革命集团。在新的方针指引下，通过不懈努力，武汉各革命团体纷纷归并于文学社旗下。以蒋翊武所在的四十一标为策源地，社务发展突飞猛进，其成员密布于湖北新军的各级单位，逐渐取得了对新军的控制权，使新军成为一支潜在的革命武装力量。尔后武昌起义，得力于新军革命士兵，而士兵的发动和组织工作，多半归功于文学社。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和日益扩大的队伍，文学社除在小朝街八十五号设立总机关外，并在汉口、汉阳等地设立很多分支机关，以致革命机关在武汉三镇星罗棋布，辖区自省城以迄河南黄河南岸铁路沿线，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蒋翊武“计划鄂军分驻之地，分为四个支部，以为起义之占据”。其中驻汉阳、汉口的四十二标为第四支部，称阳夏支部，要求发难时即占领兵工、钢药两厂，并有扼守武胜关，炸毁黄河桥以阻清军南下之任务。至起义前包括军、政、学、商及江汉一带之江湖游人，投入该社者共为一万一千余人（此数见《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卷第10页），故胡绳同志认为：“文学社的成员们在比较长的时间内在新军中打下的基础，对于武昌起义的成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当此之时，在反清的共同目标下，蒋翊武开诚布公，团结友党，联合共进会，积极推进武昌起义的组织领导工作。9月14日，在武昌雄楚楼10号举行的两团体联席会议上，他被公举为湖北革命军总指挥，设指挥部于小有街85号文学社总机关部内；9月24日，文、共双方复在胭脂巷11号召开联合大会，他被正式推举为起义总司令，总揽全局。并由刘复基代表总司令蒋翊武宣布起义总动员计划8条。至此，武昌起义的组织准备已基本就绪，表明湖北革命党人作好了充分的计划，并对胜利胸有成竹。刘望龄教授指出：“在地域观念、宗派观念颇为浓厚的旧中国，作为湖南人的蒋翊武，能在湖北打开局面和站住足，是十分不容易的，唯有显著的劳绩才能赢得湖北革命党人的公认和拥护。蒋翊武是在群众当中涌现出来的领袖人物，是实实在在，朴实无华的武昌起义的领导者”。 一般读物在讲述武昌起义成功的原因时，总是归功于中部同盟会的所谓“推动作用”，几乎成为定论，这是不切实际的。有专家指出：“中部同盟会虽然提出应以长江流域各省为起义重点，但它本身迟至1911年7月31日才宣告成立，而这时是在文学社和湖北共进会做了大量工作之后，武昌起义差不多酝酿成熟，‘万事具备，只欠东风’了。即使没有中部同盟会，武昌起义还是非爆发不可的。中部同盟会对革命形势发展的估计也是保守的。在武昌起义即将爆发的时候，它还认为‘川乱渐平，湖南、南京皆不可靠，自应止以调和按住为主”（中部同盟会决议事记），它又“恐各处过于急躁’、‘定宣统五年（即1913年）为大举之期’（谭人凤：中部同盟会），从理论到实践它都远远落后于形势。由此可见，与其说中部同盟会促进了武汉的革命形势，倒不如说武汉的革命形势推动了中部同盟会”（方志钦：《辛亥革命简史》P.100，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6月）。 10月9日，蒋翊武从岳州军次绕道宜昌有所部署后，返抵武昌主持起义大计，得悉孙武在汉口弹爆失机，党人名册落入官方之手，形势顷刻变得异常严峻。因为起义计划暴露，怕迟延遭到损失，蒋翊武决定依靠自己的勇气和胆略来实现既定的武昌起义计划，便以总司令名义发出了气壮山河的作战命令，决定当晚发动，对各标营在起义后的具体行动步骤、攻击目标和任务都作了详细的安排，这对起义的爆发具有决定性意义，并在起义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可惜由于负责通知炮队的邓玉麟没有将命令及时送到，致使当晚起义流产。但次日爆发的起义基本上是按照蒋翊武拟订的起义计划进行的。小朝街85号机关所发出的起义命令，已把散布在武昌各标营的革命党人紧张地动员起来，盘马弯弓，枕戈相向，仅仅在一天之后就发起了对清王朝的致命一击，伟大的辛亥革命即由此爆发。当年到过武汉前线，后又曾任湖北通志馆馆长的李书城说：“……彭、刘、杨遇害后，各营士兵为破釜沉舟之计，决定提前起义，于10月10日（旧历八月十九日）晚9时在总指挥蒋翊武被捕逃走之后，按照蒋翊武预草的命令分别发动进攻。当时预定的的领导人黄先生未来，临时总指挥蒋翊武又不能亲临指挥，全靠各营士兵各自为战，一夜之间，起义军即把总督瑞澄，统制张彪赶走，占领武昌，创造了革命史上的奇迹”。湖北革命先进李廉方也说：“武昌起义，扛枪拖炮，以光复三镇，鏖战阳夏者，大抵皆文学社社员”。而文学社的创办者与领导者就是中华民国“开国元勋”、我国近代杰出的民主革命活动家蒋翊武。以上便是武昌首义的真相，，也是辛亥革命之由来。 武昌起义后，蒋翊武在抵御清军，平定各属与坚守武昌，推动各省响应以巩固首义成果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功不可没。原中共创始人之一，曾任国家代理主席的董必武先生，早年在蒋翊武领导的军务部和战时总司令部参加过保卫武汉的战斗，后来他在延安对美国记者斯诺说，蒋翊武是“武昌起义的实际中心人物”，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了蒋翊武在武昌起义中的地位与影响（见海论·福斯特·斯诺：《中国老一辈革命家自传》） 民国元年，由于黎、袁窃权，政局紊乱，波诡云谲，杀机四伏，蒋翊武不顾个人安危，毅然站在反抗黎、袁官僚统治的最前线，出资创办《民心报》，拥孙、黄而斥袁、黎，并将文学社全体归并于同盟会，至此，“武汉数年来占革命重心之文学社，遂成为历史上之名词”（蒋翊武本人是同盟会的早期会员，1906年初就是该会上海总机关的主要任事者之一，与同盟会有很深的历史渊源，故出此举）。在孙中山被迫下野，同盟会处于孤立无援的困难时期，有文学社这支生力军加入，就显然使之提高了革命声望，增强了实力地位。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蒋翊武被选为总部参议（全国仅29名，相当于现在的政治局委员），出任该党汉口交通部部长，主管两湖及陕西三省党务，同时担任民国江汉大学协理（位在校长之上），旨在造就法政人才。当时国内要求民主政治的空气相当浓厚，国民党的组成，正是这种民主精神高涨的反映，袁世凯为了削弱国民党，便采取延揽其党魁的策略，畀以高官厚禄，以为余党自必随风而靡，除礼聘蒋翊武为中央高等军事顾问外，并授以陆军中将、加上将衔，勋二位。蒋洞悉其奸，固辞勿受，亦绝不涉足政府，以示不受其羁靡，而对袁、黎勾结及其种种倒行逆施，则坚决予以抵制，通过《震旦民报》等舆论传媒对其大张鞑伐。 次年3月，“宋案”发生，一时情势骤变，而成为二次革命之导火线。蒋于悲愤之余，决心诛奸伐逆，与季雨霖等在鄂秘密组织“改进团”，遍设机关，旬日间拥众逾万。于6月25日下令发动反袁倒黎起义，黎元洪予以镇压，并通缉首要。失败后蒋潜归长沙，策动湖南独立，联络东南各省，共起讨袁，出任中华民国鄂豫招抚使，督师岳州，发出布告，声言取荆襄、捣武汉，进窥河南，北指幽燕。旋发兵进攻荆属之公安、石首二县，并策划对湖北黎氏地盘的“暗战”。因湘督谭延闿的牵制，出师不利，未能克敌制胜，袁世凯下令通缉，谭复取消独立，使他腹背受敌，愤而奔赴广西，图谋再起，拟运动桂军响应以解宁军的南京之围。行至全州兴安县唐家司，不幸为秦步衢所执，解至桂林。袁世凯循黎元洪之请，电令陆荣廷将其“就地枪决”，陆命陈炳坤执行。9月9日午后4时，蒋在桂林丽泽门外从容就义，时年不足29岁，临刑前他还赋诗明志并对观众演讲革命大义。 对于蒋翊武的英年早逝，时人莫不痛惜，论者指出：“使天假之以年，其造福于国家，正未可限也，而卒不永年，惜夫！”蒋翊武的遗骸于1916年护国战争胜利后归葬长沙岳麓山腰，与焦、陈、蔡、黄诸伟人同葬于这座名山，墓旁立有“蒋公亭”，1956年，此墓被列为湖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21年12月上旬，孙中山督师北伐刚到桂林，即至丽泽门外蒋翊武殉国处凭吊，追念其功，特为立碑纪念，并命胡汉民撰书先生革命事迹，表彰其功业，以为后人瞻仰。碑身正面刻有孙的手书：“开国元勋蒋翊武先生就义处 孙文敬题”，寥寥数字，道尽了蒋公为推翻帝制，创造共和所建立的丰功伟绩，也倾注了这位国民革命领袖对开国元勋蒋翊武先生的无限钦佩之情。武昌起义是辛亥革命的直接序幕，是这次革命的高潮和标志，从狭义上立论，武昌起义就是辛亥革命，是比较完全意义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蒋翊武作为武昌起义的主要策划者和直接指挥者，为辛亥革命的成功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而且为举世公认，闻名全国，孙中山的题字对他的历史功绩作了总体评价，盖棺论定，良非虚语，他不愧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运动中最杰出的领导者之一，是武昌起义的实际领袖和英雄。对他的事功业绩应该充分肯定，无论给予怎样高度的评价都不过分。 胡汉民为蒋所作碑记中，直书碑主在辛亥首义中功冠侪辈，并充分肯定其在讨袁之役中的气节和作为，文曰： 蒋公翊武，澧县人，笃志革命，辛亥武昌发难，以公功为冠。以武昌防御使，守危城，却强敌，事定即引去，当道縻以官爵不受。癸丑讨袁，，将有事于桂，至全州，为贼将所得，贼酋阿袁氏旨，遂戕公于桂林丽泽门外。今年冬，大总统督师桂林，念公勋烈，特为公立碑，而命汉民书公事略，以昭来者。公之死事与翟，张二公不同，而其成仁取义之志则一也。 中华民国十年十二月，胡汉民谨记。 1965年，位于榕湖之滨翊武路旁的这座朴素的石碑，经国务院核准，被列为广西壮族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今，此碑已申报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17年8月，前澧县议会副议长谢开运（春轩）为蒋公作赞语曰： “方公首义时，使循诸同志请都督湖北，谁能禁者？而公不为。及其砥柱危城，功无与竞，黎氏方亟倚重，倘安坐而收应享之权利，谁能闲者？而公不为。至二次独立，公勋位已隆，袁氏又雅善笼络，令公于此稍怀顾望，谁能沮者？而公不为。国事犯，无引渡法，使公于失败时权避英日诸领事署，或请求护送出境，则可无被捕，被捕亦不致仑猝陷刑，而公又不为。盖以为是辱国也，宁以一死伸国权，此公之所以度越时贤也。呜乎！人之云亡，邦国殄瘁，可悲也。然非公之一死以激发人心，将英雄气馁，振奋难期。袁氏且雄气，无由杀羽而卒也。袁氏盗国，三次独立，滇南义旅迅奏肤功，皆公之舍生取义有以励其心而作之气也。公可谓生不虚生，死不荀死者也”。 按：谢氏与蒋翊武是同时代人，对蒋的为人与行事风格颇为了解，故其所作赞语十分中肯，且有独到见解，足以概括蒋的一生。而文中关于二次革命情节的论述，尤有见地。今人刘云波先生所作《大智若愚蒋翊武》谈及此点时亦有同感，两文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兹录之以便互相印证，聊供参考： “蒋翊武以一个普通的农家孩子成长为武昌起义的总司令，按理说他的功劳很难有人能比得上，仅凭“首义元勋”的头衔，他完全可以坐享清福一辈子，但他没有这么做。特别是当“袁大总统”向他频递秋波，委以高官，赐以厚禄的时候，他也完全可以像当时的某些革命者那样听之任之，即使是虚职空衔，不也可以做个富贵双至的寓公么？但他还是没有这么做。可以说，从投身革命的那一天起，他就完全将自己的功名利禄甚至生死置之度外了。这一点，是他同时代的许多革命者难望项背的”。（原载《湘潮》2011年4月，作者刘云波现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湖南省历史学会副会长、湖南省历史学会蒋翊武研究会顾问） 1927年季春，蒋公的好友成本璞（南社诗人）与陈荆谈及旧事时回忆： “曩余在京师见翊武时，有女士姊妹二人委身从之，如娥英故事，羡其艳福，以为翊武亥亥革命功成，将以醇酒妇人老矣。后闻其间关返湘，仗义讨袁，终就义于桂林，乃知贤者之不可测也”。 著名社会活动家章士钊与蒋翊武是旧交，1912年4月他同孙中山到武汉访问时，在广坐之中蒋翊武持酒劝客，猜拳行令，章亦曾与对饮一杯，在章心目中，蒋翊武是一位“气象万千”的人物，此事历久难忘，并于1922年冬写道：“得知翊武早为人算就义去矣，为之泫然。”1941年春，章应邀到桂林旅游，曾凭吊在桂的辛亥革命先烈遗址，并将自己所感所思写成诗词，在这些诗词中，首先引起章氏关注与怀念的是同乡、武昌起义总司令蒋翊武烈士，为他填写了几首词。其中《水龙吟·过蒋翊武就义处》一词中有“奈一呼张楚，功成天忌，宁自惜，不同死”之句，“张楚”是陈胜的国号，把蒋比为秦末揭竿起义的农民领袖陈胜，这个比喻是不无道理的，因为他们都是做了一番开创性事业，曾影响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重要历史人物，而且又都不幸遭遇了同样的结局，令人感叹！ 原国民党中央执委，湖南翊武中学董事长覃振在《辛亥武汉起义真相》一文中写道：“我三十一年（1942）四月道过桂林，特往丽泽门外吊蒋翊武同志就义之处，已经是荒烟蔓草，凄凉满目了，但十年十二月，总理在桂林大本营所题的石碑还是很完整。远远便望见，“开国元勋蒋翊武先生就义处”十二个大字，而石碑的另一面却又有胡汉民先生所撰写的碑文。今回想武汉起义时蒋同志和本党各同志努力奋斗的情形，不禁肃然！也不禁慨然”！ 曾任毛泽东主席办公室秘书长，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的李六如先生，在“文革”受难的日子被软禁桂林时，曾设法来到蒋翊武就义纪念碑前凭吊，他肃立在碑前，回顾当年与碑主一起参加武昌起义，一起组织“讨袁”的件件往事，不禁心潮澎湃，感慨万千，久久不能平静，也久久不忍离去。按李君在辛亥革命时期是蒋翊武的战友，又是部下，所以对碑主感情至深。 二次革命湖口首义的发动者李烈钧也把蒋与历代先贤并论，他说：“尝谓慷慨殉节易，从容就义难。若宋、明季世杀身成仁之士，其志足以昭日月而泣鬼神者，盖不少矣。然辛亥举义以还，为国驰驱，威武不屈，临难不荀，为世人所称道弗衰者，则蒋烈士亦其一人也。缅怀先烈，不禁穆然！” 蒋公挚友，无产阶级革命家林伯渠（祖涵）曾深情地写道：“曩知革命学说而笃行之者，翊武而外不过数子。今则负气之伦，闻翊武死事之惨烈，莫不为之感念不置。好尚之殊，今昔不同，如此未始非革命之进步也，翊武死而有知，其亦可以瞑目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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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10-4 09:1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