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之鹰蒋翊武 丁海涛
当年,做为武昌起义总指挥蒋翊武先生曾一声呐喊,领导文学社、共进会的民主革命斗士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用划时代的枪声宣告了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王朝的灭亡;用矢志不渝的精神拥护孙中山“三民主义”;用满腔热血让中国走向民主共和;他不计个人名利安危,反袁逐黎,捍卫来之不易的革命果实;他拒绝袁世凯高官厚禄,四处奔走只为武昌起义后的中国不再倒退。 1913年的9月9日,蒋翊武先生的鲜血抛洒在广西桂林丽泽门,他痛斥袁世凯与黎元洪等军阀倒行逆施的丑恶行径,他的一声怒吼惊天地,泣鬼神,他用“绝命诗”宣告了袁世凯之流的必然灭亡;他用慷慨激昂的演说向世界发出一个声音:中国必然走向民主富强,屹立在世界东方。 100年后的今天,我们终于可以告慰与蒋翊武先生一起建立卓越功勋的前辈先烈们。他们英勇不屈的灵魂激励着炎黄子孙励精图治,终于让一个崭新的中国迎来了富强、和平安康。可是,蒋翊武先生的英年早逝,历史并没给他以应有的公正评价,对于这个辛亥革命首义功臣国内还鲜为人知,这不能不说是我们澧州人的遗憾。 或许在冥冥之中我与他结下了不解之缘,只因翻读廖廖数笔的一句话武昌起义总指挥蒋翊武,只因他与我同是喝着澧水长大的同乡人。15年来,我一直未放弃对蒋翊武先生生前事迹的研究,并为他著书立传,《蒋翊武传》的出版令人欣喜的得到了各界人士鼎力相助,由于资料的欠缺,总觉得还不如人意,未能将他革命的一生完整再现;未能将他伟大的功绩放在历史的舞台上;未能将他在辛亥革命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与推进历史进程的功绩展现给读者。我相信不久的将来,更多的蒋翊武研究者会还原他真实面貌,他在历史舞台上的光辉人生会让后人敬仰;历史将给他所做的革命事迹重添浓重的一笔;他英勇的一生将会搬上荧屏让当今国人家喻户晓;他短暂的一生闪现的民主革命思想会让后代子孙思考。 纵观蒋翊武的短暂一生,是探索中国民主的一生,也是革命的一生。蒋翊武所处的时代正是清王朝最腐败无能,受外国欺辱的岁月,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少数先进知识分子中流传着改良主义思想,逐步形成为一股改良主义的思潮,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在反对封建顽固派的同时,也看到了洋务运动的弊端,猛烈抨击“恪守祖训”的封建顽固派,举起了“变法”、“维新”的旗帜,民族的空前危机,迫使一批有志之士思考中国未来的发展前途,他们奔波海外,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寻求救国的出路,正是在这个时代,蒋翊武才能施展自己的才华,成为那个时代的民族精英。 蒋翊武先生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诞生于湖南澧县丁公桥一个普通的劳动者家庭,父蒋兴发以豆油皮店维持生计,由于南来北往的人很多,从小的蒋翊武也听说很多国内外的大事,幼小的心灵里也埋下了仇恨那些耀武扬威的官老爷们,仇恨那些盘剥农民封建地主老爷们。少年时代的蒋翊武在澧州澧兰书屋读书时,就已经显示了他的组织能力,他参加了澧州抗税、反对天主教的游行示威,小小年纪毫不畏惧官府的势力,他带领一帮同学杨载雄、黄贞元、龚霞初等敢于冲击官府的衙门,打死天主教害人的狼狗,这也就充分地说明少年时代的蒋翊武就已经是一个很有正义感、嫉恶如仇的人。 青年时代的蒋翊武也有过短暂在家的迷茫,因家庭贫穷,他只能帮助父亲在家料理店中的生意,在家的日子,他广泛阅读书籍,尤其涉猎《扬州十日记》、维新派、南学会的《湘报》、上海的《时务报》、还有分省地图、中国国耻图等,这使蒋翊武大开眼界,逐步了解天下大势,他的心中早已是一腔怒火,却报国无门。1903年,蒋翊武迎来了他最终走向民主革命的转折点,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常德西路师范学校,在学校期间,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大量接触了革命书报《猛回头》、《警世钟》等书籍。他曾掩卷而思:澧州官府的那帮官吏们狼狈为奸,贿赂成风,压榨民财,他们生活穷极奢华,而老百姓却流离失所,国内形势更是危危可岌,外国人用洋枪和洋炮叩响了国门,到处欺压我国百姓,然而清政府却摇尾乞怜,一幅奴才像,并且大肆屠杀义军,到处割让中华民族的大好河山。蒋翊武的胸膛顿时怒火中烧,他击案而起发出一声怒吼:“国无宁日,男儿当马革裹尸报效疆场”,此时的蒋翊武已经决心积极投身反清的革命活动。在校期间,他积极联络了刘复基、杨载雄、夏国瑞、黄贞元、刘尧徽、黄贞元、何铁笛等一批有识之士,创办校刊“觉醒”,校刊里的文章言辞激烈,爱国之情跃然纸上,让每个在校的师生深受震憾,正是因为蒋翊武在校期间一系列的民主革命活动,引起了宋教仁的关注,在他的引领下,蒋翊武加入了他革命生涯第一个政党“华兴会”,也开始了他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革命道路。 自加入“华兴会”后,蒋翊武便积极配合“华兴会”副会长宋教仁在常德广泛联系学界、会党、澧州军界等人士,积极筹备革命力量。第一次起义拟定于1904年11月16日利用慈禧太后七十寿辰“万寿节”的机会,在长沙皇殿预埋炸弹,一举将前来行礼的湖南高级官吏全部炸死,随即发动武装起义,但由于“华兴会”组织不严密,走漏了消息,湖南巡抚陆元鼎大肆搜捕“华兴会”会员,起义宣告失败。蒋翊武因此受到牵连,被开除学籍,这让他更无所顾忌,走上了推翻清政府的革命之路。 起义失败后,蒋翊武并没有气馁,他认为革命的成功不可能一蹴而就,仍要组织革命力量传播排满复议的思想,联系国内的革命团体,积极准备,还要有极其严密的组织,伺机而举行武装起义。这之后,蒋翊武与刘复基奔走于沅湘两岸数县之间,以澧州为据点,联系各地会党如同仇会的马福益、湘西哥老会的龙头杨向天等组织革命力量,准备在1905年冬在洪江、怀化、永定、慈利一带举行起义,由于起义仓促,马福益被杀,蒋翊武被迫与刘复基来到上海,准备乘船至日本东京参加孙中山同盟会会议,由于身患重病,他未能前往。1906年,蒋翊武在上海入中国公学,并于这一时期加入了同盟会,此时他民主思想趋于成熟,也认识到革命的艰难,他与刘复基创办《竞业旬报》大力宣传民族主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以激烈的言辞号召国民“揭竿而起”,将满清王朝赶下历史舞台,还一个民主自由富强的中国。这年秋天,蒋翊武与留日学生刘道一、蔡绍南受命返湘在浏阳、醴陵、萍乡再次发动反清起义,蒋翊武第一次负责策动长沙新军工作,并在水陆州召开同盟会首次发动会议,蒋翊武将起义军定名为“中华国民军南军革命先锋队”,蒋翊武任总指挥,刘道一为副总指挥长,会议决定在萍、浏、醴三地同时起义,并由蒋翊武按同盟会起草发布檄文,提出推翻清政府的统治,破除封建元专制政权,建立民国共和政党。起义爆发后,浏阳以会党为中坚,萍乡以安源矿工为中坚,醴陵以防营士兵为中坚,十天之内,起义总数达三万人以上,萍、浏、醴起义的消息传到东京,使孙中山、黄兴、宋教仁十分振奋,这是同盟会第一次发动的大规模的起义,而负责人却是名不经传的蒋翊武,此次起义声势浩大,让清政府大力恐慌,清政府急调湖南、湖北、江苏等省5万多人四面围剿,由于敌众我寡,在萍乡麻山的一次恶战中,刘道一、蔡绍南先后牺牲,蒋翊武与刘复基为避清廷追捕,不得不再次避难于上海,正是因为蒋翊武有了这次直接参与起义的经验,才奠定了随后的武昌起义最终走向胜利,然而很多蒋翊武研究学者忽略了他这次亲临的此次起义。 此次起义让蒋翊武总结了很多的经验教训,如没有严密的组织的机关,会党中有的人员革命不够坚定,武器弹药匮乏,人员的军事素质水平低下等,此时的蒋翊武已经预感到要想推翻腐朽的清王朝,必须要从军队着手,只有拥有一批属于自己的武装力量,才能撼动清王朝,他将目光盯向了中国的腹地武昌,与刘复基多次商议后,于1909年,经黄贞元介绍,化名伯夔,投入黎元洪所部四十一标三营左队,充正目(班长),以运动新军为已任。1910年,蒋翊武在新军中广泛宣传民主革命思想,逐渐被下级军官所喜爱,士兵所拥戴,蒋翊武受托代理主持振武学社社务。1911年1月,蒋翊武经过一年多的准备工作,于是约詹大悲、刘复基、杨载雄商议创立文学社,蒋翊武被推举为社长。此时的蒋翊武经过军队的磨砺已是文武兼备,在他的领导下,文学社制定了严密的组织原则和制度,在短短的半年内,加入文学社的新军士兵达三千余人,革命党人和革命队伍基层组织已遍及湖北新军,他利用《民心报》作为文学社的机关报,渐渐渗透清政府武昌各个新军中,让这些新军逐步坚定了革命思想,正是因为有大量的准备工作,加上蒋翊武善于做好各种伪装工作,才使革命的火种迅速蔓延,武昌就象清政府的一颗定时炸弹随时引爆。有些“史学专家”认为武昌起义是次偶然事件,而蒋翊武在此次事件中临阵脱逃,太不符合历史事实,因为在这两年时间内,蒋翊武对于文学社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总结了以往起义失败的经验,在他的身边集结了一批大量的革命志士,他奔走了军营,将清政府的旧军队变成了一批有民主思想的革命新军。所以,在1911年10月10日晚8点,武昌起义爆发即使因为蒋翊武没能亲临现场,但是他在起义前颁布实施的“10条10款”起义命令已深入新军各个部队,由工程营在营代表熊秉坤的带领下打响了首义第一枪,并按照蒋翊武“10条10款”有步骤的迅速占领敌署,清吏节节溃败,自此武昌起义成功,从此中国开始一个新纪元,民主革命的火花燃遍神州大地,也宣告了一个腐朽的封建王朝走向灭亡。 为什么一场轰轰烈烈的武昌起义总指军蒋翊武国内鲜为人知呢?纵观历史,由于在武昌起义光复后,他没能进一步加强文学社的政党领导,思想上对黎元洪、孙武等之流妥协,以及部分文学社骨干惨遭反动派的杀害,当然也有历史的大背景,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果实,最终也因为误信广西都督陆荣廷。 蒋翊武的一生是民主革命活动的一生,他的民主革命思想应该值得后人进一步研讨,他在辛亥革命中所起的历史重要作用有待进一步拓展,他义无反顾,不畏强暴,捍卫革命成功的行动让后来人敬仰,他对中华民族所起的卓越功绩确实应该流芳百世,永载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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