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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 武昌首义的枪声 于乾松
1911年,蒋翊武先生经过精心组织、发动、领导的辛亥武昌首义,打响了促使中华民族凤凰涅槃,走向新生的第一枪。创造了20世纪世界军事史上用时最短、代价最低、以少胜多的战争神话;创造了20世纪全球革命斗争史上改变历史进程最快、影响最大、意义最为深远的奇迹。时至今天,当我们在纪念辛亥武昌首义120周年的时候,都不难发现:就是当年武昌首义的枪声,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传向全国、传向世界,深刻地影响了社会、影响了历史中的每一个人,而他们中有的人又反过来影响过中国,以至世界,其中包括一些外国友人,也包括袁世凯、梅兰芳、梁启超、鲁迅,孙中山、毛泽东等等,以致蒋翊武先生他自己。 1912年 3月30日,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著名远东问题专家阿瑟·贾德森·布朗博士在纽约的住所中完成了《辛亥革命》这本书。那时,该书的成稿时间距武昌起义的枪声仅仅过去162天,距清帝逊位也仅仅过去37天。就是这位来中国考察过多年的作者,在书中满怀激情地写道:“中国这个古老的封建帝国已经被辛亥革命彻底埋葬,这个腐朽的封建帝国已经轰然倒塌,中国人民迎来了更加自由和光明的时代。放眼全球,纵观人类的整个历史,还有比辛亥革命的胜利更加激动人心的时刻吗?” 1911年武昌首义后的第二天,是袁世凯52岁生日,他属下的文武们,正齐聚他在河南安阳老家的别墅里为他祝寿。此时,一条有关武昌起义的电文送到他的手里,他那张肥胖而幸福的面孔骤然变色,立刻下令停止寿宴说:“此乱非洪(洪秀全)杨(杨秀清)可比,不可等闲视之。” 此时,北京的《政治官报》刊登了清廷关于镇压武昌起义的“上谕”。 武昌首义后的第三天,国剧大师梅兰芳在北京煤市街茶园演出的时候,觉得气氛异样,观众不再像往常一样目不转睛地盯着舞台,而是手持报纸,相互传看,交头接耳,议论纷纷。他不知道,在千里之外的武昌,一场气势磅礴的大戏刚刚拉开帷幕。 也就是这一天,10月12日,正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城的一家餐馆里打工的孙中山,从当地的报纸上读到了武昌起义的消息。此前,他曾劝湖北同志不要妄动,原因是武汉为四战之地,即使起义成功,也容易遭到四面围攻,无法坚持,所以起义的消息,令他大为意外。过后,一些 历史学家们认为武昌起义的成功,即使在有心栽花的同盟会领袖看来,也颇有无心插柳之感,如孙中山所说,“成功之速,出人意料之外。” 梁启超在日本听到武昌起义的消息,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天祸中国,糜烂遂至今日,夫复何言。” 而此时在浙江绍兴家里抄古书的鲁迅却为枪声而兴奋,迅速组织人们欢迎革命军进城。 武昌首义后的第四天,起义后开出的第一条船抵达长沙,带去武昌起义的消息。毛泽东为这一胜利所鼓舞,决定去武汉从军参加革命。几天之后,他在长沙直接投入湖南新军25混成协50标第1营左队当了列兵。多年之后,或许毛泽东从蒋翊武领导武昌首义的实践中,直接或间接地吸取了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把支部建在连上”以及“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宝贵经验,保证了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争取自由与解放斗争的胜利。后来,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中指出:“说到革命的准备,……实际上是由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准备的”。这就明确地把辛亥革命看作是“共产党的前身”,科学地揭示了辛亥革命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历史联系,充分肯定了辛亥革命推动历史前进的巨大作用。这是因为辛亥革命也为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条件,如陈独秀、朱德、吴玉章、董必武、林伯渠等在辛亥革命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然而,蒋翊武就因为打响了辛亥武昌首义的第一枪,却遭到了袁世凯、黎元洪的追杀,于1913年9月9日在桂林英勇的为国殉难。 正因为此,孙中山先生称蒋翊武为 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并高度评价他“辛亥武昌发难,以公功为冠。” 给了他些许应有的荣誉与安慰,给了他一生较为合理的定论。 今天,在蒋翊武为国殉难100周年之时,我们作为他的家乡,应该要纪念他,应该为他而骄傲;我们也要说,他当初的这一枪,就正是澧州人勇立潮头、敢为人先精神的所在,也是湖湘儿女报效祖国的希望所在;我们纪念他,就是要让他的英魂永远在澧州大地这片家乡的热土得到安息、含笑,让他的精神启迪来者,报国报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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