昼锦坊的文化轨迹
任振敏
昼锦坊在明代就是澧县县城的一个基层社区，辖区大致相当于丁公桥至县中医院这一段街道及其周边地区。解放前，这里是农副产品加工和其它涉农手工业作坊集中地带，主要是碓房、槽坊、磨坊，饼干糕点坊、肉案、豆腐店，印染店、铁匠铺和理发店。除了临近丁公桥地段有几家较大的南杂商号以外，其它的南杂店规模都不大。有几家熟食店和茶馆，也是属于以下层劳动者为服务对象的大众化档次。还有鞭炮制作作坊和笔墨文具制作作坊。这些作坊主和店主大都只具有初识文墨的文化水平。绝大多数家庭进城还没有超过三代，以前的先辈都是农民。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解放前文化底蕴比较浅薄的社区，解放60多年来却涌现了以中国工程院院士雷志栋为代表的一大批高级知识分子，博士、硕士、留学国外学有所成的人数众多。仔细研究这一文化现象，应该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从外部原因来看，大概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旧社会的学费是很贵的。我和二弟读高中时，父亲对我说过，要是没解放，把家里的财产卖光了也无法供养我们兄弟二人同时念高中。解放后，国家为教育事业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学费比以前大大降低了。小工商业者在省吃俭用的前提下，让自己的孩子读上中学，甚至几个孩子同时上学，也不是不可能的了。
第二，解放初期国家工业化的稳步发展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高技术含量的工作岗位。大多数小工商业者都希望自己的孩子通过求学参加国家工业化建设，很少有人想下一代接自己的班。解放前产业发展缓慢，北洋大学、武汉大学的毕业生教中学甚至教小学的大有人在。
第三，1957年以前原澧县一中教学质量和升学率都比较高。1955年，原澧县一中的高考总成绩居中南区第三名，而当时的包括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广东（含今海南省）和江西（上世纪60年代划归华东区）等省区。这从宏观上拓宽了昼锦坊人进入高级知识分子行列的 通道。
第四，解放初期，政府对对小工商业者的政策没有出现后来严重存在的那种偏差。小工商业者子弟的家庭出身对其升学没有带来负面影响。
至于出现这种文化现象的内部原因，就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清楚的了。
昼锦坊人历史上形成的团结互助精神应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旧社会险恶的生存环境促使具有相同的政治地位和大致相同的经济条件的昼锦坊人互相帮助，互相照应。我的父母初成家时，父亲在我姑祖母家的商店里帮工，母亲一人在家，生活很不方便。在住在我家对门的雷志栋先生的母亲喻太夫人的主动提议下，两家合伙开设了一个小南货店，店名就根据雷志栋先生的父亲雷公立瑞老先生的名讳取定为“瑞昌商号”，商店的经营活动与生活后勤一体化运行。这样，就解决了我母亲常常无法按时就餐的问题。后来，我姑祖母家的商店停办了，喻太夫人又主动退出商店的经营活动，让我的父亲有业可就。在进行财务清算时，喻太夫人尽量向我新成家的父母倾斜，使我的父母十分感动。昼锦坊人这种团结互助的精神渗透到了生活的各个方面，也影响到子弟们的文化学习。我的父母都念过初中，在街道的小工商业者中算是文化程度较高的，他们经常帮助邻居的子弟解决学业中的问题。我母亲还常常辅导街邻子弟写信，而我的名字中的那个“敏”字就是社区内德高望重的李炳璋老先生为我取定的，街道上许多人家的孩子都出自李老先生的门下。
解放后第一批进入高等院校的昼锦坊子弟为后来者树立了良好的榜样。旧社会，在昼锦坊及其周边地区只有郑翼城、文振业、吴世美、何运旭等少数几个家族算得上是书香门第，但他们之中的大多数在解放后不久就搬离了昼锦坊社区，而解放后第一批进入高等院校的大多数都是小工商业者家庭的子弟。他们珍惜历史的机遇，发愤图强，刻苦学习，创造了先人们从来从来没有创造过的奇迹。“反右”运动以前，昼锦坊及其周边地区考入高等院校的除了上文提到的清华大学的雷志栋先生以外，还有16岁就考入清华大学的高祖璋先生，北京有色金属设计院的黄大昭先生，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彭芳春先生，天津大学的何运旭先生，华中工学院的马永灼先生和刘士树先生以及湖北医学院的李翠梅女士等一大批优秀人才。他们的成功地开创了昼锦坊文化教育事业的新时代。
这些先生和女士除了自己认真学习以外，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十分关心弟妹们的学习，其中，以雷志栋先生对雷志梁先生的引领和指导最有成效。雷志梁先生的天赋是很高的，学习态度也非常刻苦认真，加上其兄长身教与言教的双重作用，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1959年他在原澧县二中刚念完高二，就由学校推荐应征入伍，然后由部队保送到北京工业大学学习。毕业后进入解放军硅酸盐研究院从事研究工作，逐步成长为一名军事工程科学专家。
由于年龄相差较大，我对于雷志栋先生中学学习的细节缺乏正面的直接了解，但也有一些间接的了解。我曾经拜读雷志栋先生高中三年一期的一本作文，对其中记录当时防汛抗洪情况的一篇文章有很深的印象。这篇文章文笔流畅，条理清晰，对水情的观察细致入微。对于当时人们的精神状态和思想情绪，也有准确生动地描绘。阅读这样的文章，不仅使我接受到文学的熏陶，同时也感受到科学精神的浸染。我的表叔马永灼先生在书法和绘画方面的造诣使我大开眼界。他考上大学以后，留下的一大堆数理化参考书被我全数接收，这对于我中学阶段的学习大有裨益。
对于我和二弟的素质提高影响最大的还是雷志梁先生，他经常带领我们进行高品位的课外活动。1956年湖南皮影剧团来澧县演出，引起轰动，也惹得我们心痒难耐。我们也想演出自己的皮影戏。但当时我还在念小学，根本不可能自己制作影具。雷志梁先生精心设计，精心制作，用马糊纸和鞋底线造出一个又一个的“孙悟空”、“猪八戒”、“白蛇精”、“青蛇精”之类的影具来。这虽然不能和专业剧团的相提并论，倒也还像模像样。晚上，用煤油灯作光源，大白纸作屏幕，我和二弟一面操作影具，一面自编自演。我们的演出吸引了街道上的小伙伴，他们一到晚上就交出一张香烟盒装纸作为“门票”到我家看皮影戏，后来感到“人满为患”了。两里多路远的北门外的一伙人眼红我们的人气，跑来骚扰破坏。由于害怕因此引发火灾，不得不停止了演出。提高了我们的操作能力、口头创作能力、表演能力和活动组织能力。后来，我和二弟还组织了“大院运动会”。居住在一个大院几个家庭的孩子几乎全部参加了运动会。径赛、田赛，男子组、女子组，评名次、发奖品，完全照着正式运动会模式进行。运动员都兢兢业业，认真比赛。大家在活动中都得到了提高。
“反右”运动结束以后，从1958年开始，政治空气就越来越“左”了，许多小工商业者背上了各种各样的政治包袱。学校政审的标准越来越高，不少家庭的子弟丧失了被公办学校录取的权利。然而，昼锦坊人并没有被困难吓倒，读不了公办学校就读民办学校。许多人都走进了先锋中学的大门。先锋中学是一所民办学校，办学条件较差，学费较高，师生在社会上经常受到不公正对待，与现在的“贵族学校”完全不是一回事。但是，她的师资力量并不差，骨干教师大多是高等院校休学和退学的学生。学生中也是小工商者、小市民的子弟居多，综合素质较高。师生之间的沟通要强于一般学校。学校主要是通过教师的学识和人格魅力吸引学生，而不是依赖一大堆缺乏人情味的清规戒律去束缚学生，最适合我这种时时刻刻想要纵横天外的“野马”。在先锋中学的校友中，涌现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也有不少昼锦坊人因先锋中学而优秀。
这一时期，还有少数解放前家境比较贫寒人没有受到公办学校招生政审标准提高的影响，他们在公办学校里认真攻读。各种家庭的人在子弟学业的问题上还是互相关心。1965年族叔黄公道斌先生（我从母姓）的长女乔新菊（也从母姓）报考初中，备考期间，斌叔和乔婶征询了我的意见。我建议他们一定要减轻考生的思想负担，千万不要加重负担。他们认同了我的建议。结果，那一年公办中学招生名额向农村倾斜，在由人民西路、生产街、文化街和棚厂街围成的大圈子里，只有两名考生考上公办中学，乔新菊就是其中之一。
“四清”运动中，澧县是试点县，社教当局在全县城镇重新划分阶级成分，把一大批小工商者划为“资本家”。昼锦坊的大多数人家在劫难逃，许多年轻人被打入另册背上了“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包袱，大学的门似乎永远向我们关闭了。“文革”后，“剥削阶级子弟”通通被发配到乡下，连招工的好处都得不到。开始，大学停止招生。1971年起，试招“工农兵学员”，这自然没有“剥削阶级子弟”的份。1973年开始的时候，规定是“推荐与选拔相结合”，要进行文化考查。我和二弟都被推荐参加了文化考查，我以总分接近满分的成绩被初取到某师范院校，二弟初取到某工科院校。可是，张铁生的一张白卷让这些顷刻间都化为乌有。1975年，上面推出了对“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政策，大学招生准备录取极少数“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话虽然荒唐，似乎世界上还存在着天生就好或者是命中注定永远教育不好的人，但总算为我们这些“贱民”子弟开了一扇门。我的二弟在付出了比别人多几倍的心血和汗水之后，承蒙各级领导的厚爱，高抬贵手，在这一年跨进了湖南师范学院的大门。然而对于我，大学之梦似乎越来越远了。
历史的转折发生在1976年。随着“四人帮”的倒台，第二年高考制度就很快恢复了，而且政审标准也有所降低，昼锦坊子弟的春天又回来了！1977年的高考，澧县一共只录取176名大专以上的新生，而我、任家蓁和金诚一起名列金榜，“下放”前，我们三家的住屋是紧紧地挨在一起的。从此，昼锦坊子弟在求学、治学的道路上佳音不断，捷报频传。
这里，应该着重提到任家泉先生的那个大家庭。据族谱记载，家泉先生的祖祖辈辈三百余年务农，均为贫穷之家。他的父亲振福公从十二岁进城当学徒开始，经历一段为人帮工的时间，后来自办糕点副食作坊，积攒了一点微薄的产业，为子孙走上求学之路打下了基础。现今振福公子女媳婿和已成年孙子、外孙中，有19人获大学学历，其中博士5人，硕士3人，教授5人，其它高级职称（含高级经济师、高级教师、主任医师、高级工程师）6人。家泉先生1957年毕业于空军航校，毕业后任团政治处专职教员。先生爱好文史，尤喜书画，曾主编《澧县商业志》，参与《澧县志》编写，有多种著作出版发行。先生地方文史知识功底深厚，我经常就有关问题向先生请教。先生的长子志华先生，大学毕业后从政，现任澧县招商局副局长。家泉先生的次子小锋先生是昼锦坊人的骄傲，他在武汉大学毕业以后，留学美国，先后获得博士、博士后学位与学历。现任威士利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发明的离子液体直接合成技术获得美国国家专利。作为国际知名化学家，小锋先生经常受邀回国讲学于北大、清华和中科院等学府和学术单位。家泉先生的三子任为先生是生物化学硕士，现在湖南省人民医院担任主治医生。家泉先生的弟弟家蓁先生是著名画家，集多画种于一身，尤善泼墨泼彩，卡通自成一派。先生曾一获国际奖，三获国家奖，多件作品被国家美术馆收藏，其独创的油滚画受国际美术界瞩目。家泉先生的二妹家兰女士退休前为湖南生物机电学院教授，1992年受聘中央电视台录像主讲《机械制图》40讲，被评为全国农广十佳教师。家泉先生的四妹家梅女士，是享誉津澧地区的古典诗词作者，诗风流畅亮丽，曾三次荣获全国大赛金奖。
郭兴初先生的长女郭女士的事迹也十分感人。她在出生时有一点先天性的肢体不便，但他敢于征服一切艰难险阻，在姑父高祖清先生和姑母郭祖英女士的大力支持下 ，发奋图强，刻苦攻读，现已成长为省级医学专家。
昼锦坊子弟在求学、治学和教学方面的业绩可以说是硕果累累，限于篇幅，这里就不能一一介绍了。然而，我不能不指出，这些成绩的取得，与原管辖昼锦坊社区的城西区居委会的基层干部群体密切相关。以周泽珍、颜克桃、张儒玉和贾长英等前辈为代表的城西区基层干部群体，在“左风”盛行的年代，不是跟风走，而是对辖区内的青年一代处处爱护，事事关心。特别是颜克桃伯母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她经常在年轻一代中做思想工作，多次带领我们支援农村“双枪”，以示范行为为我们指引前进的方向。一直到解放初期，颜伯母的家境都还比较贫寒，不及一般的小工商业者，但这丝毫不能影响到她的子女也十分优秀。颜伯母的长子谢迪云先生，学生时代品学兼优，曾以高分考上中南矿冶学院，可惜由于身体的原因，未能入学就读。两年后，颜伯母的女儿谢迪南女士又考入了中南矿冶学院，后成长为一名优秀的高级人才。
2008年我因家事到过北京，本想拜见雷志栋先生。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但还是和先生进行了电话和通讯联系。得知先生自1955年考入清华大学以后，本科—硕士—博士，然后是任教，担任学院领导工作，现在还是学院学术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从网上搜索得知，他在水资源利用方面取得的开创性成果，得到了国内国际同行的高度肯定。电话中，他告诉我，他现在还经常到新疆等地进行野外考察，双休日一般都正常工作。知道这些情况以后，我十分感动，我觉得我们昼锦坊精神正在发扬光大。
放眼天南地北，大洋两岸，昼锦坊的文化轨迹在不断延伸；昼锦坊撒播的种子已经遍地开花。昼锦坊众多的家庭由农而工，由工而商，由商而学的职业代际变换，生动地体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主流。昼锦坊人有乡下到县城，由县城到都市，由都市到海外的居住地变迁，展示了社会前进的步伐。如果有人要深入细致地研究世界工业化，城市化，知识化和全球化的历史进程，我们昼锦坊人群体就是最好的研究样本，我们昼锦坊社区就是最好的全息社会细胞。
| 
发表于 2021-10-28 11:44: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