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日月星辰 于 2016-6-14 22:34 编辑
1971年9月9日，我们电一台6人（我和许海池、陈志刚、谢春贵、覃伯宽、米川）奉命调往广州军区后勤部（现为广州军区联勤部），从涟源县城乘坐列车到株洲，再乘第15次特快列车于9月10日到达新成立的广州军区后勤部通信队（营级单位，现为通信站），营房座落在广州市越秀区建设六马路青菜岗一号。通信队队长是李贵禄，副教导员是毛肇予（1944年8月27日出生于湖南省涟源市山塘乡友谊村，后任通信营教导员，广州军区后勤部政治部直政科副科长，直属政治处处长、主任。1986年10月调入广州军区珠海企业管理局，历任正团职党委书记、副师职局长，南方工贸集团公司珠海公司总经理。1998年11月退休。2012年10月27日5时20分在珠海逝世，享年68岁。 2012年11月1日《南方都市报 》刊登了记者谢红梅《清白做人毛肇予，妻子托公车办事招他批评》的事迹）。通信队除队部外，分为3个直属单位：无线电连、通信连、修理所。我被编制到无线电连电一台。连长吴友生（广西人，1975年转业到衡阳市无线电五厂工作），指导员居瑞忠（湖北人，1975年转业到武汉市舵落口港机厂工作），副连长刘礼勋（湖南桃江县人，后任连长、通信营营长等职，现退休住桃江县），副连长邓光泉（湖南桃江县人，后任师职干部，转业到广州市公安局工作），副指导员张子明（津市市人，后任指导员，1978年8月转业到湖南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曾任技术处处长）。 我连一共有六部电台，分别由涟源、株洲两个基地兵站，以及第20、21两个分部等部队调来。重返广州，是我未意想到的事。由于林彪于9月8日下达了反革命政变的手令，我们刚到广州，新组建的通信队即进入“一级战备”状态，部队原地待命，转入政治学习，要求一切行动听指挥，晚上睡觉时被子都不打开，直到9月15日才解除一级战备。9月下旬，后勤部首长在军区后勤部大礼堂全体官兵会议上，传达了林彪叛党叛国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的中央文件，我们以为首长念错了文件，感到震惊，才知道原来“一级战备”是为林 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作准备的，我有一种说不出的侥幸心理。 由于我调到广州军区后勤部很匆忙，直到12月，我的档案才从涟源基地兵站司令部转来通信队，我早已于1971年10月26日在涟源基地兵站司令部党委批准，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没有预备期。我在无线电连与其他新党员一起参加了入党宣誓。林彪垮台以后，部队落实毛泽东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指示和中央军委提高军事素质、开展大练兵活动的号召，全军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练兵活动。1971年10月，我参加了通信队在广州市郊马榴岗（原广州军区卫生学校）为期2个月的无线电通信专业训练。在训练中，以收、发电报训练为主，学习《内务条令》和《队例条令》，全面提高官兵军事素质。 1972年1月至3月，部队传达粉碎林 彪反党集团的斗争的材料及“571工程纪要”的文件，批判林 彪的反党政治纲领和理论纲领，学习“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以毛主席“三要三不要”的重要思想为准则，提高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使我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思想路线教育。 1972年8月，我们电一台奉命去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防城区“防城工程指挥部”执行无线电通信联络任务。由通信科（后改为通信处）副科长李茂其带队，通信科参谋赵腊初(后任通信处处长)参加，电台台长许海池、我和覃伯宽、米川、雷廷贵一行5人乘列车到达防城港市防城区，住在部队的一栋楼房的二楼上，主要任务是负责与广州军区司令部通信总站的通信联络，广州军区司令部的来电及时送达广州军区后勤部首长，军区后勤部首长的电报及时发给军区司令部通信总站，按要求将军用物资运往广西。这是我第一次正式执行战备任务，收、发电报上万组。同年12月，执行任务完毕，奉命返回广州。同月，我被无线电连嘉奖一次。 1972年12月中旬，我患重感冒，体温达41度，通信队用北京越野吉普车送我到广州市郊江村部队177医院住院治疗。我因扁腺体经常发炎，引起感冒，我同意医生意见做了扁腺体切除手术。我吃了一周流食，很快恢复健康，十天后返回单位。 注：①毛泽东主席为通信兵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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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6-13 23:0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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