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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桥满口答允，说了许多道歉的话，才把那日本浪人交给他领走了。 那时张之江的团部驻在桃源，要路上也设岗兵盘查行旅。一天，张部又捉着两个贩卖烟土的日本人，连同烟土都送到常德来。我在院中坐着，左右站着卫兵，地上摆着几根军棍。犯人押解进来，一个年老的，一个年少的。他们看见这情形，慌做一团，浑身只哆嗦，尤其年少的一个，跪在地上叩头如捣蒜，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那年老的只哀求着：“饶我们一次罢，饶我们一次罢。”嚷个不休。这次也是高桥新二来要求，把人交他取保领去，但说明不可释放，我要随时提审。查获的烟土都没收充公，也是接来当地绅士查明收存，作为修路的费用。 1918年底，延续数年的欧洲大战告终，翌年一月开和会于巴黎。中国在名义上亦是参战国之一，所以也派有代表出席。但关于山东问题，毕竟没有得着公平的解决，此时日本乘机占据青岛，使中国复蒙丧失领土之耻。这一件事，激起中国普遍的怒潮，北京大中学校的学生尤为激昂，罢课游行，抵制日货，殴击卖国贼，浪潮波及全国各地，演成中国文化史上最有意义的五四运动。 常德的学生受了这一运动的波动，情绪也极是热烈。每日三三五五在街头宣传，痛哭流涕，劝说国人不买日货，不乘日船。那种爱国热情，真是可爱可敬。一天，全城学生罢课，结队游行，经过大街时，群众情绪愤激难过，几家日本洋行，都被他们捣毁，货品什物，狼藉满地。南门外码头上，更经常地派有学生值班，劝阻国人不买日本船票，商家货物不得交日本轮船运输。常德是湖南西部第一个繁盛的码头，日本大阪公司轮船定期往来于上游及下游，学生们这一举，使他们营业受到致命的打击。 我为常德镇守使，地方上发生这样的事情，自须负相当的责任，于是本地日本商人代表去见湘督张敬尧，提出质问，张就派外交部驻湘交涉员伴同他们来常德与我交涉。日人代表中，又是高桥新二为首。他向我提出四项要求：一、赔偿损失；二、惩办凶首；三、正式道歉；四、保证以后不再发生同样的事。说这是他们极合理的要求，我必须一一接受。 我说：“即是张督军派请我们的交涉员，同你们来和我商办此事，那么许不许我发表意见呢?” 高桥说：“依你的意见怎样?” “依我的意见，”我停了一下，慢慢地说道：“我要竭力替日本商民着想，必须确确实实地把你们的真实利害面面都加以考虑。第一、要使你们居留常德的侨民，生命财产能够永远安全；第二、要使你们日常的营业能够日益兴盛发展。……” “那好极了，那正是我们所要求的。” 我继续说：“所以，我们就必须考虑到：你知道我和我的部队是流动的，驻在常德是暂时的，而你们日本商民在这里却是固定的，永久的。我不能常久地负保护你们之责，不但我不能，任谁也不能够。因此你们居留此地，必须要使本地人民对你们有好感，你千万不能开罪于他们。根据这个原则，你提出的那四项办法，我为你们的利益着想，我不能照办。我现在替你们想了一个最周妥、最彻底的解决方法。只怕你们眼光短小，不能了解我的好意……” “请快说你的办法。” “我的办法是：你们各家洋行都贴出告白，说明你们过去营业方法的不良，以后当极力改革，必使大家满意。这次捣毁所受的损失，甘愿认受了，但请以后不要再予捣毁。你们若能这样办理，我敢担保本地人民必能对你们发生好感。不但你们的财产能够永远安全，而且生意也必定一天天兴隆起来了。到那时，你们这次所受的一点损失，又算得什么呢?……” 高桥听着，连连皱眉摇头。我说道： “你们若是不能办的话，那今晚又出了意外，我丝毫不能负责!” “冯镇守使，”高桥愁着眉说：“你的办法，第一是说我们受的损失由我们甘认，你们不负赔偿之责；第二是说你不肯惩凶；第三是说反要叫我们向你们道歉；第四是说今晚再有意外，你不负分毫责任。这从哪里说起?从哪里说起!” “我说你们眼光短小不是?我告诉你：你们若是还打算在常德居住做买卖，本地人民——尤其地方上青年人，是万万不可得罪的。你看你们被打了，不算一回事，这显得多大方，多体面，人民以后自然对你们有好感了。” 高桥愤愤地说：“镇守使，怪不得人家说这次的事是你唆使的，你说的话全是偏护那些暴徒的话。” “他们是爱国的行为，是出于义愤。你说是我唆使的，我心里高兴极了。我的好话你既然不听，那你照你的办法办去好了，我是不能够的。” 这样纠缠了许久，两面都不让步。我说： “既然这样，那高桥先生，请你另外想办法去吧。这事我们不必多费唇舌了。我们还是谈些别的。前次交给你两批贵国罪犯的事，我现在正想把他们了结了结，请你回去把三个人犯交来，我要提审他们……。” 高桥先生跳起来说：“你怎么把那些事和今天的搅在一起?那不是早已了结了吗?” 我说：“都是要办的事。今天的事是不必再谈了，谈也没有结果的。——你不能记性这么坏，我交给人犯时，一再和你说明，我要随时提审，怎么天大的罪案，就会糊里糊涂了结了呢?” “冯镇守使，你这人太难缠了!太难缠了。” 高桥说着站起来就要走；想想忽又坐下来，重新和我谈判。这次提出我们补偿一半损失为他们修理费的办法。我说： “为你们自己计，我一文钱也不能出。我若赔了钱，地方上的人气不愤，必定还要二次三次地砸你们铺子，你们愿意受更大的损失，我可不愿意和你打那些麻烦!'’ 又纠缠了一会，他又提出补偿四分之一修理费的办法。我告诉他说修理费是一个也没有，不过我可以邀请本地的父老和青年学生来谈谈话，劝他们对日商加以体恤，以后不要再有捣毁商店之事。并且我是本地负治安之责的官吏，此后我自当保护你们日商的安全，我要派人去为你们商店站岗，以免再有意外。除此之外，我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说着我就站起来送客，同时派了两个副官跟住高桥新二，向他索要交保的日本人犯。 高桥等一班代表都没了主意，咭咭哝哝商议了半晌，终于接受了我那最后的话。 他们走后，我即为他们的洋行每家设岗兵二人，以为保护。有中国人到他们店铺里来买东西，岗兵即先加以盘问，而后再浑身搜查，戒备很严。如此过了数星期，那些日商洋行弄得门可罗雀，谁也不再上门。这时高桥又来找我，要求我撤除岗位，说这样，他们没法做生意，损失更大了。我道： “你们提的条款要我担保以后不再出事，而你们又不肯结好于人民，我当然只有这么办。岗兵是不能撤的，撤了，若再出事，我担不起责任。” 高桥着了急，左说道歉的话，右说道歉的话，只要求我撤除岗位。说现在人民对他们已经很好，不必再受保护了。我说： “你定要撤岗，也可以，你得写个字，声明以后出了事，我不负责任，那是你们自愿的。” 一场天大风波，至此算完全了结了。
冯玉祥（1882-1948），安徽巢县人，原名基善，字焕章，中国近代军事家，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北洋军阀时期，曾任陆军第十六混成旅旅长，第十一师师长，陕西、河南督军，陆军检阅使。1918年11月任湘西镇守使，驻常德。1924年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发动“北京政变”，将其所部改组为国民军，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后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参加北伐，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后因与蒋介石集团发生利害冲突，举兵反蒋，先后爆发了蒋冯战争和中原大战，自美回国乘船途经黑海时，因轮船失火于1948年9月1日遇难。本文选自冯玉祥著《我的生活》岳麓书社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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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2-28 14:0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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