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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开始暴动时，人数不多，又无枪支，也没有严密的军事组织。除少数同志脱离了生产，担任放哨、警戒、通信外，其余的均在家中。要行动时，则按任务大小随时集合，任务完成以后，仍回家生产。我们的成员都是农民和知识分子，没有学过军事，也未当过兵，不但不懂战术，连步枪都不会使用，也不会拆卸擦洗。现在武装斗争局面已展开了，急需建立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才能坚持斗争。于是以花薮区和夏家巷的武装为基础，共有50多人，10多支枪，成立湘西工农红军第四支队，以佘策源同志为司令，我为党代表(后我专做地方工作，由陈昌厚同志为党代表)，下分两个中队。第一中队的队长为蔡凤鸣同志，他在旧军队里当过几年兵，是支队惟一懂得一些军事的人，部队的军事教育，主要由他负责。其他几个区也都成立了中队。我们的指挥机关，原在樟木岗，因那里的地形不大好，四支队成立后，即移至陈家桥。 南乡各区的团防队，计蒙泉、白洋、福田三区，各有长短枪lO多支，花薮区20多支。磐石区的侯宗汉，有枪50多支，盘踞太浮山．势力最大。侯在大革命时，比较靠近我们，在寺垭铺起义后曾与我们秘密来往，表示中立。我们的部队初具规模后，除对侯宗汉继续争取外，对其他团防队，则采取积极的进攻方针。计划首先消灭花薮区的团防队，以除我们的心腹之患。经多方侦查，得知他们躲在浮丘山下，遂冒大雨，黑夜奔袭。虽未将他们全部消灭，然缴获步枪8支，是一个重大的胜利。福田、蒙泉的部队，也同时缴获了长短枪6支。 各区团防队的士兵虽有一些是游民出身的，但贫民仍占多数。他们都是本地人，社会关系很多。我们除采取军事行动外，并动员他们的亲属、亲戚朋友，去说服他们弃暗投明，从政治上来瓦解团防队。虽由于我们做策反工作的李凤墀、陈大柱两同志疏忽，为反动派知道而牺牲了，工作曾一度受到影响，但有些团兵在我们不断的胜利影响下，还是拖枪过来了。我们对于拖枪过来的团兵，每人奖给二、三十元，是否当红军的由他们自愿。这样一来，拖枪过来的人逐渐地多了。敌人的力量日益削弱，士气更加消沉。而我们的武器，则越来越多了。 黔军四十三军(约二、三万人)，因受到湖南军阀的排斥压迫，于5月底分数路向贵州撤退。其中有一路是经过南乡前往慈利、大庸方面的。我们布置沿途群众乘敌人宿营的机会，鼓动他们的士兵逃跑，从而收买枪弹，并尾随敌后收缴落伍士兵的武器，共得步枪20多支。此外，还派人赴桃源收买民间的散枪十多支。我们的实力，大大加强了。 这时候侯宗汉看到我们的力量大了，派人来接洽，表示愿意参加革命，我们决定编人四支队的第二路。为便于控制和改造侯部，我们的主力曾一度由陈家桥方面移至太浮山。原在常德境内活动的老冯同志(这是化名，真姓名不详)负责的一支游击队，有长短枪19支，听到我们的部队进至太浮山也前来会合了。我们遂决定以老冯为第二路的党代表。他所带的游击队，也编人第二路。 侯宗汉参加红军后，我们声势更加浩大了。敌人令石门、慈利、常德、临澧、桃源5县的团防队来“围剿”我们。其中以桃源的团防队较大，约有二三百人，又与花薮区毗连，对我们威胁很大。我们利用敌人的指挥不统一，互分畛域，都怕吃亏等弱点，有意识地将我们的活动局限于南乡。这样一来，慈、常、临澧的团防队亦采守势，陈兵边境，不敢深入，即使被迫越境，也只在边境骚扰一番就走了。我们遂集中力量，将南乡各区的团防队，大部分消灭了。余谦吾的团防队，也在进攻陈家桥时，行至马岩坡被我狙击，消灭一部分，撤回桃源境内，不敢向我们进攻了。于是我们便向四周发展，一直游击到离常德城二十里的石板滩，形成了以太浮山为中心，东到临澧的佘市桥，西至桃源的界溪河、慈利的老棚，北自石门城南二十里的会垭山，南至常德的盘龙桥，纵横二百余里的武装割据局面。 敌人见各县的团防队作战不利，除调杂牌部队朱华生外，又调新编第四军陈嘉佑的3个团(有的说是四个团)来“围剿”我们。这些反动军队，在各县的团防队配合下，分为数路，同时进入南乡，比较重要的集镇如夏家巷、白洋湖、潘家铺、望仙树、余市桥等，均被敌人占领。交通要道和重要村庄也为敌人占据了。整个南乡被分割为许多小块，造成了对我包围的形势。 我们分析了敌情后，决定先打战斗力较弱的杂牌军和团防队。驻扎潘家铺的朱华生(大约有五、六百人)，原系两股土匪，虽合编为一个团，仍互相猜疑，在潘家铺时，一驻上街，一驻下街，彼此都有戒心。我们知道了这种情况，于黑夜将部队埋伏在街外的要道上，然后派人摸到他们驻地中间，向两面打枪。匪军发生了误会，都以为是对方进攻，便互相大打起来，后来下街的匪军向桃源方向撤走，我军突起袭击，匪军大乱，我们缴枪十余支，并夺得一部分物资。第二天朱华生部也撤走了。石门、临澧的团防队，多次进攻周寺庵，均被肖渊泉、张三烈两同志所率领的福田区的部队及农民击退，共打死匪兵数十人。大恶霸陈益堂也被打死，并缴枪数支。驻在夏家巷、望仙树两处的陈嘉佑部，也遭到我军的突然袭击，受到损失，曾一度溃退。 我们在反“围剿”中虽取得了一些胜利，缴获了一些枪支，然敌人越来越多。他们以连甚至以营为单位，分散住在根据地内建立据点，包围圈越缩越紧。我军活动范围越来越小了。我们开始人枪很少，为着保守军事秘密，不使敌人知道虚实，只是夜间行动，白天休息。进攻敌人，也是黑摸。因此我们总是打胜仗，伤亡也很少。现在各个据点的敌人，天天出击，烧屋杀人，围攻我们。而我们的部队却很分散，不能集中力量，消灭敌人，又是被迫白天作战，伤亡渐多，侯宗汉见形势不利，将党代表老冯同志打死，投降了敌人。我们更孤立了。敌人遂于7月底集中力量进攻陈家桥。当时四支队的两个中队尚有六、七十人，加上有武装的群众共约300多人，分守山头，相持了一整天，虽几次反击，杀伤敌人不少，但我们的伤亡也大。陈家桥终被敌人攻占。我们的主力也被打散。几经转移到袁家岗时，只剩20多人。后为敌人发觉又来包围，我们为缩小目标，行动方便，乃化整为零，分成几组躲在山中。大多数同志在与搜山的敌人顽强战斗中，英勇牺牲了。我与佘策源同志等三人在群众的掩护下，幸免于难。我们的主力损失后，敌人遂集中力量围攻我各区游击队。福田区的武装损失很大，肖渊泉同志英勇牺牲了。蒙泉区的部队被敌人打散后，舒业垣叛变投敌。南乡的武装割据，为时仅3个多月，就告失败了。敌人更加疯狂，到处杀人放火，许多村庄被烧光。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害的约700人。许多同志家里的人被杀了。各区主要干部如陈光昭、傅砥如、易恒新、张洁斋、杨实吾、杨再庵、袁尔玉(女)、谢一清(女)等同志，也均英勇牺牲了。党和革命的损失是很大的。 南乡的武装斗争虽遭受了挫折，但由南乡转到北乡的陈昌厚、郭天民、曾庆轩等同志与原在北乡坚持工作的伍伯显、盛联熊、陈奇谟等同志，在贺龙同志的领导下，北乡的武装斗争更大规模地展开了，并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成为湘鄂西根据地之一部分，革命的火焰是任何敌人不能扑灭的。
南乡起义纪念碑
袁任远（1898—1986），湖南省慈利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5月上旬，参与领导石门南乡暴动，成立湘西工农红军第四支队，任党代表。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湖南省政府副主席、内务部副部长、青海省省长。此文原载湖南人民出版社《峥嵘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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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3-1 09:5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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