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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前的回忆 ——记原二中初128班同学龚光波
我初中时代的同窗好友,解放军高级干部龚光波是梦溪镇人,他于1946年12月出生;。1960年8月我们一起考入原澧县二中,同编在初128班。毕业时,他送给了我一张照片。照片上的他,佩带着二中的学生符号,蹲在花瓶旁;照片的上方写着“16岁的我”。反面是:“难分的朋友—家协;作为分别的留念;让我们的友谊万古长青。 友 光波”。现在,虽已过去了半个世纪,但每当我看见这幅照片,就会引起无尽的回忆。
原澧县二中是一所完全中学。进校不久,作为初一新生的他就当选为学生会生活部长。那是“过苦日子”的时候,旧市制一斤十六两,学生每餐三四两米;有时吃的是泡泡松松的“双蒸饭”,有时是米里分别掺些萝卜丁、红薯块、蚕豆粒、麦麸蒸了和着吃。吃的菜,轮番上桌的是萝卜、萝卜腌菜、白菜、芋禾杆,油星星也看不到几颗。十多二十岁的人,正吃“长饭”,满足不了身体的发育。这样,学生吃饭的纪律成了大问题;常因偷饭、混饭,分饭不公引发打架闹事。每次开餐前20分钟,他要领着二十多个班的生活委员,带着各班两个拿箩筐扁担的生活值日员,到食堂抬饭;饭摆到各班餐桌上后,长长的队伍鱼贯而入进食堂,他要配合生活老师管纪律。进食堂后,是学生自带碗筷,一桌八个学生,在一个盆里分饭,分饭中出现的矛盾,他要参与调处。一次,隔壁班上有一桌,席长分饭的那只筷子没拿直,三角形的饭块有点歪;由此产生矛盾,七份饭拿走了,留下一份你推过去,他拉过来,不慎落到了地上。他捡起饭,把脏的用筷子去掉,凭他好说歹说,人家就是不要。他一般吃饭比别人迟,遇到这些情况,总是把自己的饭换给别人,有时还给人家加上一“砣”自己的饭;这回老办法不凑效了。他只好喊来那个班的生活委员,两个人端着两份饭,才把问题解决。那时,食堂的饭管得很严,领过后无补;他只能饿着肚子去上课。课间操时,我问他饿肚子的感觉如何?他一本正经地说:“不打架,解决了矛盾,比什么都好。饿了,还有这个解决。”边说,边从口袋里摸出半截红薯放进了口里。 他在班上是组织委员,负责同学们的政治学习和组织发展。那时,是打米厂火力发电;到学校已是末端,亮是红红的,一闪一闪;一个晚自习,要停七八次;有时接连几天不来电。学校一期一组发一盏煤油灯,有的灯打破了,学生就用墨水瓶装油,“眼眼钱”装灯芯,点亮读书;对学生的视力影响很大。那时的龚光波,脑筋灵活,胆子也大。他找到教导处,把每周七八节的几节课外活动课调到晚上。他又和班主任商量,晚上搞传统教育讲座。学校里从校长到老师,参加革命的地下党员不少;校长李迪,胡先智分别是长沙和澧县迎接解放的地下党员。学校的生物老师李祖德,是任过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二届副委员长的林伯渠的亲表弟。李老师年轻时跟随表哥闹革命,是湖南最早的青年团员。他目睹过1927年5月21日晚,国民党反动军官许克祥率叛军袭击省总工会等革命机关、团体,解除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武装,释放所有在押的土豪劣绅,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工农群众百余人被杀害惨状。龚光波经常请他们给班上开设讲座。听讲座后,他组织同学讨论,带头发言,发动同学写入团申请书。他的这一举措,获得了学校党支书汤祚文的表彰;学校团委书记范壮生还到班上了解情况,并号召全校师生向初128班学习。 那时的“吃不饱”,使得不少学生休学、逃学;我们年级从125班到130班六个班,还没读完一年级,就不足三个班了;县里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撤了全县的几个附中,把同年级剩下的学生转到二中来,才勉强补充。1962年,县里没有了附中,二中也只招131、132两个初中班和9班一个高中班。社会上流传着:“读书升学当干部,不如种块灰萝卜”;这对在校学生的影响很大。学校里的学习风气很差。加上,和当时苏联的关系紧张,学生对学俄语不感兴趣。上课不听讲,早自习跑到桑林里採摘桑果充饥的大有人在。有个要退学的学生,竟在外语老师进教室之前,让门小开,上放一报纸;待老师推门进来,报纸落在老师的头上,惹得哄堂大笑。但是,龚光波从不随波逐流,对学习很认真,不偏科,对外语学习从不放松。他为了把当学生干部耽误的早自习读俄语单词时间补起来;每天晚餐后,他就到学校西边城河堤上的桑林里,独自读俄语单词。那时,湖南省蚕科所就设在洗墨池的北面,他们的桑林面积很大,包围了整个学校。一次,他家里来人,带着一盒盐萝卜、一瓶辣椒酱、一坛高粱面、一包米糕,在教室、寝室、浴室及周边的洗墨池、三皇山、罗家舖、城墙上找遍了,也没发现。最后,还是我、卢其文、李文湘、任泽海、张儒银、吴传炎等人分块在桑林里查询,花半个多小时才找到。他见了家人,收下东西,当即送走;转身给我们分发了米糕、萝卜,嘻嘻笑笑饱食一屯后,又钻进桑林里,背俄语单词去了。他不仅学习精神好,而且学习成绩也好。教导处徐书典主任,龚伦胜老师,还到班上调查他的事迹;初二时,学校里就作出了“向龚光波学习”的决定。自此,学校的课间广播里,向龚光波学习的声音不绝于耳。
毕业后,由于家庭原因,他没有选择升高中,而是当兵。入伍前的一个星期六,他到二中高十班来看我;我们住在二中的客房里,围绕未来的问题,讲了一宿的话。第二天早餐后,住在隔壁理发的卢伯说:“你们二人讲的话,我都听到了。来!今天,我给你们理个发,祝你们好运”。卢伯六十多岁,在校四十多年。当年,曾给学校的名誉校长贺龙及其部属多次理过发。他常常感到自豪的是,经他理过发的校友出校门后,考上大学,成为专家、学者;或从政经商,干出一番大事业的大有人在。特别是提到贺龙当了元帅,更是乐不可支。我们在学校的老枫树下,在卢伯的祝福声中依依不舍地分手。
自此,他参军,历任战士、班长、排长,当过黄继光连的连长、国防大学学员、军参谋、团参谋长、旅长等职。1991年转业到武汉从事经济开发工作。曾与人合著中国谋略丛书《谋略论》、《谋略家》、《谋略库》以及《领导科学教程》等。在奇石艺术及收藏方面也颇有研究。我也读了大学,当了干部。2000年,母校校庆,他为母校师生做完报告,就餐时,我提到分手时卢伯的话,他连说,记得,记得!说完,我们彼此望着花白的头发和布满“水系图案”的脸,都会心的笑了。
高家协 2011年6月 于长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