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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叔印象
人到老年都有“健忘症”。端起杯子忘了倒茶，拿出钥匙忘记开门的事时常发生。可我从儿时起，对泽叔的印象，是那么的深刻，经常象过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在脑海浮现，从没忘记。
泽叔叫易善泽。因我祖母、外婆都姓易，是“忠”字辈。按她们易家“秉忠善法继宗长”的辈序，从小家里人就叫我喊他“泽叔”。 我们都属廖家坪的团堰坊土地。他家住土地下方，我家住土地上方。与他家相距里把多路，是他去大岩场的必经之地。他经常在我家歇歇脚，躲躲雨，喝喝茶。往来多，熟悉就早。 他比我大十多岁。我五六岁时，他就是村里的基干民兵队长，经常带一帮年轻人，手持红缨枪或肩挎係着红条布的大马刀在村里维持治安；去渡船口设卡站岗，追逃缉坏。有时，也牵着被五花大绑的土匪、有命案的恶霸游乡示众。他们神采奕奕，威武雄壮的气势，使我们的同龄儿童望而生畏。我有时在家里发个脾气，哭闹一下，大人就说：“泽叔得带着民兵来了”，我就会戛然而止。内心充满了对他的羡慕和尊敬。 据说他父亲是过日军时被日本佬杀害了的。他十多岁起，就是母子俩相依为命。我的印象中，他母亲姓姜，满头白发，常年病病痨痨。我们那里，医生叫郎中，好些的老郎中上门看病需用轿子去接；一般人是请不起的，需要去大岩场诊所。去看病走不动的人，晴天，山里的人用木鼓鸡公车推，雨天骑在牛背上到渡船口，再背去诊所。泽叔住坪上，没鸡公车可借；家贫也没养牛。每当姜婆婆病了，他就隔三差五的背着去。累了，就在路边人家休息一下。我家就自然成了他休息的驿站。他在家里，对母亲嘘寒问暖，洗衣做饭，熬汤煮药，是远近闻名的孝子，受到广泛的赞扬。就连我母亲也曾当着他的面说：“协吧，我老了，病了，只要你学到泽叔一半，我就心满意足了”。 他对母亲的孝，还在于不惜耽误自己的婚事。他成年后，给他说亲的人不少。鱼贯而来的女青年们，一个个看得起他的人，看不起他的家。“两间草屋两张床，娘亲常年病床上”。直到接近“而立”之年才带着母亲到官垸一家入赘。这是个联合家庭，是因为小他十岁的妻子本姓毛，是道河毛坪人。因过继给舅舅舅妈去了官垸而改为姓周；她有过婚史，生有一男孩；因对方不愿在联合家庭的矛盾之中为婿，而解除婚约回家去了。他去后，把“三老一小”侍奉得慰慰贴贴，两口子恩恩爱爱；把这个“联合家庭”打理得和和美美。没过多久，他把这个家又从官垸迁回道河。因河边老家荡然无存，他选择了相对田多人少的廖坪九队居住。 他敬老爱幼，可堪称典范。姜婆婆先逝世，余下二老一小跟随他们生活。他几十年如一日，有吃没吃、有穿没穿先让着他们。物质分享优先事小，他还尽可能满足他们心理上的精神要求。妻子为他生育了两男三女。二个男孩中的第一胎就姓周，三个女孩中，幺女也姓周。他有一族兄要把妻子原生的孩子过继，可他视为掌上明珠，怎么也不肯。无奈，他把自己唯一姓易的男姓亲骨肉过继了；把妻子原生的孩子按易家派序取名法生，紧紧搂在身边，视为己出,还高看一筹。小学毕业后，有人说：“泽书记，你把他留在家里做事，出不了集体工，就让他捡鸡粪，一天也可争二个工分”。当时，他家两个劳力，九个人吃饭，日子过得确是艰难。但他不为所动，毫不含糊地说：“其他孩子可以不读，但法生一定要读书”。使法生获得了上中学的机会。中学快毕业时，又有人提议：“泽书记，法生这么大了，可评女正劳力底分，要为家里减轻负担了”。他一笑了之，嘀咕道：“我只要不是‘瞎子走路遇到碑——路都走到竖起’我对法生的培养，决不会回头”。过一段，适逢征兵启动，他征求法生意见，把这个个头高大，但未满十八岁的孩子送到征兵站，穿了绿军装，到被当时誉为“解放军是所大学校”的地方深造去了！ 泽叔是苦大仇深的土改根子，是廖坪最早的共产党员，第一任基干民兵队长。但他为人诚实，从不说假；办事认真，从不马虎；不谋职位，不怕苦，不谋私利。 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工作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一支钢笔，一个日记本不离手。有空就看书、看报。他的本子，摘录书报，记录所见所闻；他作报告，基本上是对照本子，一个一个方面讲，精简不离题。他的工作轨迹是，基干民兵队长起步，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兼组织委员、或兼治安主任退休，几十年“一贯制”。廖坪的村干部从土改、清匪反霸、反右、大跃进、双整、反五风、四清、文化革命等运动中，受到批评、处分，乃至开除、坐牢者也不乏其人。可这些与泽叔没有牵连，擦肩而过的也未存见过。 我1968年担任廖坪垸的水利工程员，很多内情我还是知道的。照理讲，这个垸受益的是一至七队，称坪上队。按“谁受益，谁负担”的原则，八队至十二队，称山里队，就不负担挑堤任务。可村里为早日完成任务，每次以“学大寨”全村“一盘棋”为由，总要给山里队摊上任务。泽叔从不讲价钱，在生产队出工上堤在前，收工下堤在后。那时是任务到队，砍土分方到人。人们上堤后，饿了，打开自带的木小桶，吃它几碗冷饭；渴了，在河里舀它几碗冷水。土坑越挖越深，堤越挑越高；劳累的程度与日增大。这样的环境和条件，泽叔染上了严重的胃病。他多次病倒在土坑里。有一次别人收工回家了，他还捧着肚子坐在土坑里。只见他脸色苍白，我知道他犯病了。便安排杂工与我一道，给他收拾土箩、偏担、锄头，搀扶他到大岩厂卫生院住院。安排妥当后我就离开了。第二天，我扎好“样篙”，到九队“放土”时，发现他又上了堤。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胃病，打了止痛针，在医院睡了一觉就好多了。起床后，吃了几个娃儿糕就来了。”我动员他休息两天，他婉言谢绝了。 还有几件事，我至今记忆尤新。 1960年，我考入澧县二中（今一中址）。国庆返校，在大岩场过渡时，遇上他送胡昌协。这时，我才知道他已搬回廖坪，老胡是他姨表哥。胡是二中工友，后当校办工厂的负责人。我在这个学校读完初、高中，参加文化革命，大学毕业后，还回母校教了一段书，时间跨度十多年；与胡的关系一直很密切。泽叔逢年过节都会去看望姨妈和表哥。去了，总要与我聊上一会。我读高一时，学校发现我连一个脸盆都买不起，暑假就留我给学校种菜，每天八毛的工资。“天有不测的风云”，假期里，我唯一的妹妹在廖坪洲上放牛，不幸落水身亡。他获悉后来我家看我时，我已返校。他马不停蹄，径直来到学校，在他表哥家过了两夜，看望、安慰、鼓励我。 1967年热天，那时道河公社的权“被夺”，一个二十来岁的“造反观点”人掌权。我是澧县学生界有名的“保守派”，那人召开全公社各大队主要负责人开会时，透露要捉拿我。知道此情况后，泽叔当即离开会场，在大岩厂街上通过好友给我通风报信。听此，我急得六神无主，对来人说声感谢都来不及。心想：“一旦被抓，轻说少不了一顿毒打，重说能保全性命就不错”。澧县被打死的“保守派”不乏其人。我没有外省、外县可藏匿的亲戚；只有女朋友在省体委当专业运动员。再说，连个自行车都没有，一下子是跑不出道河范围的。说来也巧，正碰上住在我家的襄阳蜂场要搬迁到南县去。我决定乘他们的机帆船逃往长沙。我不敢在众多运峰桶的人面前上船，怕走漏风声。我要船开到大岩完小对河，一个叫“曾埠”的岸边柳树傍等我。这样，我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了道河。第二天，在麻河口转乘去长沙的轮船，在省体委住了数十天。待“停止武斗”的禁令下达后，我才回来；使我免除了一场皮肉之苦！ 1979年，我在张公庙公社任党委委员包一个村。该村耕牛失盗，公安员办案引起了一些纷争。队长与社员吵架，队长喝农药死了。本与我没直接关系，由于是我的点队，传出的信息就有多个板本。甚至还有人传出，说是我在点队避死了队长。听到了这个消息，泽叔老是放心不下。他从王棚哑翻山过河，先到在张公庙回纺厂管技术的沈才华那里问明情况，心中有底后，才一块石头落地。临走时和我见面，我们在食堂吃了午饭，他就回家了。要不是后来十二队的沈才华告诉我；我压根儿就不知道他来是干什么的。 1995年，我在澧县一酒店请台湾表叔，也是他的族兄善荣和他聚餐。见面后，我们交谈了很久。家庭变迁、子女状况、个人身体，无所不谈。当他谈到法生时说：“他虽非我亲生，胜过亲生”。介绍法生无论在部队，还是在地方都很懂事，体现出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成家后，夫唱妻和，三十浪荡岁，在徐州的工商线上就当上了当家的副局长。说法生敬老爱幼比一般人都强，远远胜过自己。对二老关怀备至；对弟妹照顾尤佳。还说，他能养出这样的孩子，人生足也！他最后的结论：“人生得亲、养得亲、交得亲”；这是多么精辟的总结。遗憾的是：此后，他们夫妇带着两个没成家的小女到法生处居住；不久，病逝于徐州。我们的这次聚餐，便成了我和他的人生诀别！ 泽叔走了，永远见不到他的身影了。有时，我仰起头，眼望蓝天，似乎看到了他在对我微笑。我默默告慰他：“你的法生为你的老伴在九队修了农村‘别墅’；他虽当了爷爷，但每年都要离妻别子，一多半时间在家陪伴你的老伴，逸享天年。余下的远清诚实守家，小家庭日子过得蒸蒸日上。法本，在大岩场卖电器，成了不大不小的老板。法菊一家定居澧城，家庭经营得红红火火。小女法梅、远红都已在徐州成家立业，个个事业有成。你的一大家子，真可谓家兴人旺！你可含笑九泉”！ 如今，我深藏心扉的泽叔印象，已成为我心底最美好的风景。回忆这些，每一次都有一种不同的感觉；使我暮年的生活更加充实，更加美好！
（高家协） | 
发表于 2022-4-18 11:51: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