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永志 于 2022-5-22 12:26 编辑
前三十年人生琐忆（2）
走合作化道路(油画) 高 潮绘 中国美术馆藏 我本应1954年发蒙读书，因当年大水灾，只得推迟到次年的秋季，但那时我仍然是班上年纪最小的学生，有几位女同学读到三年级就辍学回家结婚去了，当时的《少先队报》有提倡小学生晚婚的宣传。启蒙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叫张英明，他很喜欢我，每当在村里刷写标语，就叫上我帮助提灰桶，有次大概是写“听毛主席的话，走合作化道路”，记不得是漏写了一个什么字，我及时帮他指出，后来张老师逢人便夸我聪明。1957年以后，张老师突然离去，后来听熊明金同学告诉我张英明和他同是官垱兴隆大队的人，是被打成右派而开除回家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平反，得到平反通知时他在大堤上放牛。熊明金去世了，张老师的好多情况我都没来得及问明白。前几年，原在常德市委工作的老乡、同事汤厚松，在长沙负责办一家文化公司，在省展览馆邀几个安乡文友聚会，其中好几位是安文官垱人，说他们的老师就曾打成右派，但名字叫张廷梅，被平反后没有多久便病逝了，或许是我把名字记错了。近年我小学同学刘雨初告诉我，是我记错了，读一年级时的班主任是张廷美，西李家人（恒丰），部队当兵回来，安排在彭家湾小学教书。曾在安乡县教委工作的邓莉云说她认识张廷美，1961年还在格道湾小学教书，可能是1962年下放的，回老家当信用社会计。最近（2022年5月21日）修订本文时，我问彭逢锐老师（我们曾同在六合学校当民办老师，比我年纪大，我读小学时他曾在学校短期代课），他记得学校有个姓张的老师打成右派，但叫什么名字不记得了，肯定不是张廷美，他们认识，——只得存疑了！我反感打右派，与我记忆中落难的恩师有关。 继任我的班主任的是肖昌奎老师，这点是准确无误的，连他的爱人大个子，名叫王诚湘我都记得。1958年9月成立人民公社，安昌分社的成立大会在丁家渡码头上召开，肖老师让我做为学生代表在上千人的成立大会上发言。指定发言的有两个学生，邻村丁家渡还有一位，这位学生在我的前面上台发言，但没讲几句话就怯场哭起来了。接着我上台，发言很流畅，受到好评。其实，是肖老师事先就为我准备了发言稿，我用了差不多两节课时间熟读，差不多能够背诵了，上台发言只是埋着头照稿子念。“诞生”一词就是那次认识的。大会结束后，上演花鼓戏《毛国金打铁》，当时只是图个热闹，似乎人们并不在意戏剧的内容，我因为年纪小就更不清楚，后来我才知道它的主旨是告诉世人说话办事要实事求是，切忌吹牛，说大话，现在联想起来，人民公社，以及随后兴起的大跃进，似乎很滑稽，富有讽刺意味。
花鼓戏《毛国金打铁》剧照
1959年下半年，我考入西李家完小。此校校址今属安宏乡，当时尚无安宏乡，统属安昌乡。这一届有甲乙丙三个班，我分在五丙班，班主任老师叫樊明炯，其妻吴素仙，是小有名气的合兴垸吴家台子的人，曾为我的小学音乐教师。因为这层关系，樊老师待我特别好，有一期要我与他同睡在一张床上，我成了他们夫妻之间的义务通讯员，传递书信。当时生活很苦，吃不饱饭，记得我们学校的师生在一个叫同春的地方，参加了不知由哪里主持召开的过好苦日子动员大会。有一天晚上，樊老师邀我到一个女同学周爱莲家里去吃糯米饭。临走前，樊老师叫我到学校的菜园里砍两蔸白菜带着，并交待不要让张湘来老师看见了，他是学校的骨干老师。我们虽然带着手电筒，天也已经漆黑，但直至出学校很远才用，不想让其他人知道。吃饭回来，樊老师主动告诉住前房的汤新老师，放学后到侄女家里吃糯米饭去了。因为有撒谎的成份，樊老师边说边对我笑，看上去他很高兴。那天晚上，因吃饱了肚子，师生两人睡得特别香。完小毕业前，搞了一次“下放”，号召年龄大的学生支援农业，三个班变成了一个班。原来在甲班读书的陶顺亲、乙班读书的刘清海，便成为我读小学的同班同学，我们同时考入初级中学。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5172/wps2.png 恩师樊明炯和夫人吴素仙老师 我分在五丙班，班主任老师叫樊明炯，其妻吴素仙， 是小有名气的合兴垸吴家台子的人，曾为我的小学音乐教师
成立人民公社以后，我作为一个天真的少年，这段时间既有兴奋也有痛苦。开始办食堂，还能够吃饱饭，更多的是新鲜感。现在的六合村的地盘，好几百人口就办一个大食堂，设在原来的彭家湾小学的一栋砖瓦房子里，房子的地基较高，再在操坪上高高地立着一根旗杆，挂上一面红旗，以红旗落下为信号：食堂开饭了，各生产队派人挑着箩筐去领饭。因为各家各户还存有部分炊具并且有些粮食和菜蔬，不太在意是否领回缽子饭。 可能因为有些生产队与食堂相距太远，来回几公里，不久，以各生产队为单位办食堂，这时粮食供应也越来越紧张了。困难时期给我留下的饥饿的印象是刻骨铭心的。一天，我参加学校的游行宣传回家，祖母向我打招呼，祖孙没有说上几句话，突然祖母晕倒了，我拼命地哭喊着。母亲走过来连声说：“快到食堂端饭，求求叔叔们！婆婆是饿了。”因为还没到开晚饭的时间，食堂的饭即使熟了也不能提前开发的。食堂的叔叔婶婶听我哭诉后破例开甑发给我一缽饭。我顾不得滚热烫手，端着饭跑到祖母身旁。母亲扶着祖母，喂了几口饭，真像灵丹妙药，祖母清醒了；但她无论如何也不肯再往下咽，硬要把剩下的饭让给我吃。现在我回想起那一幕，都忍不住掉下眼泪。
公共食堂老照片：吃饭不要钱，努力搞生产
成立人民公社，俗称“公社化”，伴之而来的是“村庄化”。上级宣传村庄化的好处我不记得了，但大家在一起热闹，可以交结更多的小朋友，我确实高兴过。当时我家老幼有七口人，我们被搬到靠河堤边的一个叫周裕瑶的人家。老家与新家相距差不多有两公里，中间还隔着一条港，搬家时形容为“扶老携幼”是恰当的。周家也是贫雇农，其房子狭小拥挤可想而知。不久，确实因为生产、生活都不方便，上级通知改大集中为小集中，我们家被允许搬回自己的房子，不过又从一个叫甘家圩子的地方搬来彭汉钧一大家子人与我家合住。这家人口的准确数字记不清了，我记得彭汉钧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彭梓泉、二儿子彭梓锡都已结婚，三儿子彭福泉正在新婚期间，我家像集体宿舍，到处是床铺。因为我祖母年迈，彭汉钧夫妇敬称其为长辈，以此论序，差不多与我父亲年龄相仿的彭汉钧的大儿子，我也称之为哥哥，一下子哥哥姐姐一大堆，怎不高兴呢？一天，彭梓泉的独生儿子和我一起在水塘边玩耍，失足落水被淹死，那惨景至今历历在目。大人告诉我，那小朋友是被落水鬼害的，被淹死的小朋友又成了新的落水鬼，他要找替生，即只有等待另外的小朋友被淹死，才能转生。后来我读到周作人的著作《谈鬼论》，特别注意他转引的王小谷《重论文斋笔录》中关于“溺水鬼”的一段文字：“兄又云，《左传》言故鬼小新鬼大，其说却不可易，至溺死之鬼则新小而故大，其鬼亦能登岸，逼视之如烟云消灭者，此新鬼也，故鬼形如槁木，见人则跃入水中，水有声而不散，故无圆晕”，文章没有谈到“转生”的问题。邻居小孩被淹死的事对我影响很大，从此我再不敢单独玩水了。两家人挤住一套房子的日子，一直维持到公共食堂解散。
老屋 四弟国作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住房，父母晚年就住在这里。 老屋在这栋房子的南面约200米的地方，可惜没留下照片。
在小学读书，我是少先大队的大队长，一直是学生的头，学校做操，由我领操，感觉很威风。回到生产队我也是学生头头。一个时期，当地喜欢用“啊荷”声形容社会主义生产热火朝天。清晨，哪个地方最早响起“啊荷”声，说明那里开始出工了，就受表扬。大人聪明，要我在天亮之前就带领小朋友推着架子车，从南到北，又从北到南，不停地呼喊着“啊荷”。果然，大队开会时，我所在的生产队受到了表扬。天大亮，大人出工了，我带着小朋友“下班”回家睡大觉。
还有一件令我兴奋、激动的事情，记不清依据什么“文件精神”，不多久的时间六家渡码头边（指安昌乡，对河安犹乡也称六家渡）建起了一个市镇，突然拥出大片类似街市的茅草房。有打铁铺、木工厂、竹器社、理发店、缝纫店、照相馆、砖窑厂等，特别是砖窑厂，生产饭缽，因为大办食堂的需要，生意红火。晚上，有汽灯照明，码头上热闹非凡。这里的工匠，都是从全公社各地集中而来的。我有个同学叫陈果发，是梅家洲人，父母会缝纫，举家搬迁而至。突冒的“街市”，维持时间不是很长，后来自然散去，剩下断壁残垣。从此，我也再没有见到过陈果发同学了。我曾搀扶祖母到由万超宏开的照相馆照了一张相，这张相原件虽然失传了，但留下了请画师照着画的像，这不仅对祖母本人，而且对于这段历史，都是永久的纪念。 初小就搞勤工俭学，学校养蚕，学生上学时要带桑叶。读高小时，我们班上仍然养了蚕，要求学生带桑叶上学。我读了一段时间跑学，有一天我没有带桑叶，同样没有带桑叶的还有段玉兰、张正英同学，我们三人结伴过渡到安尤去摘桑叶，回校交差，耽误至少两节课。班上还养了两头猪，由寄读生喂养。有一段时间，生产队还卡着不让学生上学，留在生产队劳动。读初小时，我们教室挂了一张宣传画，题为“学好本领，建设祖国”，这是我最早的人生座右铭。 ——转自应国斌著《澧沅俊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12月第一版，有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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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5-21 11: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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