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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十年人生琐忆（5）
1992年10月安乡一中隆重庆祝建校五十周年，参加大会的高十五班同学 和熊安生、符振泽老师（前排第四、第五）合影留念。
1964年下学期，我开始在安乡一中读书。全县这一届招两个班，即高十五、十六班，高十五班入校时56人，两个班一共是110多人。我分在高十五班，同在高十五班的初中同学还有文继忠、陶顺亲、邓适秋和张湘君四位同学。袁中光考到常德市一中，是省里的重点中学。大概在第二学期，他也转到安乡一中来了，与我在一个班。班上的龚光荣同学对我有“意见”，写了一篇周记，说袁中光的转学与我有关系，是想“垄断”班上的领导权，当时我是班长（我一直记得我是团支部书记，但是同学们都说我记忆错误，是班长，“从众”吧）。其实袁中光同学转学，“是经济支撑不下去，迫不得已”，确实与龚光荣的怀疑无关。现在我们都老了，这些都成了饭余茶后的笑谈。
寻访李兆清同学（2013年1月12日） 前排为李兆清的两个孙女儿；后排左起龚光荣、李兆清夫妇和应国斌
进学校时，我的成绩比较好，学校教导主任徐照藩找我谈话。他是我的表哥彭逢楚的老师。安乡一中1958年办高中班，成为完全中学，彭逢楚是高一班学生，1961年考入湖南大学。我进一中，表哥正好毕业离校。表哥参加高考有些传奇：那年军事院校招生与高考时间挨得很近，表哥报考了军校。徐主任为了让学生两不误，事先问好了安乡开常德的轮船，只等在南县（当年安乡一中考点）高考结束就赶回安乡坐轮船。不巧的是轮船要送应征入伍的新兵，乘船去常德彻底无望。彭逢楚等人当兵愿望迫切，连夜走路去常德，不幸的是军校考试已经结束了。因为有两手准备，彭逢楚考上了湖南大学。我估计是由于这个原因，徐照藩老师对彭逢楚的印象深，用彭逢楚的经历鼓励我，“你进学校的成绩比彭逢楚好，一定要好好学习，目标应该是北大、清华。”当时我有受宠若惊的感觉，一度成了我努力学习的动力。高中第一位班主任是熊安生老师，教物理，因这科不是我的爱好，师生接触不是特别多；继任者黄继诗老师，教语文，后因爆发文化大革命，时间不长。上世纪八十年代，黄继诗老师调常德地区教委，我在宣传部工作，我们师生接触多了。我研究常德历史文化，每有新著出版他都热情鼓励。
2014年4月18日，胡前松在常德太子大酒店宴请一中校友， 笔者和黄继诗老师合影
1964年夏天，安尤乡溃垸，上学必须乘渡船，船费是每人4毛钱。因为每周要回家一趟，往返两次过渡，出不起船费，当时的安尤大垸，四周被虎渡河和澧水两条河流环绕，像一个岛，我只得围着安尤乡大垸的河堤转，老家六家渡到县城是圆的直径上，往南，往北都是半圆形，路程差不多，都是20多里路。走北面，安尤有一个叫茅草街的地方，经过那里时我曾想到过我父辈说的保兴垸，大概就在这里。父亲说这里曾有“九姓祠”，纪念朱元璋战败陈友谅后血洗湖南，安乡杀得只剩九姓人家，应氏列入其中。我经常走的是往南那条路，途经新开口。陶顺亲、邓适秋从唐家铺出发到一中，也要经过新开口，但我只有一次遇到邓适秋同学，好像是在杨家河的大堤上遇到的，结伴走了5、6里路。读初中时“毛叔”（邓适秋称呼任服元）就告诉我邓适秋是中三、四班学生，那一届既是建校的功臣，也是牺牲品，扳砖、烧砖，勤工俭学，一学期真正上课的时间不到三分之一，参加中考，两个班只考上了张新民一个学生，算是当年教育战线放的一颗卫星。班主任刘志文老师为好学生邓适秋惋惜，两年以后还特地上门，动员父母让她插班读书，父母有文化，开明，同意了，于是和我成了同学，所以我知道她年纪比我大。我们都没有非分之想，谈家庭兄弟姊妹，谈学生生活，谈小说《青春之歌》，林道静和卢嘉川的爱情故事，谈话随便，也开心。
2018年4月，在安乡一中高十五班毕业五十周年聚会上， 初中四中毕业的四个老同学留影。左起：袁中光、邓适秋、张湘君、应国斌 读高中时，政治运动不断，开始是社教；不久教育战线发生了教师迫害学生致死的所谓“龙普腾事件”；再后来就是文化大革命，真正安心读书的时间不长。受“龙普腾事件”的影响，学校也发生了一些连锁反应。语文老师讲评王明庆同学的周记就闹了一场不小的风波：教语文的熊运宗老师，每周除两节作文课外，还要求我们写一篇周记；老师只批改作文，但周记要随时抽查，选择讲评。有一次，选评的是王明庆的周记，老师没有点名，但同学们能够听得出是谁写的，在课堂上王明庆同学的脸就红了。熊老师不无讽刺的说，作文标题《青枝绿叶》用的是作家的刘绍棠的成名作的题目，其水平却不敢恭维。我记得熊老师还给我们念了文章中的一些句子，机械搬用，文不对题。其实我这个喜欢文科的学生也只知道刘绍棠读初中时就发表作品，有神童之称，但他的作品我也只知道题目，却没有读过。我心里暗暗佩服王明庆读书比我多。老师讲评，本来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有讽刺语言，恨铁不成钢，也无大过。 但是，没过多久，也许就在差不多同时，1964年9月，全国教育战线因龙普腾事件开展的阶级斗争教育，引起同学们的警觉：熊运宗老师讽刺的学生，是贫下中农子弟，其性质类似龙普腾的阶级报复，用文革的语言：是可忍，孰不可忍！越想越怕也越生气，引起“公愤”，竟然提出要赶走熊老师，否则就罢课。熊老师害怕了，多次找我们班干部做检讨。这时我才知道熊老师是解放军部队文化兵转业的，但他所在部队好像是解放战争时国民党部队投诚过来的，出身成分好像也不低，能不怕吗？后来经多方调停，我们还是原谅了熊老师，他仍然做我们的语文老师。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常德接待过熊运宗老师；记得另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读过熊老师老师写的一篇文章，有“老师还是老师”的感叹。 龙普腾出生身地主，是湖南茶陵一中的物理课老师，当班主任，评助学金时班上一个女同学朱文文（出身贫农）没有评上，想不通投水自杀。开始学校仅做意外事故处理。后来，朱文文的姐姐、哥哥，特别是广州军区服役的哥哥不服，直接找县检察长申诉，闹到中央，刘少奇主席批示，定性为“反革命阶级报复案”，几十名政法干警和民警队（武警）战士荷枪实弹将龙用铁链手铐、脚镣锁住带走，龙普腾以“反革命报复罪”判处无期徒刑，直到1979年才平反，恢复公职，坐了17年牢。
2018年4月，安乡一中高十五班同学在安乡聚会， 庆祝毕业五十周年（1968年——2018年）
读高中时，我喜欢跑县城的新华书店。这个期间，报上正在展开“一分为二”、“合二而一”大辩论，我开始对哲学感兴趣。在书店我看到了一本孟德斯鸠的书，是哲学类的，凭我在报纸上获得的一点知识，无法读懂。我是这样一种性格的人，越是读不懂的，我越感兴趣，于是，一段时间，我经常泡在新华书店，找哲学类的书看。快进入高三，我对报考大学文科还是理科非常矛盾，根据兴趣，应该报考文科；为了养家糊口，还是要报考理工科，“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影响着我。好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粉碎了我的大学梦。
——转自应国斌著《澧沅俊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12月第一版，有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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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5-25 16:39: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