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永志 于 2022-5-27 23:08 编辑
前三十年人生琐忆（6）
1964年我们参加中考时，下榻的地方就在人民会堂附近
1966年暑假，我像往常一样回家参加劳动，大队书记李宏辉安排我和卜功银收集双抢进度，编简报。编简报是一件难得的轻松活，可以不下田搞劳动。我每天穿行各生产队了解情况，包括收割面积，抢插晚稻的面积，然后在大队部编简报，刻写蜡纸，油印，发送。16开纸，一天一期，或者两天一期。卜功银当时是大队团支部书记，编简报仅挂名，从未参与。他是我三岔河中学的校友，中三、四班的学生，比我高两届。自己安排，不是太忙。大队部有办公室，回家睡觉吃饭，午饭后经常到大队部休息，有时候和住在大队部旁边的彭逢奇打乒乓球。彭逢奇是我小学同学，勤工中学读初中，我高中同学金廷辉说认识他。不久，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我也将有关消息刻在简报上了。双抢过后不久，刚插下去的晚稻病虫害严重，县政府安排飞机治虫，这在当时是一件新鲜事情。治虫的是安二型飞机。治虫后我摊上了麻烦事，公社收集治虫的效果，一亩田杀死多少虫子，全大队多大面积受益。我一头雾水，叫我如何汇报了。不吝求教，公社办公室负责人叫姚定湘，和我父亲差不多年纪，是我邻大队丁家渡的人，我认识。他耐心赐教：随意选一块经过杀治虫害的晚稻田，数数杀死多少蝗虫，得出治虫率，然后乘以被治虫的总面积，不就是公社要求的情况吗？后来我调公社，成了姚秘书的同事，还谈起过当初他是怎样胡弄我的，不过姚秘书仍然坚持说从理论上讲他的方法是正确的。 暑假结束返校时，县城“文化大革命”已闹腾得轰轰烈烈了。记得是8月30日晚上，我和刚返校的同学到勤工中学参加批斗当权派的大会，斗争的主要对象是县城关镇的党政领导，陪斗的有县委书记、县长等人。我是旁观者，全然无知。但我跟着举手喊口号，因为我知道这是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勤工中学的红造会是安乡成立最早的学生组织。后来我知道8月30日晚上的大会，就是他们请求城关镇党委、政府支持他们的组织和“革命行动”，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答复，也可能还有肢体接触，这就成了流血事件。县领导陪斗，是要他们表态，承认师生的革命行动，处分镇领导。被斗的县领导虽然是第一次经历这种“阵仗”，但坚持组织原则，面对群众愤怒的要求，只是说“理解”，但不是一个人能够做主的，要开会研究。就这样翻来复出闹腾一个晚上，没有结果。上学期批“三家村”，学校进驻工作组，成立文革领导小组，不知何故，我均是局外人，连班上发展龚德鑫、邓满珍两名党员的事我也不甚了了。余先好和龚德培都是工作组的成员，就是这时候我认识了他们。暑假返校，似乎一切都变了，学校没有开学、上课的气氛。这时，很多同学都佩戴红卫兵袖章，谁批准颁发，我也不是太清楚，但我“根正苗红”，理所当然是红卫兵，不久也佩戴了红卫兵袖章。但，我，以及很多农村返校的同学像《红楼梦》里的刘姥姥，初进大观园！
不久，机会来了，沅江茶盘洲农场造反组织呼吁声援，声称革命造反派受到迫害。我“热血翻腾”，立即组织10多名同学，打着“安乡县红卫兵”（组织名称就土气，一般都是造反有理兵团类的名字）的旗帜，前往茶盘洲。我们不知哪里来的那股勇气，找学校、找县委、县政府要钱，过程我不记得了，结果是县政府确实给了我们路费和伙食费。我们十多个人，大部分人是第一次坐轮船去远门，大家都很兴奋。我们到达茶盘洲农场（当时已经叫幸福农场了）时，全国各地大专院校红卫兵早来了，已经闹得乌烟瘴气，谁也无遐顾及我们这群乡下来的中学生。我们的轮船是下午到达的，有接待站，我们男女同学都被安排在一个大教室里。没有人向我们介绍情况，我们自己分头调查，听到的是和呼吁书完全不同的情况，包括当权派镇压造反派的“流血事件”都是造假：所谓伤员，是好人请医生缠上绷带、用红药水涂抹后拍的照。后来我知道当时造反派的套路都是一样，成立造反派组织，请求党委政府支持群众的“革命行动”，要钱要物，要办公地点，发生争执是自然的，如果有肢体接触，就是“流血事件”。外地涌来声援的红卫兵组织有北京、上海等地来的，声势浩大，并且一边倒，不同的声音被淹没了。我们迟到，因为是县城来的，不被当地造反派组织重视。我们通过调查，了解到了农工群众的声音。加上我们刚从农村底层走出来，对兴起不久的“造反”一套的理论和实践都不熟悉。我们相信流血事件是假，而且冒天下之大不韪，写出大字报对流血事件表示怀疑。顿时石破天惊！我们遭到围攻，农场机械厂的工人组织派人迎接我们住到工厂去，不仅提供我们活动的条件，还安排我们的食宿。恰巧此时传达中央八条，据说是陶铸调中央后制定的，要求红卫兵不要到工厂农村串联，回学校闹革命。这对农场党委政府有利，农场的广播里不停地播放。气候变了，外地红卫兵组织呆不住了，陆续走了。我们安乡红卫兵成了最受欢迎的人，我们的观点逐渐变为主流。我们一部分人继续调查研究，参与观点争论；一部分人到车间参与劳动，如徐泽好等同学，他们本来对电工、车工感兴趣。我们好像还到医院找医护人员了解情况，在农场召开的大会上，我代表“安乡县红卫兵”发言，两派观点仍然争论激烈。前后我们住了一个星期，临走时，农场一些人欢送我们，还合影留念。厂里把合影照片寄到学校，我们见到了，照片上有机械厂一个工人的小孩，现在应该是40多岁了。魏开睦同学收藏了这张照片，后来魏开睦说遗失了，很可惜。不久，文革时称为“九·二四张平化抓右”即打击造反派的变故发生，茶盘洲学校的造反组织被打成反革命，我们却成了“英雄”，给我们寄来表扬信。从此，孰左孰右，无法辨别清楚了。
离开茶盘洲农场后，我们一行人没有直接回学校，而是乘轮船到了省城，住在湖南宾馆。我是第一次到长沙，很兴奋。我们住在湖南宾馆，紧挨省委后门，靠近烈士公园。通过与省有关单位联系，争取到上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的名额，当时只要出示红卫兵组织的证明就行了。因为我们组织的公章由宋祥国同学保管，她不同意，说未征得学校党支部允许，不能去。她的本意是好的，担心我犯错误。但我被激怒了，与她吵起来，并且口不择言，骂她是学校党支部的“爪牙”。当时尽管大家都想去北京，但多数人还是认为宋祥国的意见正确，我没再坚持，北京没有去成。离开长沙回安乡之前的头天晚上，我们一行到烈士公园玩，从南门进园，直到烈士塔。一条大道，两旁是排列整齐的柏树；路灯灯光幽微，游人很少。我们都是第一次游园，很开心，但涌动的是“革命激情”，我们不仅故意大声说话，还认为游公园是资产阶级情调，喊出了“让资产阶级见鬼去吧！” 2018年4月，王玉兰（左）和宋祥国同学 在安乡一中高十五班毕业五十周年聚会上
——转自应国斌著《澧沅俊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12月第一版，有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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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5-27 20:02: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