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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十年人生琐忆（12）
1968年5月，在酒泉卫星基地工程兵某部三连驻地
我对被安排到施工连队并不在意，总从好的方面去理解领导的意图，认为在哪里都是革命工作；把我放在最艰苦的岗位上锻炼，进步会更快些。虽然我从小就读书，很少做体力活，但因为是农民家庭出身，能够吃苦耐劳，不久就赢得了领导和战友的好评。文书告诉我；连长、指导员对我看法很好。这年年底，我便被选派参加基地在一个叫8号的地方举办的共青团支部成员培训班，大约有一个星期时间。本性难改，就在学习班结束回连队不久，发生了与班长直接冲突引起两人不睦的事情。记得好像是为庆元旦准备节目，连队只有一副锣鼓，各班轮流借用。一天，我们班借用练习结束，班长李金铃可能有心事，漫不经心地敲着鼓，这时五班的一个与我同时入伍的新兵来取锣鼓，李班长不理不睬，足足有10多分钟，我实在看不过意，就说：“班长，XXX跟你说话，你没有听见？！”他仍不做声，我也有情绪了，厉声说：“既然我们不用了，就应让人家拿走！”李班长发火了，用鼓锤猛砸了几下，然后将鼓锤一摔，起身走了。 不久，一位辽宁籍老兵程宝亮告诉我，连里对我有议论，说我对毛主席感情不深。这在当时可是件大事情！怎么会有这样的看法呢？原来是由毛主席像章而引起的，当时，连队经常给战士发像章，也不知从哪里弄来的，各种式样的。前几次发给我的，我都接受了。有个同入伍的长沙兵叫杨建国，比我年龄小，文化不高，单纯。他开始对我说有女朋友，想给她寄一枚。我说下次发像章，就送给你。不久真的又发像章，杨建国代我领的，我连看都没看就送给他了。河南老兵耿同聚等人也代我领过，我同样没有要。有一天，我觉得每次发像章，想要的同志都要跟我说很麻烦，竟公然说，我只要有一枚像章佩戴就行了，谁愿意要，谁就去领。程宝亮很诚意地帮助我提高认识：“你知道你给杨建国的是一枚什么像章吗？那枚像章叫‘光焰无际’，金光闪闪，你怎么舍得轻易送人呢？”我接受批评帮助，后来发的像章也照领不误，送人的活动只在私下进行。我学战友们的样，也准备了一条毛巾，将新发的像章整齐地别在毛巾上。一般人都有两三条毛巾像章，我到1973年复员回家时也只有一条毛巾像章，而且稀疏不满。程宝亮是辽宁抚顺人，年纪比较大，待我像自己的亲弟弟一样。他很想在部队长期干下去，但据说是因年纪较大，我当兵的那年年底就安排退伍了，复员时哭得很伤心。
文革时期毛泽东像章精品：长征路线图像章。 1969年黑龙江新风加工厂制作，祝贺毛泽东主席76岁生日。
就在当兵的第一年，因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问题，李金铃班长召开过一次班会批评帮助我。 我喜欢读书，离开学校时携带了一本《联共（布）党史》。当时最难受的是无书可读，即所谓精神饥饿症。施工连队虽然辛苦，但战士干活很猛，如卸车皮、装车等，本来是半天的活，拼着命干，两个小时就干完了。其余的时间怎么支配呢？一段时间战友们主要用来砸书架。基地废导弹皮多得很，砸书架的工具简单，有一支废钢锯条和一把锤子就行了。一度战友们砸书架成瘾，有空闲就砸。我不感兴趣，别人砸书架，我就读《联共（布）党史》。久了，李班长找我谈话，说我为什么老读苏修的书。我辩解说这本书写的是苏联共产党的历史，毛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对它有很高的评价。我没有被说服，照读不误。李班长为此开我的专题班会。汇报到连长、指导员那里，指导员郭志学没有说话，侯连长支持班长的意见：《联共（布）党史》再好，也比不上毛主席著作，《为人民服务》就够我们学习一辈子了。我很固执，应付批评，把毛主席的话抄写在书的扉页上：“《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是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后来这本书被战友高炎林借走了，直到我上大学时我在省政府高炎林家的书架上还见到过。离连队驻地几十公里之外的10号是基地司令部所在地，初具城镇规模。到了星期天，战友们可以轮流请假到那里买些日用品，主要是逛一逛，散散心。戈壁滩本来就荒凉，更何况是军事基地，除10号以外的地方，清一色的男子汉，只有到10号，才有被我们称为“方块兵”的女人。战友们相互取笑，谁请假去10号，就说是去看“方块兵”。这里有一个仅10几平方米大的书店，是我每次到10号必去的地方。当年阿尔巴尼亚是我们的好朋友，书店里有霍查、卡博的书，我买回不少。从此，这些书取代了已经读厌了的《联共（布）党史》。 西安华清池参观（2001年8月22日） 2001年8月，省方志办年鉴年鉴编辑部组织全省方志办负责人赴新疆学习考察， 返回时我单独走敦煌、兰州、西宁到陕西宝鸡和西安，作旧地重游。
在戈壁滩，还发生了一件由我而引起的全中队大讨论。可能是“九大”后，部队学习“林副统帅”关于对待上级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的论述。营、连首长宣讲时都举例说如果排长或连长要战士到工地拿来木料给自己做家具，这明明是错的，你不理解，但你必须执行。讨论发言时，我提出不同看法，首长的指示明明是错误的，这就不是理解和不理解的问题，是检验一个人有无是非观念和原则的问题，要坚决抵制错误领导。我的发言被反映到连营首长那里，全营（当时称中队）展开讨论，后来在小结会上，教导员不点名地批评了我的“错误”。
郭志学指导员
不过，连营首长有时也看重和利用我的“理论水平”。有一次已经升任中队付教导员的郭志学，特地把我请到中队部，征求我的意见：“早请示”、“晚汇报”，手举毛主席语录本，是高高举起好，还是从胸前推出好。两人经过一番讨论，认为各有长处，向上挥动语录，表示毛主席的教导高于一切；把语录本从胸前推出，表明对毛主席的热爱发自肺腑。两者的区别，只是形式不同。后来我阅读西方哲学，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热衷于讨论一个针尖上能站立多少个天使。我们的讨论，与此是何等相似！ ——转自应国斌著《澧沅俊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12月第一版，有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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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6-4 10:1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