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诗言志 陶写心声

津市吴蓉蓉

         “诗言志”成为中国诗歌的开山纲领，“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成为中华先民对诗歌本质的共同认识。中国的古代诗歌既不是颂神乐歌，更不会像柏拉图所说的那样被哲学家逐出理想国。中国诗歌的创作主体是人，它所表现的客体也是人，它从人出发，又以人为归宿。中华先民的诗歌创作是全民族陶写心声的普遍方式，中华大地也就成了一个诗的国度。孔子恺切周至地以学诗来教育子弟《诗经》得以跻身于儒家经典之列；《老子》全书皆为韵文，几可视为一首长篇哲理诗；《庄子》中丰富的想象和生动的形象使全书充满着诗意，书中关于“言不尽意”“得意忘言”的命题为后代诗学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养料。儒、道两家一正一反，分别从社会功能和审美功能方面浇灌了后代诗人的心田。既然中华文化赋予诗歌以无比强大的功能，成为深入人心的文化形态，所以诗歌必然会成为中华文化皇冠上最为耀眼的一颗明珠。       在古代中国，诗人成为全社会所仰慕的崇高称呼，即使贵为帝王者也仍想获取这顶桂冠。中国历史上曾涌现出无数的志士仁人，这些志士仁人往往本身就是杰出的诗人，他们用优美的诗句表达了内心对人生道德境界的追求，诗歌成为他们留给后人的最宝贵的文化遗产。行吟泽畔的三闾大夫和漂泊江湖的少陵野老已经凭借其壮丽诗篇在中国人民心中获得了永生，文天祥舍生取义的人格精神已凝聚在“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两句诗中。到了近代，谭嗣同在狱中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两句诗宣示以身殉国的精神，留学异国的鲁迅用“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之句来表达对祖国的满腔热爱。当我们诵读这些家喻户晓的古代诗歌名篇时，在获得审美愉悦感的同时也在道德上接受了熏陶。这种熏陶不是抽象的道德说教，它会伴随着优美的意境和动人的形象悄悄进入的内心，它像“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春雨一样悄然滋润我们的心田，推动我们的精神境界向着崇高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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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成为人们追求的最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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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真正的诗人，从来都是诗由心生，有感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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