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吉祥 于 2015-1-8 14:17 编辑
弘扬宋教仁先生七种精神‍ ‍龚德汉 宋教仁先生（字敦初，号渔父）是中国近代杰出的民主革命家和爱国政治家。他为推翻封建帝制，抵御外来侵略，建立民主共和，矢志不渝，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是历史公认的辛亥元勋，世人景仰的革命先烈，更是桃源人民引以自豪的杰出代表。宋先生的历史功绩值得缅怀，他的法治思想、依法治国的理念是一大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尤其是从他身上展现出来的求知、革命、爱国、法治、创新、清廉和重教的“渔父精神”，更是值得我们发扬光大、学习借鉴、世代传承。 勤学善思的求知精神 他自幼勤奋好学。宋教仁读起书来聚精会神、旁若无人，以致有时吃饭都要人提醒。漳江书院时的同学曾戏曰：“敦初见了书，就象饿黄牛上了芭茅山”。一次县教喻黄彜寿从长沙运书到桃源途中将书弄湿了，请宋教仁等几位同学帮助捡晒，其他同学捡完即散，唯独宋教仁是边晒边看，工作一完，立马就书中疑问找黄先生研谈。宋教仁在日本留学时的日记中有一份“自治课表”，表中所列每日研习时间长达16时，超出学校规定一倍多。没有日语基础的宋教仁，拜日本同学为师，勤学苦练，仅用半年时间就已精通日语，提前完成了早稻田大学一年预科学业，并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结业。 他学习兴趣广泛。诗词、典章、文史、地理，几乎无不涉猎，大量的购书甚至超出了他的经济承受能力，以致于不得不找人担保从书店赊购书本分期付款。仅1905年3月至1907年3月在日本两年的日记中，有记载的购书就达30多种430多册。因为涉猎面广，博学多思，“腹有诗书气自华”， 在留学生讨论社会问题时，“每有辩议，独敦初能本末悉举，众咸悦服”。 他注重学以致用。到日本后，他开始打算学军事，后考虑革命以后建设更重要，改学政治和经济。先入东京政法大学，继入早稻田大学，同时花很大精力先后翻译研究了英、美、德、俄、日、比、奥、普八个国家的十二部政治法典，为他成为民主宪政的坚定信仰者和推动者奠定了坚实基础，是公认的“革命党人中抱有建国方略第一人”、“中国宪政之父”和“才华横溢的政治家”，成为百年来人们崇敬的勤学榜样。 他的这种勤学善思、学以致用的求知精神，对于我们今天身处知识日新月异的信息时代和矛盾集中凸现的变革时期的干部来说，无疑具有很强的启示和激励作用。学习他的这种精神，这就要求我们的干部要增强学习的紧迫感，不仅要学习和掌握好党的方针政策、国家的法律法规以及各种专业知识，更要学习和掌握好为人民服务的过硬本领，坚持勤于思考，学以致用，真正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谋划发展的思路、促进工作的措施、干事创业的行动。
矢志不渝的革命精神 宋教仁从小志向不凡，在漳江书院求学时就常与同学一起议论“救亡图存”话题，并在书斋题联明志：“莫使真心堕尘雾，要将热血洗乾坤”。21岁即与黄兴一起组建“华兴会”，从此以“推翻专制统治，建立民众作主之新国家”为己任，为之奋斗了一生。 他注重宣传革命，唤醒民众。1905年创办了中国第一份打破地域界限的革命刊物《二十世纪之支那》，以“提倡国民精神，输入文明学说”为主旨，后更名《民报》。作为同盟会的机关报，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革命刊物。宋教仁1911年初回国后任《民立报》主笔，以“渔父”笔名发表大量时评、政论文章，“渔父论政”风靡全国，成为辛亥革命时期最有影响力的宣传活动家。 他提出“革命三策”论，倡导“长江革命”思想。1910年宋教仁在同盟会部分省区分会长会议上提出了著名的“革命三策”：“上策为中央革命。联络北方军队，以东三省为后援，一举而占北京，然后号令全国，如葡、土之事，此策之最善者也；就沿江各省，同时并举，先立政府，然后北伐，此策之次善者也；就瓯脱地，密布党羽，进据边要，然后徐图进取，其地则东三省或云南两广，此策之又次者也。”并认为“上策实行最难，下策行之不果，唯中策较宜”。1911年广州“三二九”起义失败，孙中山远在美国，黄兴香港疗伤，革命陷入低潮时，宋教仁痛定思痛，深刻检讨了过去革命屡举屡败的原因，即“有共同的宗旨，而无共同之计划；有切实之人才，而无切实之组织”，进一步认识到了创建革命组织的重要性，于是决定设立同盟会中部总会，以谋“长江革命”，最终促成了武昌起义的爆发。辛亥革命成功后，宋教仁十分高兴，并及时制定和颁布了《鄂州约法》，将“人民”置于首列，规定“人民”一律平等，享有“七大自由”，对动员广大绅民投入反清革命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辛亥革命的胜利，是宋教仁等一群革命志士坚守革命意志，殚精竭虑、矢志不渝、英勇奋斗的结果，他的这种革命精神，引申到我们今天深化改革、推动发展上，无疑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对待改革攻坚要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坚定意志，推动改革发展要敢于冲破樊篱、敢于顶住压力、敢于担当风险、敢于立排众议，以超强的胆识、超前的思维、超常的举措，在抢抓机遇中越位争先、在创新实干中阔步前进。
义无反顾的爱国精神 他从小热爱祖国，非常关注国家前途命运。“少入熟读，偶得折扇，夕昔展玩”，只因折扇上印有中国地图，才爱不释手。1895年惊闻“甲午”战败，台湾割让给日本。13岁的宋教仁“痛哭流涕者累日”，即赋诗泄愤：“要当慷慨煮黄海，手挽倭头入汉关”。他洞察国际风云变幻，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阴谋明察秋毫。从1905年3月至1913年3月遇害，短短8年时间里，他先后发表揭露日本、沙俄等列强侵略中国阴谋的时评政论文章近百篇，唤醒国人救国“不可不出万死之力”。 他舍身报国，大义救“间岛”。1907年宋教仁赴东北“联络马侠”从事革命活动，意外得知日本特务组织“长白山会”正在制造伪证，挑起所谓“间岛问题”领土争端，意欲侵占我国延边四县十多万平方公里领土。在清政府悬赏追捕和日本特务严密监视下，他冒着生命危险，化名日本浪人贞村，打入“长白山会”获取实证。“费数月之功，编著《间岛问题》一书，发现该地确为中领之证据，欲以为政府外交援助。”成书后顶住日本人的威逼利诱和革命党人的误解阻挠，托友人将书稿交给驻日公使，清政府得此书证，据理抗争，日本人不得不妥协默认，取得了清朝统治中国两百多年数十次领土争端谈判中的唯一一次全面胜利，保住了延边十几万平方公里国土，成为世人崇敬的爱国主义典范。 在和平年代，爱国主义精神最大的体现就是文明守法、立足本职、积极工作，为国家的繁荣富强添砖加瓦，为民族的复兴增光添彩。特别是对领导干部来说，就是要管好一方水土，服务人民群众、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在当前钓鱼岛事件、南海问题等民族冲突、外交争端面前，我们更要不卑不亢，理性爱国，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用正义守法的行为表达自己的爱国热情，用理性文明的方式真正捍卫国家和民族的尊严。
倾注一生的法治精神 “作民权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孙中山的诔词集中概括了宋教仁为国为民倾注一生的法治精神。 他钻研欧美法典，丰富法律学养。早在1905年留学日本之初，考虑革命成功后建设的需要，他就选择进入日本政法大学攻读政治法律，同时利用课余时间钻研欧美法典，先后翻译了美、英、法、德、日、俄、比、奥西方八国十二部政治法典，这些研究使“宋教仁在革命党人中的法律学养堪称第一”。 他秉执法治理念，力促民主立宪。以民主代替专制，用法治代替人治，是宋教仁一生的追求。在武昌起义的炮火声中，他就起草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文件《鄂州约法》；推翻封建专制统治之后，他力促民主立宪，反复强调“不能因人的问题以法迁就之，亦不能因人的问题以法束缚之。吾人只求制定真正的共和宪法，产出纯粹的政党内阁，此后政治进行，先问诸法，然后问诸人。” 他致力法制建设，推行依法治国。1912年元月，宋教仁任法制院院长（稍后法制院改为法制局）即倾注全力于国家的法制建设，先后起草了《中华民国临时组织法草案》等法律法规文件；1912年4月宋教仁就任北京政府农林总长，上位伊始，即着力制定各种行政法规，实行依法行政。尽管他任法制院（局）长和农林总长总共仅半年时间，但由其制定的法律法规却多达十多个，这些法律法规不仅对民初的国家治理起了重大作用，而且对以后的国家法制建设有着深远的影响。 他力主政党政治，完善法治保障。宋教仁认为国利民福在于国家法治，而国家法治的实现，必须由一个政党执行。因此他力主实行政党政治，创建国民党，以保障国家法治的实施与实现。 作为法制先驱，宋教仁一生对实现国家法治的追求与探索是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对于我们今天的治国理政，具有很多的启示和借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依法治国，依宪治国；依法执政，依宪执政。这就要求我们的领导干部要树立改革精神和法治思维，把中央要求、群众期盼、实际需要、新鲜经验结合起来，努力形成系统完备的制度体系。要用法治思维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法制建设实效，建设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不难于听言，而难于言之必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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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1 13: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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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1 15:14: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