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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湖南人 建功大上海（十五） 六、沪上从政为民，留下浓墨重彩
紧接《一群湖南人 建功大上海》（十四） 裴先白：为上海商贸事业奋斗数十年 裴先白，原名王裕祖，1916年11月出生于湖南澧县周公渡的一个农民家庭。小时候在本地私塾启蒙，不久，他前往安乡跟随当老师的外祖父读完小学和初中，后去汉口读高中，不慎遗失初中学历证书，眼看没了报考机会，可有个叫裴先白的同学弃考，他急中生智，用裴先白之名考试。从此，王裕祖变成了裴先白。而裴先白又名裴之力，后从政去了台湾，两岸关系解冻后，裴先力回大陆与裴先白在上海见面，仍称兄弟，友情如故。 裴先白在汉口读高中时常听董必武演讲受到启发，请求董必武介绍他去延安参加革命，董必武见他文化基础扎实，组织能力强，建议他到大别山参加红军游击队。就这样，裴先白于1938年2月参加革命，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他又以县委书记的身份参加新四军。 1947年，裴先白任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四师党委委员兼十一团政委，曾率1个团的兵力阻击敌人8个团达7天7夜，为顺利歼灭张灵甫七十四师争取了时间。后因在战斗中吸入敌人毒气弹毒气而身患重病，他不得不于1949年1月，离开部队到上海治病休养。 1953年6月，裴先白康复出院，与妻子杨天商量，决定留在上海工作。上级领导批准了他的请求，他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热爱的商贸工作之中。1953年6月至1965年10月，他先后任华东局财经委员会劳动工资处处长、副秘书长，上海市第二商业局副局长、市服务局局长、市第二商业局党委书记兼局长、市人民委员会财贸办公室副主任。
20世纪50年代初期，上海副食品由全国各地供应，叫做“吃全国”。可是计划经济开始后，上海的副食品供应没有纳入各地的计划。上海只好拿出13万亩耕地种蔬菜，但仍然不能满足需要。裴先白与财贸办的部分干部实地调研后提出一个方案，蔬菜地要扩大到23万亩才能满足上海的副食品需求。 可当时上海市郊区很小，根本就拿不出这么多耕地种蔬菜。裴先白找到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汇报：搞23万亩蔬菜田，郊区的土地根本不够，唯一的办法是扩大郊区。他大胆建议柯庆施到北京向周总理汇报，争取国务院把江苏几个县的土地划给上海。柯庆施觉得是个好办法，周总理了解情况后说：“不划土地不行，不划土地你们将来蔬菜没吃的”。1958年1月，国务院批准将江苏省的上海、嘉定、宝山3县划归上海市管辖。 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后，副食品的供需矛盾又紧张起来。裴先白觉得还应该扩大郊区，建议把整个松江专区并入上海。柯庆施为难了，他说：我是从江苏过来的，老向江苏要土地不好意思开口。裴先白说：这不行，这事不好讲人情，上海没有土地是拿不出副食品的。时任副市长曹荻秋认为裴先白说得有道理，最终一起说服了柯庆施。 1958年11月，国务院批准把江苏的川沙、青浦、南汇、松江、奉贤、金山6县划归上海市。12月，又将崇明县划入上海市。
至此，上海市面积由原来的不足618平方公里变成6340平方公里。总人口1028.39万（1959年），较之前增加278万多，除去市区自然增长外，由江苏省划入人口在200万以上。裴先白主观上是为了保证上海市副食品的供应，客观上却是为上海尔后的城市建设和基础建设提供了大量的土地资源，为往后几十年的快速发展，成为世界大都市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毫不夸张地说，裴先白为上海市的发展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江苏10县划入上海后，副食品供应形势迅速好转。进入“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粮食不够吃，为解决“瓜菜代”问题，裴先白向柯庆施建议，将蔬菜种植面积扩大到43万亩。进而他又提出了“一亩田一头猪”的设想，政府给饲料，农户家里养，解决城市居民和农村人口吃肉问题。这些工作到位以后，裴先白自己说道：“老实说，市场什么时候能够供应多少副食品，这时我有点底了。” 1978年5月，裴先白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79年12月，任上海市副市长兼财贸办公室主任。他仍然围绕“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而呕心沥血，勤奋工作。他大力推进城乡贸易发展，扩大商品流通。他经常深入基层和外省市实地调研，筹建各类生产基地，争取商品货源，为上海的“菜篮子工程”做了大量富有实效的工作。 1982年，市长汪道涵亲自担任蔬菜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裴先白担任副组长，两人经常深入一线，与副食品基地农民、菜场职工等共同探讨怎么合理经营和科学管理。他与负责财贸工作的干部用几个晚上实地考察批发市场，建议“菜篮子工程”车一律畅行，交警原则上不管。市政府很快采纳了这个建议，这一做法后来叫做“绿色通道”，直到现在还在执行。 1983年4月，裴先白改任上海市政府顾问。1985年7月，任上海市第八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他先后主持了《上海市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资企业的申请和审批规定》等10余项地方立法项目。1985年12月至1988年5月兼任国务院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副主任。 1988年初，受江泽民和朱镕基委托，裴先白带领市财贸办和市农委的人在春节前考察了北京、天津，之后花两个月时间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制定了一个发展郊区副业生产和改革购销体制的办法。上海市委成立负责副食品生产和供应的领导小组，朱镕基任组长，裴先白任顾问。朱镕基对他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说他“搞财贸工作几十年，他这两个月的工作如果让我来做，我一年也做不出来”。在上海工作的几十年间，裴先白为“菜篮子工程”做出了重要贡献。 1989年，裴先白任上海市人民政府顾问、上海市市政工作咨询小组副组长，1990年5月离休。2014年3月4日，因病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享年98岁。 朱镕基：引领陈旧不堪的上海走上富强之路 朱镕基，1928年10月出生于湖南长沙安沙镇和平村的一个名门望族。在他出生前父亲因病去世，和母亲相依为命。12岁时染病已久的母亲去世，成为孤儿，由三伯父朱学方抚养。朱镕基学业成绩优异，1941年考入长沙首屈一指的广益中学，1944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一中学，1947年以湖南省第一名的成绩在上海考入清华大学，仍为学霸。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毕业后先后在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计划处、国家计委工作。1958年错划为右派，1978年，纠正错划右派问题，同时恢复党籍。1982年担任国家经委委员兼技术改造局局长，1983年担任经委副主任。 1987年12月22日，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的朱镕基被中共中央任命为上海市委副书记，并提名为上海市市长人选。1988年2月6日上午，他乘火车抵达上海，下午便前往市财政局了解情况。6年间，上海财政收入不增反降，从1985年到1987年，财政收入从181亿元跌到165亿元，财政局长预计1988年的财政收入只有150亿元左右。 除了财政收入连续下降，还有道路上随处可见的垃圾，又脏又乱的街道，拥挤不堪的住房，随处堵塞的交通，基础设施的陈旧。“一天收到100多封人民来信，都是讲粪便横溢、垃圾成堆、交通拥挤、住房紧张，简直要爆炸了。” “螺蛳壳里做道场”，一家几代挤在几平方米的房子里比比皆是。人均居住面积2平方米以下的近27万多户，无房可住的近2万户。有的公交车一个小时只能走5公里，有人在公交站等了88分钟，才等到公交车，可公交车挤都挤不上去。 更紧要的是1988年上半年，甲肝暴发，感染人数达到31万，全上海都笼罩在甲肝的阴影之中，外地人不敢来上海，上海人去外地不受欢迎。 此时的上海，真是问题不少，困难重重。而当时的广东、浙江、江苏的一些城市已把上海甩去几条街，北京、天津更不用说。这个曾经繁荣的大上海滩，已经变成了过去。 朱镕基自己说：我没有基层工作的经验，没有地方工作的经验，缺乏领导者的涵养。且看他如何施策。 从严治吏 朱镕基出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不久后，在召开的一次人大会议上，他信誓旦旦地说道：“如果我当选为市长的话，我决心让下一届市政府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廉洁的、高效率的政府，这是我的决心！”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规定：“办事高效，做问心无愧的人民公仆”。给自己提出“五戒”：不登报、不上电视、不剪彩、不题字、不收礼。去企业视察，在职工食堂吃饭，坚持“一菜一汤”标准。 朱镕基说：“我是一个孤儿，从小没有父母，我不怕得罪人”。他明确要求纪检、监察部门把眼睛牢牢盯住506个局级干部。只要他们的作风好、不收礼、不大吃大喝，其他人就好办。对干部宴请和赠收礼品作出了八条具体规定，并明确对违反规定者第一次书面检查，第二次通报批评，第三次给予行政处分。 朱镕基用制度管住跟人民群众联系最密切的派出所、粮管所、工商所、税务所等“七站八所”。这些站所的有些人，“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不送礼，不得好处，就不给办事，让老百姓深恶痛绝。他的办法就是公开这些机构的办事制度，接受群众的监督。先在松江县、黄浦区试点，次年在全市推广。在全市人民的监督下，这些站所的办事作风为之一变。后来，这一办法还先后在北京、天津试点，继而在全国推广。
有一次开会，一名局长迟到，刚要坐下，朱镕基严肃地说：“你过来，不要坐。到台上来给我们大家说说为什么迟到。”局长解释刚忙完一个事情赶过来的。朱镕基说：“你忙，有我忙吗？你一个人迟到两分钟，我们这么多人加起来，有多少分钟？”后来再没有人敢迟到了。 1988年朱镕基召集轻工局开会，一位同志汇报说，当月经济“大约”增长“可能”在5%~6%之间。朱镕基反问：到底是5%还是6%，是5.1%还是5.9%？数字为什么不准确，为什么用“可能”、“大约”这些迟疑不定的词？所有的数据和统计都必须准确！ 1989年8月6日《新民晚报》有一条消息，说上海街道因扯皮半年多没洒水了。朱镕基看到后十分恼火，说明市政府机关有官僚主义，脱离群众，不关心人民疾苦。他立即让人转告市环卫局长施振国：“不要再扯皮了，我不管你怎么弄，反正三天之内你把洒水车开出来，开不出来，你这个局长不要当了。”同时针对上海液化气供应不足的问题，他直接和石化厂的领导说：“你不给液化气，我就拿你是问！” 1990年，川沙县一位领导汇报时，没有经济数字，朱镕基问为什么？他回答：正在派人收集，后面会写到正式报告里。朱镕基发怒了，一拳头砸在桌子上，你以为我来开会是干什么的，没有数字你来开什么会？并把这位同志赶出会场，让他搞清楚了再回来。 上海市政府系统有500多名局级以上干部，加上其他干部，共2000多人，都充分领教过朱镕基的严厉，这些干部是真正掌握“实权”的人，政令是否通达、如何落实政策，他们是关键。在朱镕基的严格要求下，在他主政的三年多时间里，这2000多人的工作作风为之大变。 控制甲肝 1988年1月18日，上海报告甲肝病例43例。此后短短十多天，这个数字开始逐日暴增：1月19日新增134例，1月27日新增5467例，1月31日新增12399例……成千上万的病人涌入医院，全市5.5万张病床爆满，更多的病人自带折叠床，住在走廊、大厅甚至洗手间里。当时的上海，一片恐慌，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中。 朱镕基一来上海，就碰上了这么一件棘手的大事。虽然他只是刚任命不久的副书记，可他雷厉风行，在市委统一领导和部署下，召开各区区长、卫生局局长、防疫站站长和市府有关委、办、局负责人会议。查明病毒的传染源头，立即禁止销售启东毛蚶。决定动用部分旅馆、礼堂、俱乐部等，增设甲肝临时隔离点和床位。全市累计开设隔离点1254个，肝炎病床11．8万多张，家庭病床2．9万多张。三天内将甲肝病人全部收治，切断病毒传播链。 为缓解市民焦虑，《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等报纸，开辟专栏，不断刊登科普文章，向大家宣传关于甲肝病毒的预防和治疗方法，消除人们的恐惧感。巫善明教授也根据安排，频频在电视台和电台中亮相，告诉公众甲肝病毒传播的真实情况以及相关的预防知识，稳定情绪。 朱镕基每天都关心疫情的变化，见到分管卫生的副市长谢丽娟就会问：今天的甲肝病人是多少？你说的这个数字准确吗？我怎么好像听说不是这么回事儿？谢丽娟核实后回复朱镕基，数字是准确的，朱镕基这才放心。 全市共查出31万人感染甲肝，按照医学上的规律，身上携带甲肝病毒的患者是其4倍，这意味着当时上海有150万人携带了甲肝病毒，可总人口不过1200万。更严重的是，甲肝疫情直接影响城市运转：生产一线减员十分之一，仅上海市柴油机厂就有500多个职工受到感染；上海销售出去的副食品，纷纷被退回来。因为甲肝而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损失超过百亿元！ 从4月到6月，朱镕基办公室的灯火经常通宵不灭，绝大部分的夜晚，他是在办公桌前度过的。他的夫人劳安当时曾担忧地说：上海甲肝没病死人，倒是把市长快累死了。 1988年的夏初，上海市的甲肝风波在市委书记江泽民的领导和支持下，在朱镕基不舍昼夜的努力下，在全市广大干部群众的大力配合下，终于得到控制，全市运转趋向正常。 满“菜篮子” 1988年6月21日，朱镕基在北京开会，他看到《解放日报》上有一篇报道农民卖菜难的文章，便立即打电话回上海，责成有关部门立即给予解决。 一边是农民卖菜难，一边是市民买菜难。朱镕基常说：“菜篮子”满，上海的形势就好；不满，形势就不好。老百姓的“菜篮子”里拎的是民心。 上海菜篮子问题的症结，是市场受计划影响，菜价太高。在菜篮子的流通环节上，吃、拿、卡、要太多了！他了解到食品流通难，很大程度是因为批办事项很多都是长期拖着不办。 在他的指示下，很多批文卡口被取消，这极大地提高了企业的生产积极性。他说：“我们要把所有菜场统统开起来，让农民进城，小贩也可以进菜场，让国营菜场、集体菜场有个竞争的对手。”在他的鼓励下，各种小商小贩活跃起来，提供的菜品既新鲜又便宜，逐步倒逼国营菜场、集体菜场降价提质。最重要的是居民买菜越来越方便了。 在解决“菜篮子”问题时，朱镕基经常深入基层，倾听基层一线干部群众的意见。1989年12月到1990年3月，整整3个月的时间，朱镕基亲自到金山、川沙、嘉定3个县的农村蹲点，下决心研究解决城市蔬菜供应的问题。1989年，用在粮、油、副食品上的补贴就高达30亿元！ 为提高农民的政治地位和工作热情，朱镕基给予他们极高的荣誉。1991年3月18日，为“菜篮子”工程做出重要贡献的110名农民，第一次被请进五星级宾馆锦江饭店，在这里接受市长的亲自颁奖，让这些农民激动不已，干劲倍增。 经过一系列整治，到1991年，上海的猪肉、禽蛋、鱼类、蔬菜都实现了全面增产，出现了市场稳、物价稳、人心稳的良好局面，“菜篮子”工程深得民心！ 改善交通 朱镕基提出：“首先抓好城市建设的规划，特别是交通规划。”“要根据其他城市的经验，把上海的快速环线修起来，整个浦西段用高架，与两座大桥相接，浦东段可以修立交”，“确保公交车辆优先通行”。为解决建设资金困难，他提出必须有保有舍，砍掉一批楼堂馆所项目，保证有限的资金用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再是要“大胆利用外资”，向世行、亚行和一些发达国家贷款，不要担心还不上。 1988年12月，南浦大桥正式开工建设，1991年12月1日建成通车，为浦东架起了“开放通途”。1991年5月1日，杨浦大桥动工建设，1993年10月23日，通车运营。 1988年12月，虹桥机场候机楼进行第三次扩建，新建T型结构的国际候机楼，1991年12月竣工，实现国内外旅客进出分流，并建成钢筋混凝土主滑行道。 1991年，上海地铁一号线工程正式开工建设，市政府明确提出：1991年底，恢复漕溪路路面交通；1993年春节前，地铁一号线南段6.6公里，5个车站通车；1994年底，一号线全线通车。上海内环高架路也于1993年开工建设 。 除了这些大型项目建设，朱镕基还狠抓道路拓宽、人车分流、交通管理等项工作，使交通拥挤混乱的局面得到较快改善。由于他的不懈努力，不仅让上海交通状况在他任职期间大为改观，而且为上海市枢纽型、功能性、网络化的现代城市基础设施体系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为往后上海市的快速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开发浦东 1988年初，朱镕基来到上海不久，到浦东视察，发现浦东南路“破膛开肚”一年有余，无人过问，当地老百姓叫苦不堪，回去后马上通知开会。他问电力局长：“你们什么时候能把电线杆子埋下去？”局长回答：“关键问题是做电线杆子的木头还在江西，电线杆上的瓷瓶只有景德镇有。景德镇现在对我们进行控制，买不到。” 朱镕基当下拍板，用10辆桑塔纳去换木头和瓷瓶。他又问：“如果我把木头、瓷瓶给你解决了，你什么时候能埋下去？”局长说：“一定按时完成任务。”“我要具体时间，你不要给我开空头支票。”局长说：“年底。”朱镕基接着说：“局长同志，我看你还是拿点魄力出来吧，干脆向国庆献礼！” 他又要求市政局长在国庆节通车，市政局长表示“试通车”。朱镕基气愤地说：“什么试通车？我不要这种虚的东西，我要实实在在的……如果你能在国庆前通车，工资晋升两级。如果你感到干不了，现在就可以引咎辞职。”任务就这样一个一个地落实下去，浦东南路终于在9月27日完工。 1988年4月，朱镕基在市长竞选讲话中说：“浦东是上海未来的希望，那边要建设一个‘新上海’，以减轻‘老上海’的压力，”“这个建设是一个宏伟的计划”！他的讲话感动了所有在场的人。 1988年“五一”节后，上海市政府召开了一次“开发浦东”专题国际研讨会，140多位中外专家参加会议。刚当选市长的朱镕基，认真地聆听着每一个专家对于开发浦东的宝贵建议。 1989年10月9日，由朱镕基首创的“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在西郊宾馆正式举行。被邀请的美、英、日、法、德、意、加拿大等10个国家的18位世界知名企业家发表演讲。国际“大亨”们真诚向朱镕基建议：要加快浦东的开发和加速产业结构调整，需要金融业的有力支持，上海也要有计划地开放金融业。这种咨询形式的“借脑”机制，在日后形成制度，并为后来的市长一直延续。这一机制无疑给上海的发展，特别是浦东的开发开放，起到了其他形式不可替代的作用。 10月26日，身兼书记和市长的朱镕基在“浦东开发专题会”上说道：“……开发浦东具有最好、最优越的条件。它所花费的，主要在基础设施、越江工程，除此之外，费用比东进、西进也好，南下、北上也好，都要省得多，而且可以大大利用原来旧市区的商业。”“从长远看，上海要面向太平洋、面向全世界，要建成现代化的城市，建成太平洋沿岸最大的经济、贸易中心，当然也要开发浦东！” 紧接着，11月15日，“上海金融国际研讨会”在沪召开，专家、学者们纷纷发表演讲，提出自己的观点或建议，展望浦东和上海的未来。 12月2日，朱镕基在上海市委常委会上明确要求：上海要研究成立证券交易所，争取明年这个时候给我把证券交易所的锣敲响！并指定李祥瑞、贺镐圣、龚浩成组成“上海证券交易所筹备组”。“三人小组”不负所望，上海证券交易所于1990年11月26日成立，12月19日开业。为浦东开发、为繁荣上海经济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也为把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奠定了基础。 1990年1月27日，正月初一，朱镕基带着几张地图，给来上海过年的邓小平拜年。他向邓展示浦东机场的方案，邓说，搞就搞新的，改造旧的意思不大。朱镕基接着汇报浦东开发问题：挂在嘴边快两年了，推动起来困难很大。想报中央，怕报上去后，领导们不支持、不批准。过年后，邓小平回到北京，他对政治局的领导们说：“我已经退下来了，但是还有一件事要说一下，那就是上海的浦东开发，你们要多关心。” 4月18日，上海市委、市政府呈送的《关于开发浦东、开放浦东的请求》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批准。中央100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发和开放浦东问题的批复》发布，并指出开发和开放浦东是深化、进一步实行对外开放的重大部署。从此，浦东开发步入快车道。 朱镕基还大力推进住房制度改革，在全国率先推行住房公积金制度，发行住宅建设债券，提出上海一年要完成500万平方米住宅建设的目标。把房改方案交给全体市民讨论，广泛征求意见。他认为“旧城区改造要跳出原地拆建的老路子，确立‘打到外线去，挺进大别山’的战略思想”。他的这一改革思路，为上海住房商品化改革和政府强化住房保障工作奠定了基础，也为全国的住房制度改革提供了宝贵经验。 朱镕基还狠抓简政放权，“一个图章”对外。他指出：“上海需要速度，需要效率，需要果断行事，需要雷厉风行。”“呜呼上海，不改革，要完蛋！”为改善上海的投资环境，他提出成立市外国投资工作委员会，并亲自兼任外资委主任，实现“一个机构、一个窗口、一个图章”对外，为外商投资提供“一站式”服务，将原来审批一个外国投资项目需盖126个图章，简化为仅盖一个章，办事效率大幅提高。并围绕外资出台了一系列的配套优惠措施，外资开始源源不断地进入上海滩。1988年外资委批准引进外资项目219个，1991年365个，1992年2012个。1992年至2001年，一共引进2.35万个，大大提高了上海市的财政收入。 1987年12月，朱镕基出任上海市副市长，1988年4月至1991年4月任市长，1989年8月至1991年4月，任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他在上海工作的时间并不长，只有3年多时间，可他对上海做出的历史性贡献，不仅举不胜举，而且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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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10-5 10:0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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