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在朗州的故事》之五： 上书武元衡

永志

《刘禹锡在朗州的故事》之五

上书武元衡

朗州司马刘禹锡

    武元衡（758―815），字伯苍，缑氏（今河南偃师东南）人。武则天曾侄孙。曾祖父武载德，是武则天的堂兄弟，官湖州刺史；祖父武平一，善于写文章，官考功员外郎。武元衡于建中四年（公元784年），参加科举考试，位列进士榜首，后任华县原县令。德宗知其才，召授比部员外郎。岁内，三迁至右司郎中，寻擢御史中丞。顺宗立，罢为右庶子。宪宗即位，复前官，进户部侍郎。元和二年（807），拜门下侍郎平章事，寻出为剑南节度使。元和八年（813），征还秉政，早朝被平卢节度使李师道遣刺客刺死。武元衡有“状元诗人”、“铁血宰相”的评价。

    有一种议论，认为刘禹锡被贬、久久不被启用，与武元衡有关系：一是贞元年间，武元衡任御史中丞，刘禹锡为其属下，曾想调换工作，任仪仗判官，未同意，迁怒王叔文革新派，被“左迁”右庶子，因此两人结下了梁子。二是执政欲“序用禹锡等”，结果武元衡进言被“命行终止”。无论事实如何，毕竟在刘禹锡被贬朗州期间武元衡曾两度为相直至他被刺身亡，因此刘禹锡“上书武元衡”，是一件有影响的事情。

    刘禹锡被贬朗州司马十年，他没有停止和命运抗争，查他向上司的倾诉有：（1）元和元年（806），阅读朝廷改元诏书后，上书杜司徒；（2）元和四年（809），程异被启用，燃起了革新派的希望，写信给李吉甫，有《上淮南李相公启》。李吉甫知道武元衡对永贞革新有成见，他的问题不解决，刘禹锡的启用无望。于是，李吉甫牵线，把自己和武元衡唱和诗的“诗本”寄给刘禹锡，要刘禹锡直接与武元衡唱和，于是有了一首《奉和淮南李相公早秋即事，寄成都武相公》诗。（3）元和七年（812），刘禹锡又写《上杜司徒书》。这是一封回信，新上任的朗州刺史徐镇从长安带来杜佑给刘禹锡的亲笔信，传来好消息：“伏蒙远示，且曰浮谤渐消，况承庆宥，期以振刷。”遇上册立皇太子，朝廷议到宽免刘禹锡等人的事，杜佑透露给刘禹锡了。（4）杜佑透露的消息并未兑现。元和八年（813）二月武元衡从西川调长安拜相后，刘禹锡直接写信，这就是《上门下武相公启》。（5）与《上门下武相公启》同时，刘禹锡还有《上中书李相公启》，这个李相公是宰相李绛。

    刘禹锡《上门下武相公启》，态度是友善的，并不见有什么过节。《启》中提到，元和七年朗州有管理从西川回来武元衡不仅托他向刘禹锡致意问候，还赠送了许多贵重礼物，“云水路遥，缄滕贶厚”，很不容易。有书信给刘禹锡“苦心多干，危涕自玲”，应该是旧情不忘。《启》用很大篇幅诉说自己“久罹宪网”即受到惩处的情况，在如此清明的时代，自己“不遇”，那只能怪“命”了。他提到同在御史台以及和杜佑管理“山陵”的情况，表白自己没有错。信中说到朝廷现在执政的三个人，“永贞之际”，李吉甫和李绛，不在朝廷，能为自己说得上话的只有武相公了。刘禹锡在信中也谈到元和七年的事，“振淹”被“命行中止”，无疑是对自己的严重打击。但是，现在又“相公秉钧”，即武元衡再次为宰相当政，自己觉得有希望了。如果能给我们这些人一条自新的路，对于武元衡可能只是“一瞬之念”，而对于我们确实是“再造之恩”。

刘禹锡在唐德宗贞元二十年在御史台应差，武元衡是御史中丞（御史台中丞二人，正四品下，御史台大夫负责），御史台下有侍御使、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监察御史里行，当时韩泰、范传正、刘禹锡、柳宗元、吕温是监察御史，都是武元衡的属下。武元衡和属下的关系应该不错，武元衡写五言诗《秋日台中寄怀简诸僚》，属下热烈唱和，流传至今的有刘禹锡和吕温的诗，吕温因被安排吊祭使，出差西藏，是回来知道此事后写诗“追和”。武元衡《秋日台中寄怀简诸僚》：

宪府日多事，秋光照碧林。干云岩翠合，布石地苔深。

忧悔耿遐抱，尘埃缁素襟。物情牵跼促，友道旷招寻。

颓节风霜变，流年芳景侵。池荷足幽气，烟竹又繁阴。

簪组赤墀恋，池鱼沧海心。涤烦滞幽赏，永度瑶华音。

    刘禹锡《和武中丞秋日寄怀简诸僚故》：

退朝还公府，骑吹息繁阴。吏散秋庭寂，乌啼烟树深。

威生奉白简，道胜外华簪。风物清远目，功名怀寸阴。

云衢念前侣，彩翰写冲襟。凉菊照幽径，败荷攒碧浔。

感时江海思，报国松筠心。空愧寿陵步，芳尘何处寻。

    吕温在和诗中“自注”说“时西番使回，奉命追和”，可见其重视，《奉和武中丞秋日台中寄怀简诸僚友》：

圣朝思纪律，宪府得中贤。指顾风行地，仪形月丽天。

不仁恒自远，为政复何先。虚室唯生白，闲情却草玄。

迎霜红叶早，过雨碧苔鲜。鱼乐翻秋水，乌声隔暮烟。

旧游多绝席，感物遂成篇。更许穷荒谷，追歌白雪前。

    武元衡的诗明确是写御史台秋日的生活及感怀，武元衡和吕温都点名“宪府”，刘禹锡则称“公府”，都是指御史台。武元衡有对岁月易逝、壮志未酬的感慨，虽然是“池鱼”，但有一颗投身沧海的雄心。同时对“诸僚”也寄予厚望“永度瑶华音”，瑶华音：对他人书翰的美称。刘禹锡的和诗写“退朝”回到御史台的情景，仪仗队的骑马乐队停止了鼓吹，上朝的管理们散去，庭院安静下来。刘禹锡感慨，偶尔有“江海”之思，即退隐图清闲的想法，但主要还是坚贞的报国之志。只是感觉这是邯郸学步，很自愧。吕温“追和”诗有“时西番使回”的痕迹。“追歌白雪前”，吕温同时代的边塞诗人岑参有《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此诗描写西域八月飞雪的壮丽景色，勾起西域之行的回忆。武、刘、吕三人唱和的诗，记载的是他们在御史台共同生活的记忆，应该说是美好的，并没有不和谐的地方。要说有不愉快，那是因为后来在永贞革新中政见不同造成的。

    几乎就在武元衡刺杀案发生的前后，刘禹锡被任为连州刺史，元和十年六月到达连州后，上《谢门下武相公启》。启中感谢武元衡为自己说话，差点被派播州任职，结果被改为连州。他说的一席话是很真诚的。武元衡此时在宰相任上，刘禹锡说的话应该是事实。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铁血宰相武元衡

    唐元和十年（815）正月，宪宗诏讨淮西吴元济（783—817），吴元济遣使求救于河北藩镇王承宗（？-820）、山东藩镇李师道（？—819）。二镇久拒朝命，恐朝廷将其各个击破，乃数上表请赦吴元济，宪宗不从。李师道便派刺客数人赴京师，杀主持讨伐事务的宰相武元衡。元和十年六月初三日，天未明，宰相武元衡上朝，与随从出所居之靖安坊东门，有刺客自暗处突然出现，用箭射武元衡，随从四散奔逃，刺客牵武元衡马行十余步而杀之，取其首级而去。刺客又入通化坊，袭击了御史中丞裴度(765－839)，砍伤其首、裴度跌入沟中，其所戴毡帽厚重。才得不死。

    刘禹锡和柳宗元对这位昔日的直接上司和同事的去世，写诗哀悼：刘禹锡有《代靖安佳人怨二首》，柳宗元有《古东门行》诗。历史上对刘禹锡的诗的评价有分歧，朱熹的评价有代表性：“如刘禹锡作诗说张曲江无后，即武元衡被刺，亦作诗快之。”张曲江，即张九龄（673—740年），唐开元时名相，曾建言：“放臣不宜于善地，多徙五溪不毛之乡。”刘禹锡阅读后有感触，据民间传说张九龄没有后嗣，认为这是“报应”，为人要守“忠恕”之道，对“放臣”依法处置即可。据考，张九龄无后也是讹传。我认为刘禹锡当时被贬蛮荒之地，发发牢骚也是可以理解的。

    刘禹锡诗《代靖安佳人怨二首》，诗前有引：“靖安，丞相武公居里名也。元和十年（815）六月，公将朝，夜漏未尽三刻，骑出里门，遇盗，薨于墙下。初公为郎，余为御史，繇（ yóu）是有旧故。今守远服，贱不可以诔，又不得为歌诗声于楚挽，故代作《佳人怨》以裨于乐府云。”因为此时的刘禹锡和亡者武元衡地位悬殊，不能正式吊唁，只好用这种“歌诗”形式表示哀悼。

其一

宝马鸣珂踏晓尘，鱼文匕首犯车茵。

适来行哭里门外，昨夜华堂歌舞人。

其二

秉烛朝天遂不回，路人弹指望高台。

墙东便是伤心地，夜夜流萤飞去来。

    这两首工整的七言绝句，“行哭里门外”、“伤心地”等文字，从靖安佳人的角度为宰相之死伤心欲绝，昨夜到今天，很短时间却生死两隔。诗人选择这个角度，客观原因正如“并引”说的是从自己与死者身份差别考虑的，但也不无客观地表现武元衡是个风流才子，不乏美人热捧。当时和他传过绯闻的女子是不少的，特别是和蜀中才女薛涛的那段情，更是被传得沸沸扬扬。武元衡在世时就没有认为要为自己隐瞒什么，他写的《赠道者》就是写给一位相好的女道士的：“麻衣如雪一枝梅，笑掩微妆入梦来。若到越溪逢越女，红莲池里白莲开。”

    唐朝风气颇为开放，女性做道士也很常见。而且，往往做道士的女性都是才貌双全，与文人才子之间颇多交流，宰相倾倒于一位女道士，就不是太过离谱了。首句起笔便是对女道士的直接描写。“麻衣如雪”，穿一身雪白的衣服，“一枝梅”，如同梅花一般迎寒怒放，亭亭玉立。“笑掩微妆入梦来”，原来是一场梦，梦中女子轻启红唇、微微而笑。莲步款款，含情脉脉地走入到自己梦中来。最后两句，则是带历史纵深地来对比女子之容貌了。古有四大美女，西施沉鱼，昭君落雁，貂蝉闭月，贵妃羞花。这两句则写“若是我梦中这位女子穿梭时空回到春秋战国，在浣纱溪边遇到身穿红衣的越国美女，那应该就像是一池子红莲中的一朵白莲那样超凡脱俗，倾世傲然吧。

唐校书薛涛

武元衡欣赏薛涛的才干，欲再次奏请薛涛为校书。此时薛涛已决意脱籍，写下《罚赴边上武相公》：

“但得放儿归舍去，山水屏风永不看。”武元衡也没有勉强薛涛了，

只是让薛涛以“宾妓”清客身份出入府署参加诗会。

    武元衡被刺身亡，不乏歌功颂德的诗文，如果刘禹锡也这样做，那就不是刘禹锡了，我不同意说他是因为与武元衡有过结而“作诗快之”，即幸灾乐祸。刘禹锡与武元衡的分歧完全不是个人恩怨，常说两点过结都不是事实：一、永贞元年与武元衡同在御史台，刘禹锡被杜佑奏授崇陵使判官，要求调换武元衡分管的“仪仗判官”，或许不存在，武元衡也不会因此罢官左迁，其原因是与王叔文的矛盾，不愿意加入“朋党”；二、说武元衡阻止八司马“量移”，时间有矛盾，武元衡不在宰相位上，或不在长安。就在武元衡被刺之前，也许就是元和十年六月，刘禹锡有《谢门下武相公启》，是到连州任刺史时写的。信中说，开始是准备让自己去播州任刺史，后来考虑照顾母亲，变更连州，要感谢“武相公”。

    柳宗元在武元衡被刺后写了《古东门行》诗，是和刘禹锡的《代靖安佳人怨二首》风格迥异的一首诗，诗中多用典故，皆隐语，借古讽今，隐而有指，十分曲折含蓄地表达了诗人的复杂的思想感情。我认为和刘禹锡的诗不可比，更不能因此来比较二人品行的高低：            

汉家三十六将军，东方雷动横阵云。

鸡鸣函谷客如雾，貌同心异不可数。

赤丸夜语飞电光，徼巡司隶眠如羊。

当街一叱百吏走，冯敬胸中函匕首。

凶徒侧耳潜惬心，悍臣破胆皆杜口。

魏王卧内藏兵符，子西掩袂真无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