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7）》：我第一次把重阳节作为自己的节日过

永志 · 发表于 2016-10-8 18:1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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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7）：我第一次把重阳节作为自己的节日过

永志

我对过节，包括过生日都看得很淡。尽管我在2007年就满60岁退休了，是名符其实的老人，每年重阳节单位都有所“表示”，但我的主观意识仍然没有把它当节，更没有把它当自己的节日。（2012年）10月18日，单位办公室通知我去领重阳节单位的“表示”和市老干局的三张参加活动的票，这时我才确实感到是自己的节日了，而且说23日即重阳节这天我会到老干活动中心去看看。今天早晨，还在床上，我就给一个朋友发了一条短信：“不曾想到今天竟是我们的节日，祝重阳节快乐！”不甘心自己老了，但确实老了，奈何？！
网上有重阳节来历的介绍：重阳节为每年农历九月初九。《易经》把“九”定为阳数，九月九日，两九相重，故而叫重阳，也叫重九。 [size=+0]九九重阳，早在春秋战国时的《楚辞》中已经提到了。屈原的《远游》里写道：“集重阳入帝宫兮，造旬始而观清都”。这里的“重阳”是指天，还不是指节日。古人认为这是个值得庆贺的吉利日子。三国时魏文帝曹丕《九日与钟繇书》中，则已明确写出重阳的饮宴了：“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到了唐代，重阳成为民间的一个节日，并沿袭至今。时至今日，传统与现代巧妙结合，重阳节成为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老人节。
古代重阳节的活动有登高、赏菊、宴饮。王维诗《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就写的是重阳节登高：“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刘禹锡也有《九日登高》诗： “世路山河险，君门烟雾深。年年上高处，未省不伤心。 ”白居易有《重阳席上赋白菊》诗是写重阳赏菊：“ 满园花菊郁金黄，中有孤丛色似霜。还似今朝歌酒席，白头翁入少年场。”澧州唐代诗人李群玉写有《重阳日上渚宫杨尚书》：“落帽台边菊半黄，行人惆怅对重阳。荆州一见桓宣武，为趁悲秋入帝乡。”唐人杨衡的《九日》诗也是写赏菊：“ 黄花紫菊傍篱落，摘菊泛酒爱芳新。不堪今日望乡意，强插茱萸随众人。”李白的《九月十日即事》就写重阳节宴饮：“ 昨日登高罢，今朝再举觞。菊花何太苦，遭此两重阳。”李清照重阳节喝酒赏菊，但不甚愁苦，词《醉花荫》：“ 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销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毛泽东过节的感受恰恰相反，表现的是革命乐观主义，他在《采桑子重阳》词中写道：“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我一个人在常德过重阳节，不登高、不赏菊，也没有宴饮，既然老干局发了票，就按照“安排”过吧。
常德市老干活动中心建成多年，我没退休前曾在这里参加过几次会议。1999年有两次会议与老人有关，印象深，一次是我主编《常德五十年回顾》，邀请市党史联络组老同志座谈，这本书赶在国庆节出版，出版后反映还好，有存史价值。从书名到内容体现我的风格。对书名，有不同意见，是我坚持的，我不喜欢“光辉历程”一类华丽辞藻；内容比较务实，记成绩不溢美，记挫折不讳过。但书出版后，原政法委一个老书记有“意见”，对我说：“都说你坚持实事求是，我写的大跃进饿死人，几个人去掩埋尸体，饿得没有办法，悄悄把尸体煮熟吃了，怎么删掉了？作者敢负责，编者却不敢了！”一次是国庆期间，文化局的老同志、市剧协主席诸扬荣邀请我参加常德军政干部学校同学毕业五十周年纪念大会。这些“同学”来自全国各地，年纪最小的有60多岁了，是一位女同志，当时是小演员，她告诉我她的母亲和向警予以及丁玲的母亲余曼贞是同学，与会者一般都七八十岁。诸老要我以市党史办负责人身份到大会上讲话，我不仅讲话，还带了十多本我的著作《芷兰春秋》送给来自外省的老同志。记得有一位哈尔滨的老同志，在社科院工作，曾经给周总理当过俄文秘书，他知道我有这样一本写常德的书，接到我送的书很感激，连连说我为宣传常德做了一件好事，并且邀请我一定去哈尔滨。举行告别宴会时，又把我喊去了，体会了大家依依不舍的深情，散席前主持人收集大家的联系方式时要求大家不仅告诉自己的电话，而且要告诉至少一个孩子的电话，怕“真的到了那一天”联系不上！大家年事已高，都清楚“那一天”指什么！
我八点半才从家里出发，经过体育场时，已经有不少老人从老年活动中心出来了，手里提着塑料袋装的东西，有肥皂、卫生纸、洗洁剂等东西，显然是“活动”的奖品。我带了照相机，准备收集一点资料。每个老人手里都有三张票，究竟怎么用，我没有考虑也没有打听，进门就开始拍照片。先拍的是场景，很多人以为我是媒体的，用异样的眼光看我。马上就看到熟人了，有广电局老局长史宏新，1991年我们曾同时在省委党校学习，两人同在一个班，并且住一间房子，时间有两个月；有刘平正，曾当地委宣传部副部长，武大学哲学的，分管理教，而我就在理教科工作，后来他调常德师专任党委书记；许成林从师专调地委，当过副秘书长，分管后勤，曾搞食堂管理改革，给机关带来生气，回到师专，当文理学院院长退休；叶培明当过报社社长、政府副秘书长、副巡视员，他的哥哥叶培昌是我在市文联工作时的同事。熟人不少，记不胜记。我们“晒年纪”，结果除叶培明外，我是“新兵”，比他们都小。他们来得早，每人找了一个凳子，坐着排队，打听他们是参加射击。我嫌人多，走了。
看见原市纪检书记覃正彦，他排队摸奖。最早和覃老打交道是他当纪委书记时，我在市委讲师团工作，曾经参与接待阎长贵。那次，阎长贵一行有好几个人，都是《红旗》杂志社的，覃书记陪他们有几天，最后在芷园宾馆设告别宴，陪吃早饭，送他们上车。我从芷园宾馆才回办公室，来电话说阎长贵一行出车祸，我又和覃书记赶到德山防治院联系治疗，后来又把他们转到第一医院，忙了几天，直到亲属把他们接去北京。闫长贵曾是江青的秘书，文革早期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后被迫害下放到西洞庭农场，时值覃正彦当书记，给予照顾，他是覃书记的朋友，对西洞庭和常德有很深的感情。文革后，闫长贵平反回北京。覃书记退休后，曾担任党史联络组组长，我们打交道很多。特别是1998年我开始调查杜修经，为杜老立传，他曾和我一起到杜老老家慈利国太桥乡考察。今年年初，我还和党史办的史秋珍访问覃老，了解“毛主席身边的人在石门”的情况。
原市人大主任熊奇生也来了，我们认识，他和我打招呼。有一年，我们一起到他的家乡汉寿考察灾情；后来编《常德五十年回顾》，他有一篇写常德城建的文章，特别认真，在外出差，几次给我打电话，提修改意见。
碰到游桂珍、彭敏芝等宣传部老同志，她们也在站队摸奖。我要给他们拍照，彭敏芝“坚决”不肯，笑我是泡泡，有一次在街上遇见邢路的爱人小孙带着彭敏芝的孙儿，给她孙儿拍照，孙儿给我好大面子，让我照了，至今我没给她们照片。我不好解释现在很少洗印，都直接放在电脑里了。年纪大了，喜欢说自己的孙儿，我赞扬彭敏芝的孙儿长得帅，很聪明。
遇到沈文峰，他主动和我打招呼，还送了一本他的著作《难以忘却的岁月》。沈文峰当过宣讲师团主任，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在市发改委副主任位置上退休。他是师大工农兵学员，毕业后留校，下到澧县一个乡挂职，留下来了。组织部的祁圣贵在《湖南日报》上发文说常德“赛马”，赛出了一个讲师团主任，这时我们才知道沈调讲师团了。罗协仁也来了，我们三人都在市委讲师团工作过。罗协仁从市委党校调讲师团的，来后不久，是1989年5月份，我们结伴搞乡镇企业调查，到过汉寿、安乡。到安乡，“六·四”事件刚过，去安乡的公共汽车上，乘客们谈论的话题是天安门事件。在沙河口等轮渡，我们下车，不慎包里的相机被盗。罗协云在讲师团工作时间不提拔到农机校当党委书记，最后在电大退休。七十年代，他曾是张文光的秘书。现在他得了泊金森病，他告诉我此病治不好，生活不方便，但不会要命。我们三个人照了一张合影。
原常德市政协副主席、民革常德市主委邹克忠，从去年我们一起参加宋教仁研究会后，我们成了好朋友，他见了我很热情，他喜欢读书，想问题，很有思想，我喜欢听他的宏论。今天他照样很活跃，但我不能多逗留，只打了一个招呼。
我不愿耽搁太久，选择转盘，三张票转三次，箭头指到得奖处就给一张兑奖卷，这个活动快，站队也不久。我大约站了20分钟的队，轮到我，几分钟三盘转完了，得一张奖券。听人说，如果三张都没有中奖，工作人员也会送你一张的。奖券上没写几等奖，到领奖的地方，有人告诉我一张券就是三等奖。这下我明白了，如果得两张券就可以领二等奖，三张券当然是一等奖。大家都玩得很开心。
我没忘记我的工作——在市政府修志，我转身去上班。出大门，遇见了原市委办副主任李来予。他拄着拐杖，也来参加活动。我向他打招呼，他认出我来了，连声称赞我“大作家”，问我是不是写了十几本书。我说差不多。想不到他还知道我的写作情况。李老是快八十岁的老人。我八十年代初毕业分配到地委宣传部不久就认识他。他在地委办，每次中心组学习，李主任负责会务，我做记录，都坐在后面。庞道沐同志当时是团地委书记，也是学习组成员，资历浅一点，也坐在后面。我们三人接触多。不久，庞道沐当宣传部长，成了我的上司；接着，他的官越当越大，想接触也难了。我和李老却一直保持联系。退休后，他曾在一所民办职业学校负责，还介绍我去讲过一次课。我调市文联，听人说已故的文联秘书长方存弟就是通过李老从青海调常德。他们是青海西宁工作时的朋友，李老在青海省工作，支边去的，听说当时级别就不低；方存弟在《青海湖》当编辑。李老告诉我，当时方调来时，常德比青海以及方存弟的老家陕西都要好，但以后就不见得了，方存弟英年早逝，4个女儿和夫人在常德落了根。十多年前，李来予就得了肺癌，但他奇迹般地活过来了。2007年，我亲家的岳父得同样的病，我曾经登门向他求药。那时他就一个人生活。初得病时，老伴照顾他，后来老伴先他而去，子女忙，就他自己照顾自己。又过去五年了，李老显得更健壮了，甚至看不出有病。李老告诉我，他现在还是一个人生活。我告别李老：“保重！”
一声“保重”，是我们老人重逢后道别时反复说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