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资与沅、澧的区域之别

津市杨支埃

本文最后由杨支埃2022.11.10.08.37编辑

                湘、资与沅、澧的区域之别

        近代湖南历史影像的发端也与中国历史影像一样，由外国人引入。这种引入的路线随着通商口岸的开放以及外国人尤其是传教士的进入而逐渐延申。在湖南，由于其地理地貌的限制和交通线路的影响，这种传入呈现出其独特的分布特征。常德津市就处在这种分布的一个重要节点上。


津市的港口与码头。
摄影师：佚名，拍摄时间：1902-1908，
图片来源：芬兰国家档案馆馆藏。

芬兰国家档案馆保存有晚清民国芬兰人在中国的历史影像，其中关于湖南的部分集中在长沙和湘西北的常德、张家界等地。津市这个当时的码头重镇（晚清民国时它还不是县城），因为是芬兰教会信义会的湘西总部，并建有芬兰人主持的津兰学校（中学、小学、女校）和津兰医院，而留下了数百张关于津市的影像。这些影像以记录学校和医院概况、教职工和学生肖像为主，少量涉及中国教徒及津市风光，保存了津市独有的历史影像。

探讨湖南历史影像的传入轨迹以及津市在这个轨迹上的重要地位，能让我们更好理解近代湖南历史影像“版图”和津市影像的价值。


湖南四水与津市位置关系图。

近代外国人进入湖南的缘起，与内地通商口岸的开放有关。当然，相比于商人和政府外交人员，传教士往往先行一步。而他们所选择的路线，就要受到本地交通线及原有城镇的限制。对于湖南来说，湘、资、沅、澧四水注入洞庭这种基本水系格局决定了其主要水运交通线路，而近代湖南的开放更多的是步湖北（主要是武汉）的后尘，而不是像当代改革开放后那样面向南边的广东，导致了外国人进入湖南的路线主要是沿长江溯流而上至武汉等湖北地区，再沿四水上溯到湖南境内。


津市的传教士与中国教徒。
摄影师：佚名，拍摄时间：1904，
图片来源：芬兰国家档案馆馆藏。

而且，在传统的政区格局及商业、文化纽带上，湘、资流域与沅、澧流域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区域。湘、资流域以汉民族为主，沅、澧流域以少数民族为主，在陆路交通不发达的年代，从湘、资流域通过陆路翻越山脉进入沅、澧流域，远比从长江、洞庭湖溯沅江、澧水而上要困难，以至于在中国古代相当长的时期内，沅、澧流域所在的湘西北地区，在行政区划上不属于湖南，而是属于湖北，这种情况在清雍正年间才得到改变。直到近代，沅、澧流域的商业与文化往来，依然更多的是与湖北人而不是湖南人进行。


津市的礼拜堂。
摄影师：佚名，拍摄时间：清末民初，
图片来源：芬兰国家档案馆馆藏。

当理解了这种格局后，就不难发现，近代外国人（包括其带来的历史影像）进入湘西北的足迹，并不是先入长沙再西进，而是直接从湖北溯流而上，与从湘江溯流而上形成了两条平行的体系。而且，他们进入湘西北的时间，也并不比进入省城长沙晚。这两条线路，也成为我们在回溯湖南的近代化包括历史影像的传入时，所能观照到的一个基本分布格局。除此之外，靠近广西的永州是另外一条线路，一些教会会把永州划入广西的桂北教区，而永州的外国人包括历史影像很多是从广西输入的。

从湖南、湖北各地开埠的时间也大致能寻觅出这一轨迹。汉口早在1861年即已开埠，几十年后，岳阳才于1899年开埠，随后，长沙1904年开埠，常德1906年开埠。


穿中式服装、住在中式院落里的芬兰人。
摄影师：佚名，拍摄时间：清末民初，
图片来源：芬兰国家档案馆馆藏。

具体到津市这个市镇，它虽然当时连县城都不是，却在商业及交通上有它特殊的地位，处于澧水下游的津市，成为通往湖北沙市、宜昌的捷径孔道。清末时，鄂西南和湘西山货、滨湖水产频频在此集散，津市遂成为湘鄂边境和九澧流域的中心商埠。

于是，当20世纪初，当芬兰传教使团获得了清廷准许，开始在湘西北澧水流域传教的时候，把“湘西信义会”总部设在了这里，也是芬兰信义会在中国的总部。他们希望以此为基地，沿沅江、澧水向湘西、湘西北腹地扩散。

这就是芬兰人能在津市留下一些历史影像的原因。（待续）

本文来源于谢子龙影像艺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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