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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身边的人在石门 永志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石门县委书记徐明魁和副书记覃正彦在北京参加“七千人大会”。会议快结束时,中直机关党委副书记李健,湖南省委书记万达和常德地委书记尹子明找到他们。李健说:毛主席提议,在他身边工作的人员,要下放到农村去当社员劳动锻炼,并做一些调查研究,了解农村情况,这次有五位同志下到石门县。接着,他简要地介绍了这五位同志的情况,递给徐明魁一份名单,并且说这些人的身份只能让县委主要领导知道,要保密,这样有利于他们的锻炼。名单上写着:罗光禄,机要秘书,43岁;孙勇,警卫处长,35岁;陈长江,警卫副中队长,30岁;张先鹏,卫士,28岁;钱水桃,理发员,18岁。徐明魁和覃正彦经过商量,当场就确定这些同志住在城关公社新厂大队。
第二天,罗光禄和孙勇两个人就到会场找到石门县的两个领导。经介绍,知道罗光禄是这次下乡锻炼的组长,孙勇是副组长。双方交流了一些情况,谈话很投机,临走时,徐、覃执意要送他们到门外,孙勇开玩笑说:“不要客气,今后你们就是我们的父母官了,我们是你们管辖的社员,还要你们多帮助啊!”什么时候决定这些同志去农村,为什么选定石门,是不是毛主席定的,覃正彦想知道,但不好问,这些都是保密的。时间过去30年后,覃正彦在北京拜访时才知道:1962年1月24日上午,在北京钓鱼台12楼开会,毛主席当即指示这五个同志到农村去当一年社员,当一名普通劳动者,一边劳动锻炼,一边调查研究,帮助他和中央了解农村情况。毛主席还语重心长地说:“你们虽然出身农村,但进城十多年了,慢慢不熟悉了。你们不要忘本啊,到农村好好当社员,向人民群众学习,向基层干部学习。”至于为什么安排石门,现在也还只能靠猜测:毛主席的亲家即儿媳妇邵华的父亲陈振亚是石门人,毛主席应该熟悉这个地方。原定过春节后下去,后来大会结束不久,他们也离京去石门。这是毛主席亲自定的,毛主席对这五个人说:“你们到农村去过春节,看看基层干部群众是怎么过春节的。”第二天,汪东兴告诉他们,毛主席一晚上没睡好,担心不让你们和家人在北京过年有意见。
五位同志没有买到座位票,买了五张站票,腊月24日从北京动身,站到长沙。中途没停留,腊月27日就到了石门。五个人落户在新厂大队第六生产队队长陈文科家里。当时条件差,睡的床是从大队停办的幼儿园搬来的小孩床,孙勇个子高大,睡不下,就用木板拼凑。五个人挤在一间十多平米的房子里,走路要侧着身子,他们乐呵呵,说房子小没关系,谈心正好促膝。腊月29日,五个人就和农民下地干活了。整整一年时间,中途毛主席批准给了20天假,回北京休息,人平劳动258天。
他们各样农活都干了,积肥、除草、收割,给棉花整枝等等。最苦最累的农活是割刺楂,不仅来回十多公里路,还要登山,山高坡陡,空身行走都困难。割刺楂不容易,捆刺楂挑下山更难。开始挑着刺楂像扭秧歌,左右摇晃;还要不断换肩。一天下来,咬咬牙也只能割五六十斤,还成了伤员,脚打了水泡,两个肩膀也磨破了。到后来,他们和社员一样了,百多斤刺楂上肩,一股劲能走十多里路,和社员没区别。
那时没矿泉水,上山也没带水的习惯,渴了,趴在沟边就喝。张先鹏很长时间不敢喝,怕喝生水肚子痛,后来照样喝,他回北京很长时间都改不了喝生水的习惯。到新铺公社笔架山挑石灰,来回有三十里路,五个人没有溜号的,都能挑一百多斤。
毛主席喜欢游泳,他身边的这五个人个个都是游泳高手。新厂大队紧挨澧水,发洪水时,上游漂来许多浪揸,当时农村缺烧柴,农民下河打捞。有一次孙勇和罗光禄在县城开会,散会时正是吃午饭的时候,覃正彦要他们吃饭后走。孙勇不吃,他说发洪水了,我们回去捞河楂。覃正彦说:“这样大的水危险,千万不能下水啊!”孙勇笑着说:“谁像你,旱螃蟹!我们是毛主席身边的人,个个都是游泳高手。毛主席横渡长江,我是第一个下水的。”说着,他走到县城上河街新街口,解开上衣,往脖颈上一围,就下水了,往新厂游去,十多里路,上岸时群众鼓掌叫好。
1962年,虽然国家政策有些松动,但对包产到户一般被认为是“单干风”,不准搞,而农民却呼声很高,它确实能调动农民积极性。覃正彦是分管农业的县委副书记,左右为难。一次县里在城关公社红土坡大队开座谈会,讨论生产责任制,社员开始都不发言,忽然一个叫王传江的社员站起来说:“大家都怕说得,其实都想搞包产。覃书记,你让我们试一年,不增产,我一个人去坐牢!”他接着一口气说了包产到户的15个好处。覃是想包产到户的,这下心又动了。但还不放心,他去找罗光禄和孙勇,打听上面的精神。孙勇沉默一会儿说:“山区有山区特点,但无论是山区还是湖区,生产队的规模都不宜大。我们所在的生产队规模就大了,百多劳力,喊出工要用喇叭。晚上评工分要到深夜才评完,经常吵架。”对包产到户,他们没直接表态,但是强调解决农村和农民的问题,要敢于讲真话,从实际出发。言外之意,他们不反对包产到户。不久,在石门县三级干部大会上,覃正彦在报告中把王传江讲的包产到户的15大好处原原本本引用了。这次会议影响大,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但后来,文革中,这也成了“走资派”覃正彦的一条罪状。
1994年,覃正彦一行到北京与罗光禄等老朋友见面,一起回忆往事。晚上,孙勇要请大家吃饭,他说:“今天晚餐我请客,因为今天双喜临门。一是离别三十年的父母官,今天在北京重逢;二是今天中央军委授我中将军衔,我警卫了党的三代领导人,很光荣啊!”
根据覃正彦的同名文章改写,原文见《常德五十年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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