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的荣家河（下）

陈哲先生

    昔日的荣家河（下）
          文／罗宏福
（作者系国家财政部原副司长、中国会学会全国供销合作社分会会长）

      由于经济的缓慢发展，随着历史的推移，1949年解放前以至更早，有许多外来商品、技术以及新概念先后来到荣家河及澧县，逐步进入人们的生产、生活领域，但有些称谓起了变化，特别是冠以一个”洋”字的物品。
      如：火柴——洋火，煤油——洋油，机制铁钉——洋钉，机动轮船——洋船，毛巾——洋绒手巾，外文——洋文，机制布疋——洋布，自行车——洋马马儿，布伞——洋伞，肥皂——夷子油，等等。
      解放以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社会的进步，思想的解放，这些洋名、洋概念才逐渐消失。
      一曲”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的祖国颂歌，不知多少次把我带回家乡。家乡的水、家乡的船、家乡的语音、家乡的鼓点，无不使我提到就亲，做梦也甜。
      当然，家乡好，并非什么都好。那年年岁岁防汛抗洪也曾给荣家河人带来苦难和不便。荣家河小镇由于建在河堤之外，每年夏季澧水泛滥，洪水便淹没这个小集镇，威胁着街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
      但洪水淹没街道并不深，一般情况在一米左右，个别年份到大人的脖颈处，因为小集镇建在河堤外的高台子上，比河滩高出许多。
      每逢洪水进街，大人们忧心如焚，既要顾及财产房屋，又要确保人身安全。于是，有的上楼，有的上房顶，有的转移到河堤上等安全地方。
      孩子们却新鲜好玩，似乎迎来了久违的乐趣，有的拄着棍子沿街探水，有的在水中打闹嬉戏，有的捆扎简易木筏沿街划水。个别年份洪水推迟到来，孩子们甚至盼望感叹：“哎呀，怎么还不涨水呀！”
      新中国建立后，人民政府重视防汛抗洪，组织抗洪大军严防死守。荣家河虽然年年涨水，但是年年有惊无险。
我的前辈们过去时常提及的是1935年(即中华民国二十四年)的大洪水。澧水上游因山洪暴发房倒屋塌，泅伏在房屋木架子上求生的灾民随洪水漂流经过荣家河时，纷纷向街民呼喊求救，街民们卧伏在房顶上只能与之问询对话，但自身难保，哪有救人之力？
      稍后，荣家河小镇下游百米处的河堤溃决(此后该地便叫“倒口”)，澧水其他地方也多处决堤，澧阳平原一片汪洋。
这一年的大洪水使我的外婆家遭到灭顶之灾，决堤的洪水咆哮着冲垮了外婆家的房屋(当然还有许多农民的住房)，我的舅妈在危难中两手死死抓住一棚倒塌的房屋木架，用牙齿叼咬住她的两岁儿子(我的表兄)的后脖衣领，随波逐流，历尽艰险，九死一生，才被下游几十里外的百姓救起，捡回两条性命。
      从此以后，外婆家一贫如洗，只能搭建土坯茅草房居住，舅舅经常携儿带女外出乞讨。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荣家河人世世代代就生活在这个哲理之中。
      1968年冬，上级决定将荣家河小镇上的全部街民(个别人除外)下放到澧西公社所属的农村生产队，从事农业生产，靠挣工分吃饭。历经几百年沧桑的荣家河小集镇，从此荡然无存。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散落在农村的原荣家河的街民们纷纷“返城”。大部分人在原来荣家河水码头的河堤内侧重建荣家河小镇，少部分人则另谋生路，迁往澧县城关镇或其他地方。
      荣家河小镇的沧桑巨变、兴衰哀荣，甚至“一举一动”，无不时时刻刻牵动我的心。
      那是我的祖居所在，那是生我养我的地方，那里有我的亲人，那里有我的街坊邻居，那里有我儿时的伙伴，那是我魂牵梦萦的地方。
      荣家河水码头昔日的美景何在？那熙熙攘攘、摩肩擦踵的人群还有么？澧水河的号子还能听到否？毛吧、长吧、花吧、幺吧、狗吧、永吧，我儿时的伙伴们，你们如今在哪里？
       这一切的一切，都只能在我那永存的记忆中去追寻。

政协邱渭波

  这一切的一切，都只能在我那永存的记忆中去追寻。

史开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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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阳呈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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