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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湖南人 建功大上海（二十一）
八、经营工商企业，创造社会财富
紧接《一群湖南人 建功大上海》（二十） 过去的湖南，除了农业以外，人们谋生似乎只有两条路，一是读书做官，二是外出从军。因而近代以来，湖南官员多，“中兴将相，什九湖湘”，更是赢得了无湘不成军的美誉。而在工商方面，则远不及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福建、山西、山东这些地方。他们工商成帮，各竞势力，遍布大江南北，富甲一方。 湖南人也并不是不聪明，不善于经商，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受了传统观念的影响。在湖南，到处都可以听到“无商不奸”这句话，好像凡是从事工商业的人都不诚实，都不是什么好人。为了做所谓的“好人”，好多人都不敢轻易去趟经商这一汪“浑水”。 清代，曾国藩、左宗棠等湘军将领，曾创办过中国最早的一批工商企业，他们的目的不是谋生，更不是为了个人发家致富。这些企业都是官办，有的是为了满足军队需要，有的是为了国家防御，有的是为了给国家创造财富。 晚清至民国，湖南民间经商之风虽然不及江苏、浙江、安徽等省份，但还是涌现过不少富商。在省内排得上号的不少，但是在上海站得住脚的却不多。湖南人在上海的经商者中，最著名者当属聂云台，他不仅是上海有名的企业家，而且还一度担任上海总商会会长，全国纱厂联合会副会长。 聂云台，名其杰，云台是他的字，湖南衡山人，1880年10月出生于长沙。1882年父亲聂缉椝出任上海江南制造总局会办（副总经理），1883年他随父亲移居上海。1893年，他回湖南原籍参加童试，中秀才。聂云台从小在家里跟一位叫劳伦斯的英国女士学习英文，加上后来与一些外国人交流学习，多次出国考察，英语讲得很好，有人说他是“这个国家中英语说得最流利的人之一”。父亲任职江南制造总局时，特别重视网罗人才，聘请劳伦斯的丈夫傅兰雅为专职翻译，翻译了100多种科学工程书籍，聂云台得益于此，跟外国技术人员学习了很多土木、机械、电气、化学工程等方面的知识，为尔后的事业打下基础。 聂云台的家庭背景可不一般，外祖父是国人皆知的曾国藩，父亲聂缉槼曾是上海道台、江苏等地巡抚。曾国藩遗训：子孙不要做官，只求能成为一个君子。聂缉槼辞官告老返乡时，给儿子们说：“告诫子孙后辈，聂家以后宁可讨饭不为官”。也许是遵循前辈的教诲，聂云台选择了经商的道路。 父亲聂缉槼原本也是企业经营的一把好手，几年之内就把一个连年亏损的中国当时最大企业江南制造总局扭亏为盈，不仅能够造枪造炮造船舰，还可以为清廷创造不菲的财富。1890年，慈禧任命他为上海道台兼江南海关监督，成为上海最高行政长官。李鸿章也欣赏其才能，上奏朝廷，在上海设立官商合办的华新纺织新局，1888年让盛宣怀赴上海，会同聂缉槼共同筹办，1891年建成投产，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最早的一家棉纺织工业。华新纺织新局最初资本额为45万两规银，分为4500股，聂家最初股份只占1/10。最初的几年，新式纱厂不多，竞争对手少，又得到官方的照顾，经营效果不错。1897年之后，由于外商纱厂竞争加剧，华新经营不善，连年亏损。1904年，被聂缉槼的旧属汤癸生组织的复泰公司租办，租期5年。一年后，汤葵生因病去世，临终前嘱咐将复泰交给聂家管理。 1905年，聂云台25岁，聂家已握有华新纺织新局2/3以上的股票。聂缉槼时任浙江巡抚，早已不在上海，他决定让儿子来打理华新（复泰），出任总经理。聂云台不负父亲所望，不出一年，便开始盈利。1909年承租期满后，华新纺织新局全部股权被聂家收购，成为独资私营企业，并改名为恒丰纺织新局，即后来企业史上有名的恒丰纱厂。 担任总经理的聂云台“投身入车间，努力研究技术”，改革生产规程。1912年，他将动力传动由蒸汽锅炉改为电动，成为中国第一家采用电力传动的纺织厂；他重视技术培训，亲自主持培训班，委托纺织学院培训学员；他引进新技术、新设备，聘请外国专家当顾问，指导机器维修保养。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中国纺织业带来的空前机会，恒丰纱厂迅速崛起。1919年开始筹建第二厂和布厂，1921年相继投产，恒丰的产品16支云鹤牌棉纱成为上海纱布交易所的标准纱。此时的恒丰已拥有41280纱锭，有布机614台，年产各类纱12800包，布15万匹。 1904年，聂氏父子以经营恒丰所得，买下湖南大通湖南洲一带4万余亩湖田，开垦、扩建为可耕地4.8万亩，设立“种福园”，招佃户3000余家。1916年起，每年从这里收取正租稻谷5万石左右、棉花15000斤左右，其他杂课为正租的50%以上。1921年，聂云台又在长沙设立协丰粮栈，可储存稻谷10万石，并率先采用机器碾米出售，获取利润。同时在此推销恒丰纱厂的产品，代收货款，经办汇兑业务等，极大地带动了上海与长沙两地企业的发展。
聂云台除了经营聂家的全资恒丰纱厂等私营企业，还积极参与其他社会公共事务。1915年，他赴美考察，约请美国棉业专家来华调查，协助改良中国的棉花种植。1915年，中国旅美实业团出席美国巴拿马世博会，华侨巨商张弼士为团长、聂云台为副团长，受到美国方面的热烈欢迎。中国展品重达2000多吨，分农业、工业、教育、文艺、美术、交通、矿物、食品、园艺9个馆区。中国展品共获奖1211项，其中大奖章57枚，荣誉奖74枚，金牌奖258枚，银牌奖337枚，铜牌奖258枚，奖词奖227枚，在全部31个参展国中独占鳌头，为中国赢得巨大荣誉。 1917年5月6日，聂云台与黄炎培等48人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聂任临时总干事。其目的是“谋个性之发展，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并为此进行了不懈地努力，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改革的先行者。 1919年6月，聂云台投资23万两，与商务印书馆元老鲍咸昌等人在吴淞发起创办大中华纺织厂。最初投资共计120万两，两年后，投资总额达到289万两，成为当时华商第一大纱厂。有45000多纱锭，被誉为“模范工厂”，聂云台被推为董事长兼总经理。是年，他还联合银行家和实业家荣宗敬、陈光甫、穆藕初、李铭等投资20万两，合办维大纺织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1920年2月，聂云台在崇明岛参与创办大通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投资64万两，有纱锭1万。1921年，他与银行家钱新之、陈光甫等人合资100万两，创办华丰纺织公司，有纱锭1万、布机300台，由他任总经理。 1920年，40岁的聂云台当选上海总商会会长，全国纱厂联合会副会长。8月24日，《申报》发表评论说：“商业一事，息息与世界大势相关，又况上海之商业更与世界商业密接，故为商会领袖者，须有世界之新学识、新经验，又能有热心、毅力之做事，而后才能竞争于商战潮流之中……”聂云台当选会长，标志着旧的绅商时代的结束，新的企业家时代的开始。此时，聂云台正处于一生事业的巅峰时期，陈独秀曾在《新青年》杂志上撰文，称他为“我国工业巨子”。聂云台认为：企业家今后最应该做的就是集中资本，投资到各种生产的商业，以奠定经济发展的根基，着眼于长远，从改进制造业、便利交通、开垦荒地、发展进出口贸易、减少外来竞争这些方面入手，认真研究，脚踏实地，求得稳健的进步。 1921年元月，聂云台接受黄炎培之弟黄朴奇地建议，在吴淞发起创办中国铁工厂，制造纺织机械。他在美国订有纱锭，让黄朴奇以工程师身份去美国纺机厂催货的名义，考察美国纺机制造厂的工艺流程、设备、制造周期、成本及销售过程。聂云台自己则去英、德两国订购了部分工作母机及动力设备。中国铁工厂当年动工建厂，第二年投入生产。张謇担任董事长，聂云台任总经理，黄朴奇任厂长，雇员100余人，学徒30人，工程师4人，职员30余人。该厂规模之大，设备之新，在当时的中国机器制造厂首屈一指。工厂首先制造的是当时最新式的仿日本丰田式自动织布机，半年内制造出了50台。全国各纱厂纷纷前来采购。
1922年5月以上海总商会会长名义，参与组织“国是会议”，发表《国是会议宪法草案》。1923年与胡宣明组织中国卫生会，从事文字宣传。期间，他还与人创建中美贸易公司和上海纱布交易所。1924年任上海总商会特别会董。1926年出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华董、顾问。 1923年，世界大战已经结束几年，帝国主义卷土重来，外国资本大量进入，以极低的价格在我国倾销纺机和纺织品。聂云台的资本遭受重大打击，他所经营的各企业都遭受巨大损失。1924年8月，大中华纱厂以150余万两忍痛出售。1927年，华丰纺织厂被日商吞并。1932年，中国铁工厂这座中国唯一的规模化制造纺机的企业，仅10年时间，就被不法外商的不正当竞争而遭到拍卖抵债。抗战时期，恒丰纱厂被日本军管，1942年与日本大康纱厂合办，成立所谓“恒丰纺绩株式会社”。抗战胜利后，恒丰被国民政府经济部清查敌伪产业委员会接收。后经多方求助，才将产权收回。可收回后已无力经营，遂邀大棉商入股，改组为恒丰股份有限公司，自任董事长。 1926年，聂云台已经大病缠身，从此处于退休状态，虽然还是恒丰名义上的董事长，实际上不再管事。他曾跟随母亲皈依基督教，晚年却改信佛教。他虽然出身名门，富甲一方，却一生节俭，反对奢侈。1943年，因骨痨锯掉一条腿，更少过问世事，转而撰写《保富法》，提醒世人“如何才能真正地保有财富”，在《申报》上连载后，成为轰动一时的奇书。 聂云台认为：一般富人的心理，就是要夸耀我有的东西都胜过其他所有的人。而道德、名誉、学问是钱办不到的，这些富人无可奈何，只好在衣服、珍宝、房屋、器具上争豪斗胜，博得那些希望得到好处的客人来恭维奉承。他通过总结古往今来众多豪门家族的延展脉络，认为富豪们要跳出“富不过三代”怪圈的方法只有两个：一是勇于“散财”，善于慈善，救世济民；二是鼓励子弟读书，以学术服务社会，以艺术绵延家风。对于官宦家庭来说，官越大发财的机会越多，而不肯发财，念念在救济众人的，则子孙发达最昌盛，最长久。反之，子孙衰落，后人不兴。 为了证明他的观点，他列举了很多他所熟悉的官宦家族和富商家族的兴衰轨迹，加以论证。他写道：曾国藩“曾经对僚属宣誓，‘不取军中的一钱寄回家里’，而且数十年如一日，与三国时代诸葛公是同一风格。因此，当时的将领僚属，多数都很廉洁，而民间在无形当中，受益不小。”正因为如此，曾国藩后人仍然兴旺发达，人才辈出。 聂云台还著有《勤俭救国说》《聂氏家言旬刊》《伤寒解毒治法》《结核症辅生疗法》等，译有《无线电学》《托尔斯泰传》等。1953年12月12日在上海病逝，享年73岁。 再写一位在上海发家的湖南籍商人，他叫柳菊生，长沙人，1885年出生于长桥乡的一个名门望族。长沙有首民谣：“小吴门出城往前走，二十五里长桥柳”，这个“柳”就是指长桥乡的柳家。颇有《红楼梦》中那首“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的意味。柳家世代书香，出过翰林，民国时期又出了柳菊生这个著名商人。就是在当时的上海，也算得上是个知名人士，曾当选为上海工商联合会副会长。 柳菊生排行老五，从小机智过人。在家乡上过几年私塾后，就到上海给人当帮工学做生意，后来自己在上海开设了柳菊记银号、柳氏药号、柳氏纸业等。据说他与日本商人石冈关系不错，石冈将大批纸张减价卖给他，他再转手出卖，使他一跃成为富商。他的钱庄、纸业、药店等生意，不仅是在上海，在长沙、武汉、重庆都有分号。他在长沙开的“协成永”纸店，在上海、武汉、重庆也都设有分店。他在上海设庄采购纸张，运往各个分店销售。 柳菊生为人豪爽，侠义衷肠，挥金如土，在商界、政界、国共两党内都有很多朋友。与青帮头子黄金荣、杜月笙也常有往来。1921年，中国共产党“一大”时，有些支票不敢到外国银行和政府银行兑现，就是通过柳菊生的钱庄拆兑、垫支的。他曾资助过肖劲光到苏联留学，也曾营救过肖劲光、丁玲等一批共产党人。抗战时期，曾为延安运送和捐赠过不少大米、盐和药材。还曾运送过几批药品给长沙周边的游击队。 柳菊生跟日本人关系不错，1931年，他的父亲柳虎溪八十大寿，连上海住友洋行经理福田千代、长沙山本洋行经理山本吉勇、三本荣等人，都曾给他父亲送过祝寿诗词和对联。1944年6月，日军占领长沙后，日本人许诺柳菊生担任伪长沙市商会主席一职，为筹组伪长沙市商会，他曾积极奔走。可是，1945年6月伪长沙市政府成立时，柳菊生却突然不见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柳菊生被列入“长沙八大汉奸”第一人，被抓了起来。不久，他得到了曾经营救和帮助过的抗日人士的保释。 1949年湖南和平起义时，柳菊生受地下党员的影响，没有转移资产，为湖南战后的平稳过渡作出了贡献。1951年秋，柳菊生猝死在家中，享年66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没收官僚资本，进行三大改造。1956年底，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基本完成，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初步确立，为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前景，逐步建立起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国民经济快速发展。 改革开放以后，发挥市场经济作用，个体工商户大量涌现。20世纪80年代，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首次把先富带动后富作为政策写进党的文件。1992年市场经济建立，下海潮、下岗潮，潮起潮涌，一些人抓住机会，开始创业，不少人获得成功。后面的人紧随其后，打工潮、创业潮，又是潮起潮涌，组成浩浩荡荡的打工大军和创业大军。 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当然少不了湖南人的涌入。2020年11月第七次人口普查，有湖南户籍人口237535人，当然，这不包括拥有上海户籍的湖南人。历史上湖南人较大规模的迁入上海，是在湘军崛起之后。湘军将领的后裔有很多人落籍上海，再加上江南制造总局、恒丰纱厂等企业也大量使用湖南籍管理人才、技术人员和工人。祖籍为湖南的总人口可能有数十万到百万之众。 在这些湖南人中，有不少秉持湖南人脚踏实地、敢为人先，吃得苦，霸得蛮，自强不息的精神特质，创建了成千上万家工商企业，为数万乃至数十万人提供就业平台。成立于2007年5月的上海市湖南商会，下设常德、邵阳、岳阳、衡阳、湘潭、郴州6家市州分会及建筑建材、文印、旅游3家行业分会，拥有会员企业1000多家。这些企业的收入，每年少则几千万元，多则数十亿元，上百亿元，为社会创造了巨额财富，每年为国家为上海贡献上百亿元的税收。 同时，笔者在写作本文的过程中和过去的阅读中，都有发现在上海的科技、教育、卫生、医疗等众多领域，均可见到湖南人的身影，其中不乏成就杰出之人。 上面仅从八个方面列举了一群湖南人，在大上海的发展过程中所作出的贡献和他们的个人建树。可以肯定地说，由于笔者知识面狭窄，水平有限，资料搜索不全，一定会有被遗漏的重要人物、重要事件和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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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11-24 09:4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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