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河南之旅,也是一次难得的优良家风熏陶之旅。 家风是家族子孙恪守家训、家规而长期形成的具有鲜明家族特征的家庭文化,是家族家庭的灵魂,是民风社风的根基,是社会和谐的支撑。家风的核心是家训,保障是家规,家风传承靠家教。 习近平说:“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每一位领导干部都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廉洁修身、廉洁齐家,在管好自己的同时,严格要求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 我们从开封府一路走过康百万庄园、古隆中武侯祠,最后习家池打止,优良家风扑面而来,无不为清廉质朴、宽厚低调、静俭励志、进取有为的家族道德精神而感动。
包拯“清廉”传家 20日上午参观开封府的过程,实际就是被包拯家风震撼的过程。 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
包拯还嘱家人请工匠,把这则仅仅37字的家训刻在石碑上,竖立在堂屋东壁,昭德塞违,垂照后世。在众多名宦的家训中,如此简短直白的文字实属罕见。 虽然包拯是执行家训和践行践行家训的典范,但本文不再赘述。包拯子孙无不恪守家训,自觉传承家风。长子包繶,授官太常寺太祝,他廉洁自律,英年早逝,留下夫人崔氏和幼子包永年,没有留下家业。次子包绶,包拯过世时刚满5岁,由寡嫂崔氏抚养。崔氏先是替人家洗衣缝补勉强度日,后来变卖了点房产,供养包绶和包永年求学。包绶官至六品,无论身居何职,都能清苦守节,死后箱囊中仅有书籍、著述,衣袋里也仅46枚铜钱。包拯的孙子包永年官至正七品,曾任咸平县主簿、崇阳县令,“凡厥莅官临事,廉清不扰”,死后也“了无遣蓄”,丧葬费用还是两位堂弟资助的。
康百万“留余”致富
23日上午,我们走进巩义市4公里外的康百万庄园。康百万是对康家历代传人的通称,它是明、清时期中国民间三大“活财神”之一、民国时期中原三大巨富之一,康百万庄园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全国重点文物保护三大庄园之一,其富裕的程度可想而知。俗语说“富不过三代”,而康家却连富十二代,历时四百多年,其密诀就在“留余”二字。
沿着主宅区的青石板路,穿过一间间清堂瓦舍,抬头看见悬挂在过厅内的一块普通黄杨木雕刻的匾,初看宛如一本翻开的大书,沿着左侧的卷轴造型再看,又像徐徐展开的书法题跋,“留余”两个篆字体大如斗,其后行楷小字多达172个: 留耕道人《四留铭》云:“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留有余,不尽之禄以还朝廷;留有余,不尽之财以还百姓;留有余,不尽之福以还子孙。”盖造物忌盈,事太尽,未有不贻后悔者。高景逸所云:“临事让人一步,自有余地;临财放宽一分,自有余味。”推之,凡事皆然。坦园老伯以“留余”二字颜其堂,盖取留耕道人之铭,以示其子孙者。为题数语,并取夏峰先生训其诸子之词以括之曰:“若辈知昌家之道乎?留余忌尽而已。”时同治辛未端月朔愚侄牛瑄敬题。 这172个字大意为:留耕大人王伯大的《四留铭》中说:“留有余地,不把技巧使尽以还给造物主;留有余地,不把俸禄得尽以还给朝廷;留有余地,不把财务占尽以还给老百姓;留有余地,不把福分享尽以留给后代子孙。”大概老天爷反对贪得无厌,做事过份。因为太过份了,没有不留下悔恨的。明朝隐士高景逸说过:“遇事让人一步,自然有周转的余地;遇到财务放宽一分,自然就有其中的乐趣。”推而言之,所有的事情都是如此。坦园老伯把“留余”二字题于匾额,挂在堂上,大概就是采用留耕道人的《四留铭 》来告谋诫他的后代子孙吧!为你们写这几句话,并取夏峰先生教训他儿子的话,概括起来说:“你们这些后辈知道发家之道吗?那就是凡事留有余地,不做尽做绝罢了。” 几百年来,康家恪守“留余”,无论是经商还是做其他事,都留有余地,不走极端,不说满话,不做绝事,凡事皆留余地。 “留余”,宽厚低调,平衡共赢,兼济天下,让利于人,协调发展,在和谐社会建设中具有现实意义。
诸葛亮“静俭”诫子 25日上午,在古隆中武侯祠见证了诸葛亮的《诫子书》,曰: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诸葛亮在给兄诸葛瑾的信中,曾特意说到自己儿子诸葛瞻:“瞻今已八岁,聪慧可爱,嫌其早成,恐不为正器耳。”他担心聪明过早外露,容易自满自足,反而成不了大器。所以他给诸葛瞻起的名字叫做“思远”,他给外甥的信也说“志当存高远。” 怎样才能有远大的志向呢?诸葛亮在给儿子的信中指出了两个条件:一个叫静,一个叫俭。静以修身,俭以养德,澹泊明志,宁静致远。诸葛亮认为人要有才,就要刻苦学习,要学习就要有志气。还要心静,心不静就不能专心治学。生活太舒适了,也容易分散精力,立不了大志。生活俭朴才是涵养道德的主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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