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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 年 就 读 雨 花 庵
汉寿县城东门外两公里，有个苏家铺。苏家铺东北面是一片肥沃的稻田。这稻田中间曾经有所学校，是由雨花庵改建的。1947年，我在雨花庵读了一年五年级。所以，每当路过苏家铺时，脑海里总会出现雨花庵朦胧的身影。
算 术 猛 醒
我1936年9月出生，1942年发蒙，在附近周公祠保校读了4年。1946年初小毕业了，怎么办呢？无处求学，只得捕鱼虾，掏鸟蛋，看些杂书。不久，保校来了位童先生，既会教洋书，也会教汉书。父亲要我去读汉书，学四书五经。
我揣本《论语》，走到童先生面前，行了个鞠躬礼，把书放在他的桌子上。童先生拿起一支红水毛笔，翻开第一页，一边念，一边在书上圈点，同时要我跟着读，一连点了一页多。说要背下来，明天再点。我脑子蒙蒙，眼睛花花，一句也背不来，急得直哭。那书上的小红圈就像一滴滴的血，看到就可怕。父亲怜惜地说：“你不是吃菜的虫，读不进就算了。”
那时，听说汉寿县最聪明的人是易家钺（易君左），书读得好，文章写得好。他父亲易顺鼎比他还要聪明，5岁就能写出好文章，被皇帝（慈禧太后）称为神童。我10岁了，怎么还这样蠢呢？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好多年。直到1972年在湖南省委党校学习时，才知道物质第一性、物质具有多样性的原理。人脑是一种物质，自然有优劣的差异性。虽然后天可以改变它，让劣变优。但是，终究受物质本性的限制。所以父亲说我不宜读书，是有道理的。
正当走投无路时，堂叔裕先传来一个好消息，说雨花庵办了所中心国民学校，设有高小，校长是周裕蕴。周裕蕴湖南一师毕业，有人举荐他当保长，他不干，就谋了个校长职位。去年，周家湾在周公祠保校读了八册的，就有好几个去那里读了。 雨花庵，始建于明朝崇祯年间，比城南的南禅寺还早30多年。清朝康熙、乾隆年间又重修过两次。民国时期，香火衰退，成了空庵，便办保校。抗日战争胜利，才增设高小。 那时是春季始业。1947年春节后的一天，父亲送我到雨花庵报名。
只见古庵原来是一栋黑瓦大木房，坐东朝西，与县城相望。房前有操场，可容 300人聚会。操场边沿有些稀疏杂树，其中有一棵大樟树，长得很高，隔老远都能看到它。房后也有一块小坪，小坪过去是荷塘。初春，荷塘里残留的枯叶，还吃力地吊在干瘦的荷梗上，瑟瑟发抖。水塘南边有座小山似的土堆，三株透顶的老树迎风挺立。老树下杂草丛生，一旁还有三座小塔，与少林寺的那些小塔相似。当时以为是庵景，后来才知道是僧墓。
没有大院，也没看到校牌。父亲领我走进庵门，穿过中堂大教室，再往左厢房走，找到了梁老师。他是训导主任，登记了我的名字，注册五年一级，发了九册的《国语》、《算术》和《自然常识》。梁老师和父亲商量说：“世盈还不满11岁，可以寄宿，吃住在学校。住，带床被子，和同学合伙睡；吃，有工友做饭，只交点大米和少许菜钱。”父亲觉得便宜，一口答应，约定3月1 日来上学。
3月2日上课，国语、自然常识都听得懂。而年轻的马老师讲的算术，让我一片茫然。只见他一边讲，一边在黑板上写了许多洋码字：1、2、3、4、5……而且上下左右不停地挪动着。我不懂是什么意思，只得正襟危坐，呆若木偶。第二天上交作业时，12位同学，有4人做好了，其他同学也做了些，我和马崇彬同学没有动笔。
在周公祠读初小时，那位老师又教国语，又教算术，上、下午除了带我们读书，就要我们用墨笔在毛边纸上写大、小字。他就在比较工整的字上打红圈。同学们或许弄通了算术，而我却一窍不通，脑子里一片空白。而今在马老师面前交白卷，羞得满脸通红。
第二天上算术课，我依然痴望黑板，一动也不动地看马老师写洋码字。如果看到了马老师的眼睛，就立即低头。 马老师见我困窘难过，课后走到我桌旁，问道：“你会背‘小九九’吗？” 心想，六岁时爷爷就教过，便小心回答说：“会背。”于是便要我背一下。 还没有背完，他就要我停下来。只见他抽出钢笔，在草稿纸上写着：“3、7、21”并问道：“这是什么意思？” “不晓得。”我摇头回答说。
马老师笑着说：“就是你刚才背的，3个7就等于21呀。”说着，他就在纸页上，把3、7、21的加、减、乘、除的计算方法，用图画演示了一番。不知为什么，我突然猛醒，好像拨开云雾见了青天。人的思维像流水，必须扒掉水中的岩石，才能畅通无阻。那时有周测验、月考试。只有一个月，我的算术成绩，就突飞猛进。从此，我爱上了算术，进入初中的数学成绩也名列前茅。至今我还留恋马老师，他用灵巧的钥匙，打开了愚蠢的锁，排除了我思维的阻碍。 参 加 县 会
五、六年级的课程，除国语、算术和自然常识外，还有作文、图画、劳作、大字、小字、体育和音乐。上午8点到9点晨自习。每节课45分钟，课间休息15分钟。手脚利索的同学，还可以抢时间，在乒乓桌前拍几下。晨自习开始有个朝会，朝会第一项是升旗梁训导在操场上挖了个土坑，竖根竹篙，打算把一面青天白日旗升上去。可是竹篙顶端没有安装小滑轮和绳索，挂不上去，只得作罢。
其次是朗读孙中山先生的遗嘱。遗嘱用一张大白纸写好，贴在板壁上。遗嘱上方是孙中山先生的遗像。师生们站到像前，先行三鞠躬礼，接着由一位老师领读：“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不知为什么， 这个仪式没多久就停止了。 有一天，学校接上级通知，要五、六年级学生上县城参加大会，要求穿中山装。我不知道中山装是什么，就把这事儿抛到了脑后。
出发那天，走读的同学来得早，穿着一身青布衣服，上衣胸前有四只口袋，缀着乌亮亮的圆纽扣。裤子两旁有一条粗缝，立正时，两手中指，正好靠在缝上，加上头上的学生帽，特别精神。一不会儿，寄宿生也同样穿戴整齐。这时，我才明白这就是所谓中山装。
我的衣服向来都是母亲手工缝纫的。如果衣服太破了，父亲进城买几尺青布或蓝布，花得两三个晚上，母亲就把衣服缝好了，钉的布纽扣。裤子很简单，一腰两裤腿。在腰间将裤腰一折叠，用布带一拴就行。
我正欣赏新颖的中山装，李益善催促说：“周世盈，快要出发了，你还不换衣？” 我羞涩地说：“我没有中山装。” “昨天有同学到处借，你没去？” 我委屈地回答说“没地方借。”
李益善说：“我有一套旧的，要得不？” “要得”，我欣喜地回答说。心想，只要能参加进城，还管什么新旧呢。
李益善立即打开小木箱，拿出了一套中山装。颜色虽然浅一点，但是口袋、扣子、裤缝俱全。他的身体长得快，旧的小了，今年才做了套新的。而我穿上旧的，正合身，只是裤管长了点。帽子是早买的学生帽，因为母亲不会做。
不一会儿，40多位同学由高到低排列，有个比我矮一点儿的“新中山装”同学，被老师提拔上了前，让我走在了最后面。显然，是那褪色的中山装拖了后腿。
出发了，周校长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接着是举旗的同学，队伍紧跟其后，一溜儿中山装像一条青龙，蜿蜒地向县城游去。
听说帜旗是连夜赶制的。昨天，周校长特意进城买了五尺蓝布，做成直立旗帜，老师们连夜贴上白纸剪的字。我不知是什么字，很好奇。无风时，旗帜像一把收拢的雨伞，将字遮掩了，看不清。来风时，旗帜左右飘动，也看不清。一路走，一路看，直到进城时才看清，原来是“护城乡中心国民学校”。
不一会儿，我们跟着校旗，走到了衙门坪。衙门坪就是现在的县人民政府门前的休闲广场。衙门坪南端有座戏台，听说唱过大戏。周校长带领我们进场时，只见一人，要我们把队伍排成两行，指引着站在早已画好的石灰线内。场上已经来了许多人，站在我们的前面，黑压压的，一眼望不到头。
队伍刚站好，那人又来了，要大家别闹，说是大会开始了。会场上果然安静了许多，但是我们站得远，没有听到讲话的声音，也没有看到台上的场景。大约待了一节课的时间，忽见人头攒动。周校长说是散会了，赶忙带领大家退出会场。我暗自庆幸，站在最后，退在最早。
在返回路上，大家好像放下了什包袱，健步如飞，很快回到了学校。不过，我很后悔，借了套衣服进城，除了看见很多的人，其他什么也没有看到。以前父亲带我进城，还能看到好多炸油粑粑的，还有耍猴把戏的。
夜演唐僧取经
雨花庵学校寄宿生少。寄宿生除我以外，还有六年级周献毕。他15岁了，家住周家湾，个子比我高，好像慬得男女的事。有一次，他挤眉弄眼，得意地小声对我说：“我刚才挨擦了一女同学的屁股。”
还有六年级周献明，12岁，圆圆的脸蛋，斯斯文文，也住周家湾。他比周献毕小3岁，所以当地人都说周献明聪明。其实，他两人同辈，祖上有个清末秀才，人称“鼎老爷”。如果说出身，同是书香门第，智力差别应该不大。
还有六年级李益善，14岁，家住三眼塘，比我住的地方距雨花庵还要远3公里。人长得很标致，可谓翩翩少年。1969年，他在县民政局工作，我在县委会工作。一天，同学见面，他笑着说：“你还记得吗？在雨花庵读书时，你害得我打了两板屁股。”我也笑着说：“记得。” 五年级还有马崇彬，11岁。
开餐时，寄宿生5人，校长、老师8人，师生13人，一团桌。炊事员雷司务，30来岁，要让师生们坐好了，才落座。他很能干，除了弄饭，还养了一头大白猪，作了几垄蔬菜。 寄宿生，一日三餐，白天上课，晚上自习。学校在乡下，没有玩处，也没有什么课外书看。学习很轻松，晚上自习，往往无作业可做，只好练习写字。
记得五月端阳节前的一个晚上，五年级走读生曾友元，说家里没有煤油了，要搭灯自习。
那天，学校附近一同学家长请全体老师吃晚饭。一放学，老师们就出去了。雷司务给我们开过餐，把了猪食，也回了家。好大一栋房子，空荡荡的。晚上自习都集中在六年级教室里，点上自带的小煤油灯。曾友元搭我的灯写字。老师外出，学生胆大。不到两分钟，就讲起讲了小白话。
突然，周献毕出主意说：“这样叽叽喳喳冇得味，不如要周世盈讲故事。”大家都说好。前些日子休息时，我给他们过讲一些过骗子得手、小偷逃脱和唐僧取经的故事。
我说：“一个人讲，不好玩。要讲，大家一起讲。” 众人问道：“那怎样讲？” 我双说：“一边讲，一边做，们把唐僧取经的故事‘做’一遍。”那时农村经常有汉戏班、花鼓班演出，都知道“做”，就是做戏。
于是，周献明扮唐僧，穿件长衫当法袍；李益善扮沙和尚，挑两只书包作经担；曾友元扮猪八戒，背把竹扫帚作为九齿耙；我扮孙悟空，拿根小竹棍当金箍棒。周献毕扮妖怪，给他脸上画了几道墨钩儿，头上盖上一条毛巾，蹲在一桌子旁。马崇彬成了唯一的观众。
接着，要扮唐僧的周献明领头转圈，我们紧跟其后，表示走在了取经路上。走呀走，走到桌旁，说是上了山。此时，要“唐僧”喊道：“腹中饥饿，怎么办呢？” 我以孙悟空的口气说：“让徒儿找些饭来。”说着离开了队伍。 此时头盖花毛巾的周献毕慢慢地站了起来，娇声娇气地对“唐僧”说：“请师父到我家吃饭去。”一边说，一边扯。
我大声喝道：“胆大妖怪，休想害我师父！”说着，将小竹棍在空中一舞，把周献毕头上的毛巾挑了下来，露出墨钩脸。众人哈哈大笑，以为故事讲完了。
我说：“下面还有呢。”，说着，要“妖怪”周献毕爬上桌子，双手举起，假装被吊在大树上。接着，“悟空”、“八戒”和“沙和尚”一同对“妖怪”做抽打的动作。“妖怪”大喊：“饶命呀！”
乐极生悲。正在玩得兴高采烈时，马崇彬打开了庵门。突然见到老师们宴回，一个个连忙丢掉手中的“法器”，站着一动也不动。 晚自习玩耍，犯了校规。周校长把这事交给老师们处理，便独自回房。梁训导一眼瞧见周献毕脸上的墨钩儿，问道：“周献毕，你脸上画些墨做什么？” 周献毕嗫嚅地说：“周世盈要我扮妖怪。”在场的老师听了，都背转身偷笑。我害怕极了，心想必有重罚。
梁训导和在场的老师商量决定，每人打两板屁股。接着一老师寻来一条四腿高板凳，首先命周献毕俯卧凳上，梁训导手持竹片，在屁股上轻轻打了两下。随之，从大到小，依次而打。扮唐僧的周献明只打得手板，因为有老师说他平时最守规矩。曾友元觉得冤，早不来，迟不来，今晚恰恰遇到打屁股。马崇彬没有扮演角色，也没有挨打。事后，他悄悄告诉我说：“老师们来了好一会，在门缝里看，直到最后才敲门。”我突然明白了，因为老师们也曾偷看，所以就没有重罚。
在雨花庵短短的一年，是淡雅的一年，也是我求学路上大转折的一年。第二年，我考入辰阳镇中心国民学校，插班读六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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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12-12 15: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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