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越的思维——毛泽东

津市杨支埃

本帖最后由杨支埃2022.12.19.09.35编辑

                    卓越的思维——毛泽东

         在《毛泽东选集》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文章详细解释了红色政权为什么会存在于中国白色区域的汪洋大海之中，及即将到来的革命高潮。这是写给林彪的信，当时林彪悲观的提出“井冈山的红旗能打多久”？这并不是他个人的看法，而是代表了绝大部分共产党员的疑虑。井岗山的前途如何？如同罩在雨雾中的山间小路，曲折看不到尽头。那时中国共产党对革命道路正在探索中，有着各种各样的想法。犹如一个刚开始的创业团队，看着林立的强大对手心里没有底气。共产党与敌人相比是如此的弱小，实在是乐观不起来。今天看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林彪的见解不及毛泽东，六、七十年代同样不及毛泽东。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毛泽东从国际、国内形势出发，分析了由于不同列强支持的各路军阀混战，中国始终没有一个统一的政权，给红色根据地的发展留下了空间。又由于农民问题的严重，在农村建立根据地使之可能及为什么在江西建立根据地。虽然今天共产党在一大片白色中只是几个小红点，这些小红点就是一个火星，日后必然燎原。这种分析打消了革命者们的疑虑，坚定胜利的信心。

这种见解有悖于共产国际的“城市中心论”，很不合‘海归’派的胃口，因而被“海归”派屡屡打压、排挤。凡是与俄国的成功革命道路不一样便是背道而驰，就不是马列主义。

当时的中共是在苏联的共产国际的一个分部，由苏联出钱帮助建立起来的，一切唯共产国际之命。在苏俄学习、生活的中共领导人，马列的书读得多，俄语学的好。认为月亮也是俄国的好。

博古在“七大”发言作自我批评时说：那是凡是共产国际的指示必须照办，凡是马恩列斯的讲话必须遵守。遇到革命的实际问题，不是先考虑实际情况如何，而是先考虑马恩列斯在什么地方怎么说的，或者在欧洲、在俄国革命史上有什么类似的情况，用过什么样的口号和策略，并且把它原封不动地搬到中国来。

“巴黎公社”、俄国革命是从大城市开始并成功的，中国革命必须打下大城市；马列说：中间阶级是最危险的敌人，王明、李德便不联合发动“福建事变”的十九路军。 即使中共中央在大城市已站不住脚，被迫迁到毛泽东创建的根据地来，还说：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今天看来简直是《三国演义》中马谡的现代版，好一个“凭高视下，势如破竹”


在延安讲课

人类对陌生事物的探索往往借助先人的足迹或模仿别人成功的经验，是很普遍的。也是一般人地逻辑。毛泽东的高明在于他不唯书，尽管他书读得不比别人少；不唯上，从小就不听他的父亲的话。而是根据实际，另辟蹊经。当“秋收起义”受挫后，他放弃了攻打长沙的计划，毅然决定上山，当“山大王”。一边打仗，一边建立政权。居然做到了不发饷，队伍也不散。这是海陆丰根据地的创建者彭湃、“湘南暴动”、“平江暴动”的朱德、彭德怀都不具备的。于是就有了“朱毛会师”、彭德怀上井冈山的佳话。

旧中国有“四大天王”溥仪、汪精卫、蒋中正、毛泽东。四位“天王”分别代表四部分人。溥仪，清逊帝，“满洲国”傀儡皇帝。是清朝遗老偶像，夕阳落日的一抹余辉。清朝十二帝都不是低智商。这位末代皇帝却没有他的祖先的亲冒矢石的勇气。细读《我的前半生》他万分渴望恢复在故宫的皇位，又胆小如鼠、贪身怕死。日本人说什么他做什么。又天生奢侈惯了，哪吃的了创业艰辛。体会民众的苦难。他亲戚说溥仪一次养了几十条狗。这位宅人注定只能倚靠外国人。汪精卫则是朝三暮四、夸夸其谈、外表光鲜的银幕人物。没有鲜明的政治主张。这一点还不如溥仪。他代表的那部分人只是被蒋中正排斥，政治、军事、经济上失意，只得另起炉灶罢了。纵然他才华横溢、仪表堂堂却是无有根基，与溥仪一样注定是一个政治依附人物。他的汉奸理论纯粹是心理安慰。梁宏志、王克敏之流都对小汉奸说：我们年纪大了无所谓，你们还年轻，汪先生把你们带到这条路上实在不应该。蒋介石则不简单了，不似溥仪、汪精卫那样胆小如鼠，被外国人吓破了胆。能在孙文最危险时，赶到广东，与孙文同生死、共患难。且继承孙文的衣钵，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号。同时期的各路 军阀都没有鲜明的政治主张。吴佩孚、冯玉祥虽说军事上有一套，政治上只有笼统的“救国救民”没有具体措施。蒋介石抛开共产党后取得了英美和江浙财团的支持，使得蒋介石在与各路军阀的周旋中“内战内行”。中原大战前夕，上海《申报》根据蒋、冯、闫三人的合影照片，发表了一张漫画：三人还是坐成一排，蒋介石伸出两手，一手手枪，一手钞票；闫锡山一手算盘，一手手榴弹；冯玉祥一手大刀，一手窝头。中原大战的结局不言而喻。但是与毛泽东相比，蒋某人还差得远。


蒋、冯、阎合影

在美军军官的必读的五十本书中，中国的占了两本，一本是《孙子兵法》，另一本是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如果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早期的党内指导方针，《论持久战》则是中国抗日战争的战略论述。蒋介石提不出，整个中国提不出。汪精卫早被日本人吓破了胆，现在看到的汪精卫那套汉奸说辞，多么可悲。可笑。

毛泽东从国际、国内、中国、日本各方面的情况分析后，先是驳斥“亡国论”，又指出“速胜论”的错误，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是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的持久战。此书中既有战略、又有战术。书中提出了“兵民是胜利之本”、“人民战争”的概念。是几百年才出的一部论著。此书一出让中国看到了希望：中国不会亡，抗战一定会胜利。“论持久战”确立了毛泽东无可动摇的地位。也是领袖的标志，凡是领袖必有理论。

这主要源于毛泽东的思维迥异于常人，绝大多数人地思维只是习惯于对现实的理解，面对新情况会产生难以理解的困惑。比如不了解魔术的技巧。比如清王朝面对洋枪洋炮，便认为是妖术，须用猪狗血、女人的经血来泼。有句话说得好：少见多怪。思维一旦僵化，自然排斥新事物。使思维在逻辑上的合理变为事实上的荒谬。所谓“模板思维”、“固定思维”、不看缘由的“萧规曹随”由此而来。“俄国革命是从中心城市城市成功的，我们也要占领中心城市”、“东北军一打就跑，（日本）三个月可以灭亡中国”。毛泽东则是运用了逆向思维，与一般思维相反，逆向思维在逻辑上的荒谬恰好成为事实上的合理。好比要雕刻一块美玉，不是想雕什么，就雕什么。必须按坯料的颜色、纹理来完成作品。“一相抵九工”。就是毛泽东常说的：主观必须符合客观。把要斗争的、改造的、团结的、倚靠的对象情况搞清楚，才能采取对策。《毛选》中有“中国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兴国调查”、“长岗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在一九三零年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中写道：“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我们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的‘本本’主义。”生长在农村，目睹和身受了农民“吃大户”的绝望行为，所以对“城市中心论”嗤之以鼻。可见逆向思维是深入调查而后产生的。反过来说，不了解情况，不调查研究，当然只有唯书、唯上。


土改赢得了农民的拥护

有人评论国共内战：蒋介石的精明只限于应付一个接一个的危机，毛泽东这是走一步看三步。

毛泽东非常有远见，没到历史关头，他总是能提出吸引全党奋斗的口号、方向。“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农村根据地”、“持久战”、“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一九四五年一月抗战胜利前夕，在“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中写道“我们要打击日本侵略者，并且还要准备攻入城市。收复失地。。。。。。将来从城市赶跑敌人，我们也会做城市工作了。”1948年9月，毛泽东提出了关于国家体制、政治制度、经济形态等问题，当时三大战役还未开始，到七届二中全会进一步把建国纲领、工作重心转移、经济政策及干部作风问题提了出来。使得建国后各项工作从容不迫、有条不紊地展开。又比如，毛泽东提出的防止“和平演变”问题，不幸在前苏联、东欧实现了。

有卓识才有远见，远见卓识，是领袖应有的素质。也是令一众中共领袖无比佩服。如果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永远是一个下级。毛泽东之所有远见是他善于做衍生问题的分析。抗战胜利后，该如果如何。战胜蒋介石后，会碰到什么问题，该如何如何。一般人，古今中外的，都是走一步看一步。极少想到衍生问题，衍生问题是解决一个困难后，接着带来的问题，形势随之变化出现了新的问题。

蒋介石与毛泽东相比只是一介武夫。毛泽东不仅是军事家还是思想家，政治家、蒋介石虽也提出过“三个军事、七个政治”的口号，但还是喜欢用军事手段对付中共。毛泽东同样相信“枪杆子里出政权”。蒋介石掌握了枪杆子，毛泽东则掌握了手握枪杆子的农民子弟对共产党的真心拥护。


时刻保护群众的利益

这也是毛泽东逆向思维的另一个独到之处。“武装夺取政权”是毛泽东的既定方针，但绝不限于军事手段一种。“统一战线，根据地建设。党的干部等多管齐下。象《论持久战》中改善官兵关系，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争取外国援助都是战胜日本侵略者的方法。

“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为而不是物”，“兵民是胜利之本”所以《毛选》中“必须注意经济工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都是说的民众工作与军队胜利的辩证关系。夺取政权离不开民众的支持，巩固政权同样离不开民众的支持。这是毛泽东最重要的信念。那些信奉“手里有枪，说话响亮”的“大帅”们及蒋委员长，被毛泽东一推便像无根基的墙壁纷纷垮塌。“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不看“水”只看“舟”是乘不了舟的。

就像军事是政治经济的综合，任何举措都是诸多因素的综合。一般人只愿意“就事论事”。毛泽东思考问题却是从起源、发展、结束。延伸、衍生系列考虑。

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只差一点，别人想到，你若想不到，结果会身败名裂。

“有独立心，谓争豪杰”。中共的发展壮大与毛泽东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密不可分。对于“城市中心论”，毛泽东嗤之以鼻。对于城市里搞的“飞行集会”说是比猪还蠢的行为，猪碰了墙还知道回头，你们明知道敌人布置了埋伏却还要去。抗战初期，王明提出“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其实是斯大林那里来的。斯大林对中共事物插手频多。抗战胜利后，来电催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四九年又指示中共不过江搞“南北朝”企图像东、西德，南、北韩那样从中渔利。甚至当国民党政府由南京迁往广州后，苏联大使馆也迁往广州，而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却留在南京，真是值得玩味。


炮击紫石英号

换了王明、秦邦宪肯定会听斯大林的话，而毛泽东决不是任人欺负摆布的人，一切行动都是从中国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这在“炮击紫石英”事件中表现的再清楚不过了。当叶飞、陶勇不经请示就炮打英国军舰，陈毅很担心上面责怪。毛泽东非但不责怪，反而说：这个陶勇我不认识，他既然喜欢打军舰，以后让他干海军吧。海军一般都是“四野”的人，陶勇这个“三野”的为东海舰队司令。以后毛泽东见了陶勇第一句话就是：久闻大名。叶飞麾下的二十八军攻打金门失利，毛泽东并未追究叶飞的责任，反而让叶飞担任了福建省委书记，炮击金门时再度指挥部队。上马管军、下马管民。全国仅此一例。毛泽东是这样想的，一百年前，你们英国军舰打到南京，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你们炮轰万县、炮轰南京。而我毛泽东共产党绝不是腐败的满清、软弱的国民党，叶飞、陶勇打得好，在南京打你英国军舰，不经请示也打得好。这就是领袖考虑问题的高度。《毛选》中以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身份的广播稿是毛主席义愤填膺的怒吼。


英国军舰弹痕累累、人员死伤

毛泽东对斯大林指示是有利就听，无利就不听。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自己委派县长，自己搞“二五减租”，自行扩充队伍。让“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见鬼去吧。对斯大林不过长江的指示，毛泽东在四九的新年献词中提出“将革命进行到底”，并在得知解放军攻占南京后，写下了“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诗句，算是对斯大林的答复。

优质历史领域创作者

张新泉

当时的中共是在苏联的共产国际的一个分部，由苏联出钱帮助建立起来的，一切唯共产国际之命。在苏俄学习、生活的中共领导人，马列的书读得多，俄语学的好。认为月亮也是俄国的好。

张新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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