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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的回忆（节选） 应雨田
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应雨田
3-5 八月末的一个下午，我们一行八人在安乡轮船码头集结， 自然形成了一支小分队，自称“八仙”。张正秀，队里唯一的女同学，当然就是何仙姑了，其他七仙则无定指。姚正德，烟丝店老板的公子，考的是二年一期插班生，我和罗礼樵考的是一年二期插班生。罗礼樵，就是我在三岔河读小学五年级时常在校门口见到的那位摇头摆尾读英语令我羡慕不已的小帅哥，我现在居然有幸和他同学了，真感到莫大的荣幸。其他几个都是新生。曾正湘、曾正鄂是亲兄弟，杨家兴、刘伶士是姨表兄弟。他们的家长都在三岔河开商店。社会经验较多的罗礼樵被推为队长，善于理财的曾正湘推为财务总管。安乡至津市有小火轮通航，经过一夜的航行，第二天早晨抵达湘北重镇津市。这里素有小上海之称，其繁华远非安乡可比。我们来不及参观市容，即转乘汽艇逆澧水而上，中午抵达澧县县城，由多安桥登岸。打听到九澧联中的方位，小分队便意气风发地向学校进发。到达学校后，得知开学推迟了两天，只好被临时安顿在一座两层小楼的楼上住宿。
刚放下行李，我们便急不可耐地参观校园。首先映入眼帘的当然就是那座高耸入云的八方搂了。这是一座宝塔形建筑，五层八方，红墙，金色琉璃瓦。它虽然年久失修，墙体斑驳，色泽黯然，但它那巍峨的雄姿依然令人折服。它坐落在校园南边的城墙上，与校园仅一墙之隔，把它视为九澧联中的标志性建筑，恐怕谁也不会提出异议。校园内最引人注目的是位于八方楼下的小池塘。池水清澈，八方搂的倒影清晰可见，里面栽有一些莲荷，所以也叫荷花池。荷花盛开时，微风过处，一股清香便扑鼻而来。池塘四周有卵石面就的小径，是晚饭后散步的好去处。池塘北面是一栋两层办公小楼，小楼左边是男生宿舍，右边是女生宿舍。池塘东面有三栋平房，用走廊连接，是教学区。池塘西南角在古槐掩映之下有一座别致的小平房，那是独立的音乐教室。教学区的东面是一个操场，操场南面新添了一排平房，是我们初中部的教室。校园环境远比安乡县中清幽，更具有学府气息，我们都感到满意。谁知 一到晚上严峻的考验就来了。躺下不久，就觉得全身都有小虫在叮咬，奇痒无比。电筒一照，才发现床单上好些小虫在慌乱地钻来钻去。曾正鄂、刘伶士吓得狂叫不已，搞不清是什么虫子。我在安乡县中也被这种虫子咬过，知道叫臭虫，但没有这么多，这么猖獗。手电一照，它们就慌乱逃窜，灯光一灭，它们立马卷土重来，我们根本无法入睡，只有坐等天亮。几个同学甚至嚷着要回家，不在这儿读了。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向校方反应，强烈要求解决臭虫问题。接待我们的是一个姓王的矮胖子，典型的澧县口音，他笑着说：“一个暑假没住人，臭虫饿慌了，好不容易你们几个送来了美餐，它们可不是要美餐一顿么。好在今天是个大太阳，你们赶快把衣服、被子、床板全搬到太阳底下暴晒，还要在床架、床板上淋开水，在缝隙处抹杀虫粉，保证今天晚上就能睡个安稳觉。”我们马上照此办理，果然晚上一觉睡到大天亮，大家的心也就安定下来了。
九澧联中的师资水平较高，据说高中部有好几位老师是省内的名师，初中部的老师我觉得也不错。政治课是教导主任王鑫东先生兼的，原来他就是指导我们灭臭虫的那个矮胖子。他说话幽默生动，从不板着面孔训人，但使你心服口服。语文老师任丕辉，课堂艺术虽不算上乘，但当班主任还是尽职尽责的。我的作文写得好，他更是青睐有加。教数学的是一位姓郑的女老师，五十来岁了，不仅课教得好，还慈母般的关怀着学生的各个方面。英语老师姓胡，西装革履，洋气十足，说起英语来口若悬河。地理老师戴寅生对我影响较大，他像一个高明的导游带引我们身历其境地饱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我的旅游兴趣就是这时培养起来的。音乐老师刘传玉，身材苗条，穿上旗袍，更是亭亭玉立，楚楚动人，她的形象和歌声都给学生以美的享受。生物老师胡家丕爹，六十来岁了，穿着长衫，留着花白胡须，讲课不紧不慢，却常常引得学生哄堂大笑，他简直就是一个高明的相声演员。教体育的方老师，别看他是一个大胖子，但在篮球场上却身手不凡，动作矫健有力。 我们在美丽的荷花池畔度过了一年的美好时光。校名一度曾改为澧江中学。二年二期时，学校又改名为澧县一中，高中部迁往城北的天主教堂，初中部则迁入城西的文庙。澧县文庙在湘西北名气很大，本应作为历史文物妥善保护，不知决策者出于何种考虑，竟然将它辟为学校用房。规模宏大的正殿成了我们的礼堂和食堂，楼上作了学生宿舍。两旁的数十间配殿改作办公室和教师宿舍。文庙西墙外还有三排平房，正好改成六间教室。教室西边是一片开阔的平地，原本是县里开万人大会的会场，正好可作为我们的操场。学校改名为澧县一中后，我们班就成为初二班。 我的成绩好，二年一期便被选为学习委员，二年二期，在我刚满十五岁的第二天，就批准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这时我有点飘飘然了，一些规章制度便有些不放在眼里。学校明文规定，学生不准私自外出游泳，而我却和几个同学经常溜到大河里去游泳。澧水流经学校西南一里多地有一段汊流，水不太深，而且河床全是白沙和卵石，是绝佳的游泳场所。我们在河边桑树林里脱个精光，赤条条往水里一钻，惬意极了。那时我刚学会游，瘾特大，常常乐而忘返。有一次回到学校，下午的上课铃已响，被巡查的老师逮个正着。我是干部，又是明知故犯，于是在全校点名批评。入团的候补期到了，也未能按时转正。 我们初二班是春季始业，从1953年开始，全国都改为秋季招生，我们只好提前半年毕业，否则就要推迟到1954年秋季才能考高中。我们和正式毕业的初一班同时参加了全省统一的招生考试。那一年有好些名校如长沙一中、长沙二中、长沙五中、常德一中等都在全省范围内统一招生。我那时雄心不小，决心报考最好的长沙一中。毕业考试时我是班上第一名，第二名是焦圻的许明树。我的文科成绩比他好，作文常被老师当做范文在班上宣读，使他羡慕不已。他的理科成绩比我强，数学常常满分而令我五体投地。填写志愿时他就盯住了我，见我第一志愿填的是长沙一中，他也把长沙一中当成了首选。我们两人都如愿以偿了。 1953年8月初，我收到了长沙一中的录取通知，便到小望角大姐家报喜，然后到安乡县城五总桥头的婶娘家玩。自从孝开叔叔去世后，婶娘便带着莲贞妹妹改嫁到安乡县搬运社刘伯家里。刘伯人很憨厚，在搬运社养马，婶娘勤俭持家，日子倒也过得不错。我因名义上过继给孝开叔叔做儿子，婶娘虽然改嫁了，我和她的来往仍很密切…… 1953年8月下旬，我在安乡县城与安乡县中十七班的周化民会合，一道乘轮船赴长沙。同行的还有余子善，他是长沙一中高三的学生，有他带路，我和周化民都放心了。凌晨两点，船在长沙码头靠岸，我们在露天茶馆泡上一壶茶，躺在躺椅上聊天，就省下了一晚的住宿费。天刚蒙蒙亮，我们叫了三辆人力车，经五一大道直奔小吴门外的长沙一中 。 我们年级共五个班，我被分到十九班，因为是班上的第一个报到，学号便是1901号。周化民分在二十二班，安乡中学的另一个女同学王湘生，分在二十三班。我的初中同学许明树分在二十一班。南县中学也考取了两个，家住牧鹿湖的文涛和我同班，家住北河口的蔡伯可分在二十一班。 长沙一中即原来的省立一中，坐落在小吴门外的清水塘边。高中部和初中部被一条马路隔开。初中部是老校址，东边与省政协仅一墙之隔，南边与清水塘毗邻。高中部全是新修的，校门东向，与初中部校门隔街相望。校园的西边面临京广铁路。南部的主体建筑是一栋四层的教学大楼，有三十多间教室。教学楼后面是一栋四合院的平房，办公室、医务室、图书馆都设在这里。再后面就是厨房和食堂了。教学楼的西北有个礼堂，礼堂的南边第二年修了一座实验楼，据说当时在全省还是首创。校园的北部是操场和学生宿舍。操场靠铁路，有比较正规的足球场和田径场，大操场以东排列着三栋三层楼的学生宿舍和一个小操场。小操场上井然有序地分布着篮球场、排球场和体操器械。校园的北边隔一条马路就是开阔的省体育场（后来修了展览馆等建筑），省体育场东面隔一条马路就是初具规模的烈士公园。晚饭后，我们可以到省体育场练习骑车，到烈士公园散步。 校长袁宗凯、教导主任刘湘皋，都是地下党员，解放前夕在长沙做学运工作，讲话极富鼓动性，他们在大会上作报告时，常可听到学生自发的热烈掌声。师资在全省是一流水平。语文老师彭靖、蒋良栋，数学老师汪澹华、向大支，物理老师陈积华，化学老师黄美瑜，历史老师胡锡魁，生物老师鄧公先，都是省里的名师。教数学的张捷老师虽然学历不高，但课教得极好，当班主任极其负责，常想学生之所想，急学生之所急，深受学生欢迎。后来我从北京回湖南时总要去看望他老人家。教生物的鄧老师常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句名言挂在嘴边，它深深刻在我的脑海里，成为我毕生的治学信条。长沙一中的英语教学原来也仅次于教会学校 雅礼中学，教过我们的应开识老师曾留学美国，当过雅礼的校长，谁不刮目相看。可惜从一年二期开始，全校都改学俄语，应开识老师也只好硬着头皮边学边教，大家也就索然无味了。加上当时高考免考外语，同学们的学习动力不足，我们的外语学得都不太好。这不怪老师，只怪教改的决策失误。 长沙一中对体育极为重视。除体育课外，我们每天都要晨跑，下午第三节还有课外活动。我是“舒拉锻炼队”的队长，每天清晨带领队员们晨跑，下午常打排球，练体操。两年下来，我引体向上可连续拉十五六次，排球也打得像模像样，1500米还达到了 三级运动员水平。我的体质已由孱弱型转变为健壮型。长沙一中的体育普及程度在长沙市总是名列前茅，田径运动会的总冠军非我校莫属。足球队、篮球队、排球队在市里也都是劲旅。在这方面，柯中快等体育老师功不可没。长沙一中的文娱生活也丰富多彩。校合唱团、器乐队是市里有名的业余文艺团体，曾多次获奖。各班的文娱活动也开展得有声有色，在班上每期都要举办一次联欢晚会。我演过小话剧，唱过花鼓戏。在话剧中我扮演一个受反革命蒙蔽的老教授，现在同学聚会时还戏称我为傻教授，可见给同学留下了一定的印象。我和傅秋贞合演的花鼓戏，1954年寒假还下乡进行过慰问演出。谭冬梅在《小二黑结婚》中扮演过三仙姑，现在他成了书法大家，我们见面时有时还戏称之为三仙姑。他的拳术表演更是保留节目。 1954年夏天，湖南遭受了百年不遇的大洪水，湘、资、沅、澧四水暴涨，长江洪水也向洞庭湖倒灌，洞庭湖四周的堤垸都岌岌可危。为防止轮船行驶激起的波浪危及两旁的大堤，开往湘北的客轮一律停航。放暑假了，湘北好几个县的同学无船可乘，公路又没有修通，唯一的办法就是先坐火车到岳阳，再坐船过湖步行回家。我们一行是下午到达岳阳的。当时的岳阳还只是一个小渔镇，坐落在洞庭湖边，坑坑洼洼的街道两边，大多还是破破烂烂的茅屋，住的不是渔民，就是与渔业有关的商家。街上到处都是灾民。我们冒着濛濛细雨，信步来到岳阳楼，这座闻名天下的江南名楼，也已破烂不堪，楼内也挤满了灾民，岳阳楼只得在风雨中哭泣。眺望楼下，浩浩汤汤，一望无涯，惊涛拍岸，令人心惊胆战。我们无心游览，一行十多人忧心忡忡地挤在一家小客栈过了一夜。第二天，仍是阴沉沉的。到轮船码头打听船讯，售票处告示说：据天气预报，今天湖上有暴风雨，渡船一律停航。我们都忧心如焚，因为口袋都空了。九点多种，东方露出了一线阳光，我们欢呼雀跃，极力怂恿渡船老板开船，并表示愿意每人多出两毛钱。船老板看着三四十名旅客都在船上焦急地等着，几经犹豫，在钱的诱惑下决定冒险开船。船是木帆船，由两条船并排绑在一起，称之为竑船，行驶起来十分平稳，风浪大点也不怕。船上有两台小马达，但主要以风为动力。只要有风，舵手就可变换风帆的角度使船朝着目标方向前进。顺风，船就走直线；侧风，甚至逆风，船就呈“之”字形迂回前行。那天开始是北风，我们的目的港是注滋口，在西南方向，所以基本上算顺风，不出意外，下午两三点就可到达。但一个多小时后，船过君山不久，只见西北方向一团乌云滚滚而来，刹时狂风大作，暴雨倾盆，波涛汹涌，船在风浪中起伏颠簸，船舱中的人就像汤圆滚来滚去，且呕吐不止。我虽然不呕吐，但也被摇得头晕目眩。船老板无法控制方向，只能任凭船在湖面上随风漂荡。幸好船大，又是两船相帮，一般不存在翻船危险，只是船舱里要不断向外舀水。我不呕吐，便主动用木瓢舀水。狂风暴雨大约持续了半个多小时才渐渐平息。雨过天晴，水天相接，一碧万顷。白帆又升起来了。船漂到何处，船老板也把握不很准，只能凭经验行驶。黄昏时，这艘孤舟才驶入注滋口码头，我们像一群打了败仗的伤兵拖着疲惫的身子上岸投宿。大家搜出所有的钱才勉强凑齐了房钱和饭钱。第二天，大家又空着肚子步行了八十多华里，傍晚才赶到南县县城。蔡伯可、文涛、周化民、许明树和我五人由蔡伯可出面向他母校的老师借了钱才吃到了当天唯一的一顿饭。第二天到家，家乡已成泽国，我家就在大堤上临时搭了个窝棚栖身。后来听说，那年安乡、南县未溃的堤垸所剩无几。我们给许明树凑了点路费，不知他还经过了多少艰辛才回到焦圻。这年的水灾，我家的损失太大了，不仅农田颗粒无收，屋场的果树、竹林也全被淹死，我家从此沦为贫困户。 九月份开学，交不出学费，只好申请助学金。此后两年，学校不仅给我免了学费，还提供乙等助学金解决我在校的生活问题，使我在极其困难的境况下能安心学习，我从内心深处感谢学校。1956年的高考作文题是《生活在幸福的时代》，我未加多少思索，凭着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很快就完成了一篇格调高尚、内容充实、情真意切的作文。 高中实行的是五分制，毕业考试我除了物理是4分外，其余全是5分，成绩属于上等。我们班同学都是来自各县的尖子，个个都有自己的特长。我比较全面，但长处只在文科，理科不差，但学得不太活，缺乏创造性。加上我的右眼视力仅0。3，且无法矫正，理工科多数专业都受到限制。于是我确定报考文科。高中两年，我享受助学金虽然没有同学歧视我，但自己总有低人一等的感觉，背负着沉重的精神压力。听说北京师大的毕业生大多分在高等学校，我想，今后在大学当个教授，业余搞点写作，生活比较自由，于是我决定第一志愿报考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师范是国家鼓励报考的专业，我的想法刚一亮出，立即受到班主任姚家纡老师的高调宣扬，结果十九班就有四个同学把北京师大当成了首选学校。毕业考试全5分的王谷良报考了历史系，数学成绩特别突出的张一球（后来还听说他是那年高考全省的理工科状元）报考了数学系，物理成绩突出的李廼伯（他也是团支部的组织委员）报考了物理系。我们四人都如愿以偿取到了北京师大。毕业后，我分到北京工农师范学院，张一球分到北京地质学院，李廼伯分到黑龙江大学，只有王谷良到了宁夏贺兰二中，其原因是反右期间他曾被当做白专典型批判，故而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
这年高考，长沙一中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我班53人（原本50人，后来加了3个留级生），考到北京重点高校的有24人：北京大学有文涛、沈子信、黄矛，清华大学有杨浪踪，人民大学有谭冬梅、刘謌德，北京师大有张一球、王谷良、李廼伯、应雨田，北京工业学院有甘仞初、张前焜、童定文、彭海蛟、吴衡英、鄧名祯、陈裕成、李天佑、邹镜明、黄文虎，北京农业大学有冯秀琼、周永生，北京地质学院有黄菊红，北京农机学院有李中黄。还有廖祖锡，直接分在新华总社当校对。其他四个班考到北京的也相差无几。我们那届同学在北京就读的不下百人。那年十月，袁宗凯校长亲自到北京看望同学，并带来了天大的喜讯：长沙一中当年的高考成绩在全国名列第二。我们欢呼雀跃，还在昆明湖边和袁校长照了一张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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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1-6 10:28: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