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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的回忆（节选） 应雨田
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应雨田
1956年 8月26日，我按通知凑足了盘缠，先到长沙一中会集，集体乘火车北上。车到武昌，乘轮渡过长江到汉口。不知什么原因，未能及时转乘到北京的列车，我们只好临时借住在汉口一所中学的礼堂里。一直等了三天，经领队多次与车站交涉，总算登上了一趟北上的慢车，8月31号黄昏时分才抵达北京前门车站。 北京师大老校址在和平门外，新校址刚刚启用，搬迁正在进行之中，开学还得推迟一周，我们临时安排在数学大楼的一楼住下。新校舍的建设已初具规模。教育楼、文史楼、数学楼、物理楼等四座教学大楼已交工，学生宿舍刚完成八栋，教工宿舍刚完成十二栋，大操场、小操场还只是低标准。北边有八排工棚似的平房，准备做新生的临时宿舍，粉刷正在进行，我们还不能入住。当时有中文、教育、政教、历史、地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俄语十个系，学生总数不到三千，生物、化学两系还在定阜大街辅仁大学原址。1953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时，师大与辅仁合并，原辅仁大学的校长、著名的历史学家陈垣先生被任命为合并后北京师大的校长，何锡麟为党委书记。陈老校长只在新学年全校大会上露过一次面，用广东普通话作过简短的讲话，其他时间都在家里做学问，学校实际掌权者当然是党委书记何锡麟。正如中文系的系主任黄药眠教授也只是名誉性质，实际掌握大权的是总支书记陈灿一样。 当年中文系的师资是很强的，正教授就有十八位。中国古典文学有谭丕模、李长之、刘盼遂、王汝弼、王古鲁、梁品如、文怀沙、启功、郭预衡，现代文学有穆木天，外国文学有彭慧，文艺理论有黄药眠，儿童文学有陈伯吹，民间文学有钟敬文，语言学理论有俞敏，古代汉语有陆宗达、萧璋，现代汉语有黎锦熙。文学课老师在某些方面还超出北大中文系，语言学方面虽有三个大家，但缺门不少，显然不及北大。反右之后，有八个教授被打成右派，元气大伤，从此一蹶不振。 我们一年级虽然住在工棚，生活比较艰苦，但学习非常刻苦。每天清晨大家就背着书包出去，深夜熄灯后才各自回巢。上课又是大教室，全年级一两百人自由选座儿。自习时更是各奔东西，各有各的兴致，各有各的打算。以至半年过去了，同寝室的八个同学有的还叫不出名字来，同年级的同学就更不用说了。老师讲课也是非常敬业的，一年级的基础课选派的都是名老教师。主讲先秦文学史的是李长之先生。他在抗战时期就是有名的诗人，还主编过文学刊物，活跃于文坛，后致力于文学史研究。他编著的《中国文学史略》被翻译到日本，享誉世界。他讲课属浪漫派，天马行空，纵横驰骋。讲到动情处，常涕泗横流。他的衣袖就是他的手绢，那件不知穿了多久的黑色棉袍，袖子常是油光可鉴。花白的胡须很少修刮，蓬乱的头发有如鸡窝。他的右腿行走不太方便，走路一瘸一拐。他打成右派被强制劳动时，更是蓬头垢面，活脱脱一个济公，我们见了，无不潸然泪下。讲授两汉文学史的谭丕模教授则另是一番景象。他衣冠整洁，动作稳健，说话带湖南口音。讲课慢条斯理，有条不紊，字斟句酌，记下来就是一篇严谨的论文1961年春，他出席开罗的世界和平大会，因飞机失事而命丧异国他乡。讲授魏晋文学的王汝弼教授是一位多情的学者，讲到动情处常仰头闭目，沉思良久，接着再讲时还可见泪花闪闪。讲解作品的是师大一附中的一位老教师，操一口纯正的京腔。他没作自我介绍，我们也不知他的大名，但课讲得极好。他讲解的内容都是我们极想知道而又不十分清楚的关键之处，该详则详，当略则略。板书工整有力，简直就是书法作品，我们都舍不得擦掉。梁品如先生的课则不敢恭维，一杯白开水，不仅毫无感情，而且说话吞吞吐吐。听说他是教授，大家都感到茫然。讲作品的还有刘盼遂先生，他是一位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钻故纸堆的训诂学家。他的力作《论衡勾沉》，考证之精细，至今无出其右。他讲课只抠字句，从不分析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有时一个字词的考证旁征博引，可以用上整整一节课。他的课显然很不合潮流，但对我以后的钻研学问却启发很大。难怪他被尊为国宝级人物。因为他不参与政治，反右时未动他一根毫毛，反右后他讲课依然如故。就是这样一位老学者，文化大革命期间也未能幸免于难。他所藏的许多珍本孤本都被红卫兵当成“四旧”抄走一空，他和他夫人不堪凌辱，双双投水缸自尽。《楚辞》原计划由楚辞专家文怀沙先生讲授，后因文先生调往中医学院而未果。文先生博学多才，风流倜傥。他翻译的楚辞就其神韵而言，远高于郭沫若的翻译。他还精通声律和戏剧，故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担任艺术顾问，还在中央音乐学院兼课。他还懂得中医医术和药理，故中医学院又请他去讲中医学史。他在古诗吟诵方面独树一帜，我们早有耳闻。我们毕业后，就和分在北京中医学院的周一谋、周笃文二君一同谋划，请他在家给我们讲授古诗吟诵。他高兴地应允了。听课的有九人。他不仅生动地讲述了他的吟诵理论，还给我们示范性地吟诵了《离骚》《九歌》《橘颂》等名篇，使我们大开眼界，大饱耳福。闲谈中，他听出周一谋和我都有湖南口音，便兴奋地说：“听口音我们还是老乡呢。”我们都十分惊诧，因为先生是纯粹的京腔，听不出丝毫乡音。他见我们有些怀疑，便用长沙话说：“我是地地道道的长沙人，不过抗战前就来到北京了。”教文学概论的先是一位叫郑以岚的老助教，三十多岁，人也长得秀气，只是太胆小，讲课结结巴巴，当了十多年助教，讲师还没评上，所以大家叫她老助教。后来是龚兆吉 、钟子翱两位讲师主讲。钟先生也只有三十多岁，才华横溢，当时已显露出深厚的功底，深受黄药眠先生器重，成为文艺理论组的台柱。黄药眠先生三十年代就是著名的诗人和文艺理论家，广东梅县人。当时他只给高年级和研究生讲美学，未给我们授课。在他成为北京四大右派教授之一后，经中央特许，由他牵头，组织美学界的一些名家如朱光潜、蔡仪、李泽厚等，在我校搞美学争鸣讲座，我才得以听到他的美学观点。我毕业后，他在高年级讲《文心雕龙》研究，我闻讯后，就跑去旁听了部分章节，因为当时我在北京工农师院讲文学概论，也想钻研古典文论。教现代汉语语音的是徐世荣先生，他是黎锦熙先生的高足之一，除在师大教学之外，还在文字改革委员会兼做审音工作。他不仅在大班讲授语音理论，还在我们四班具体指导训练。他用夸张的发音方法帮助我纠正了不少学习普通话的难点，如翘舌音和平舌音、鼻音和边音的分辨。没想到事隔二十六年之后，他在青岛方言研习班上又成为我的老师。研习班的组织者从方言调查研究的角度请他讲普通话的音位理论。这时他已是古稀老人，但精神依然矍铄。教现代汉语语法的是葛信益副教授，他教学严谨有余，而生动性不足，缺乏创造性。语言学概论由俞敏教授和黄智显讲师主讲。俞敏先生学识渊博，还是国内研究梵文的少数几个学者之一。举例时，时而英语，时而俄语，时而日语，让我们听得目瞪口呆，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口才也不错，不过大家都觉得他太狂傲，言语尖刻，针砭时弊，不留情面。听说他被打成右派之后又钻研起了象棋，还化名出了一本象棋谱。他人怪，文笔也怪。他写深奥的语言学论文还坚持用北京口语。讲授古汉语的是萧璋和陆宗达两位老教授。萧先生是继黄药眠之后的系主任。陆先生师从过章太炎的高足黄季刚先生，是章黄学派的嫡传，在训诂学界声望极高。据说他对《说文解字》研究颇深，可惜他给我们讲课时，在厚今薄古的口号下古汉语已大大削减，他又被反右、拔白旗等运动吓怕了，唯恐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上课谨小慎微，不敢大胆发挥，我们所获有限。改革开放后，我才陆续读到陆先生的《训诂简论》《说文解字通论》《训诂方法论》《训诂与训诂学》等力作，不愧是训诂学界的泰斗。 1956年寒假，是我在大学期间度过的唯一一个平静的假期。大多数同学都回家了，只有少数像我一样贫困的同学留在学校。因无钱外出享受繁华的都市生活，整天就躲在阅览室抄抄《诗经》，读读《楚辞》，二十多天时间，总算把这两部诗歌经典大致抠了一遍。春节那几天，思乡情切，难免回忆起一些往事，加上一些想象，居然写成了一篇爱情小说《幻灭》。以初中毕业后与罗才平的一段情感纠葛为原型，描写了一个少年的爱情幻灭。这样的作品当时当然难以发表，不过宣泄了自己曾经有过的一段情感经历。这篇东西在反右期间被我亲手销毁了。这是我一生中写过的唯一一篇小说。 1957年冬，反右斗争告一段落，紧接着就是向党交心，拔白旗，插红旗，反右倾，大跃进，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几个大的战役更是惊心动魄，令我终生难忘。 1958年5月，我们在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了十二天义务劳动。十三陵水库是动员群众搞建设的典型工程，也是大跃进的端倪。从中央机关到北京市各基层组织的干部，到北京各高等学校的师生，几乎无例外地都轮流去建设工地参加义务劳动。在我们劳动期间，听说毛主席也去了，可惜我们没亲眼见到，只在第二天的报上看到了报道和新闻图片。我们的具体任务是运沙石上料台，为修建大坝备料。料台高十多米，女同学用小筐挑，男同学用大筐抬。劳动强度非常大。二两一个的大包子，我一餐吃六个，外加一大碗棒子面粥，等不到下一顿，肚子就空空如也。爬上料台，还两眼发黑，两腿打颤。十二天下来，同学们都脱了一层皮，但大家很高兴，劳动的汗水冲刷了灵魂深处的污垢，但离脱胎换骨还远着呢！ 1958年秋，我们也投入了全民大炼钢铁的洪流。为了超英赶美，钢元帅必须升帐。为了实现1080万吨钢的指标，小土炉遍地生烟。为了这遍地生烟，据说许多地方的参天古树都砍伐殆尽，植被遭到严重破坏，连烧火做饭都成了问题。幸好我们还没有疯狂到去公园砍树，去市民家里砸锅，只是收罗了几块废铁在自己挖的地炉子里化了一锅铁水，向党表表忠心就适可而止了。为了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我们团支部总得作出点姿态，否则怎么体现紧跟呢？于是决策者绞尽脑汁办了一个油毡厂。周世玉同学脸上那块被沥青烫伤的疤痕，就是这次实践留下的永久的纪念。生产出的几卷油毡曾敲锣打鼓向党委献过礼，不知现在是否还留在校史陈列馆？我认为我们最成功的劳动还属种菜。中文大楼东边马路旁有一长条空地，各班都分了一块，种上了西红柿和大白菜。没有肥料，我们就提着麻袋，拿着扫帚和撮箕，到马路上去拾马粪。当时北京汽车不多，晚上十点以后，马车倒不少，城外白天也允许马车通行，特别是德胜门一带。拾粪要起得早，迟了不是被别人拾走，就是被环卫工人清扫掉。我们清晨起床后，由东校门南下，直到护城河东拐，迎着朝阳直奔德胜门。有时遇上骡马屁股后边的粪兜满了，车把式会主动倒给你，我们便如获至宝，感激不尽。晚饭后我们还常到菜地里走走，有时给大白菜捉虫，有时给西红柿打枝。当我们看到红艳艳的西红柿挂满枝头，丰收的喜悦便油然而生。 1958年寒假，正是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迎风飘扬的时候，《人民日报》天天刊登大跃进的战果，新的记录不断刷新。某地平均亩产过千斤的消息刚登出，不几天又冒出了亩产三千斤的大新闻。两年半没回家，农村发生了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岂不令人神往！正好幺舅陈芳梅给我寄来了三十元钱，我迫不及待买好了返乡的车票。临行前，党团组织领导一再叮嘱，一定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好头脑。形势大好，但阶级斗争也错综复杂，要善于辨别真伪，分清是非。回校后一定要及时向组织汇报思想。因交通不便，要转车转船，赶到家时，已是腊月二十八了。往年这时正是人们忙着准备年货的时节，可今年却大不一样。我家屋山台子临时搭建了十多个茅草棚，挤挤挨挨住了十多户人家。我家房子没拆，但新搬入了两户，我家六口，就挤在两间房子里。家家户户冷火秋烟，毫无过年的生气。迎接我的是两个妹妹和刚从菜园里回来的祖母。两年多不见，祖母已苍老了许多。他见是我，抖抖索索的手就抓住我不放，眼泪扑嗖扑嗖直往下掉，只是说不出一句话来。黄昏时，人们才从四面八方收工回家。祖父牵着一条牛从东边堤上下来了，父亲也扛着锄头回来了，他们都木着脸，只问我学校里还吃得饱吗？我说吃得饱。他们反复地说：“吃得饱就好，吃得饱就好！”不多久，西边食堂里响起了当当当的铁片声。父亲和大妹妹拿着两个钢精锅和两个碗去打饭了。打回来的是一锅半干半稀的菜粥，一锅清汤寡水的白菜汤，一碗萝卜咸菜，半碗酱豆豉。我把从北京带回来的一包饼干拿出来，一家人这才填饱了肚子。母亲在食堂里做饭，已在食堂吃过了。饭后父亲告诉我，为了集中在食堂里吃饭方便，垸中的散户都迁到这个台子上了。我家房子的东厢房是汪奇珍，刚从部队转业回来；西偏屋住的是孙篾匠，党员，是孙队长的弟弟。嘱咐我千万别乱说话，祸从口出呀！第二天清晨，食堂里的铁片又当当当敲响了，端回来的是几个红薯。父亲揣了两个，背着锄头出工了。他是在修堤工地上负责拣土 ，即把别人挑上来的土块敲碎，按要求整形 ，属技术活儿，所以只需带把锄头，相对也轻松点。 1959年上期开始，为了打破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垄断，党总支号召大家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大打人民战争，全年级集体编著《中国戏剧史》。我们只从古代文学史和现代文学史课堂上了解一点儿戏剧发展的皮毛，连戏剧都没有看过几场，又怎能编写出中国戏剧史呢？大家明知这是天大的笑话，但党总支的决定又怎能违抗呢！于是全年级分成了若干组。我们班承担的是元代戏曲部分，我们组负责关汉卿。我们从图书馆调来了关汉卿的全部著作及相关资料，除了上课，全部精力都投入了这项浩大的工程。忙活了半年多，各人承担的稿子都交了，但有谁能够统稿、定稿，我们就不得而知了。那些稿子可能至今仍躺在中文系的档案柜里。 1959年暑假，我和部分同学参加了人民大会堂的建设扫尾工作。为了给建国十年大庆献礼，北京兴建了十座大型建筑，它们是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军事博物馆、北京火车站、工人体育场、复兴门电视大楼、西单电报大楼、农业展览馆、民族文化宫、华侨大厦。当时人民大会堂的主体建筑已基本完成，只剩下几项辅助性工作了。我参加的是敷设地下电缆工作，我当然只能当小工，帮助拉电缆。工作很简单，但有趣味。休息时楼上楼下到处看新鲜，大会堂、宴会厅、各种风格的小会厅都跑到了，还跑到顶层与天安门城楼比高低。 十二天之后，我又被抽调到西直门火车站当装卸工。装卸工的特点，一是无固定作息时间，只要货车到站，哪怕是深夜，也要组织卸货；二是突击性强，劳动强度大。我们装货不多，主要是卸货。贵重物品、大型机器有专业队干，我们卸的多为散货，如煤炭、砂石、水泥、西瓜之类。工具除了一双手，就是一把铁锹。用铁锹卸煤块、砂石之类是很费劲的，一般人锨十几锹就得喘息一下，我练过单双杠，手臂有力，一口气干十来分钟也不用停歇。五十斤一袋的水泥，别人扛一袋，我经常扛两袋。大家最感兴趣的是卸西瓜。我们一般采用传递法，从车厢到货台排成两列长龙，相向而立，西瓜就从我们手中一个一个传递开来。开始小心翼翼，唯恐失手。等到熟练了，大家嫌慢，就拉开距离，这样可抽调人力组成新的长龙。距离大，传球就难免失手，失落的西瓜在地上开了花。领队除了批评，还坚持照价赔偿。带队师傅笑着说：“你们大学生也太认真了。卸这样的水货哪有不失手的。货主是留有余地的。摔坏了，大家也别浪费，休息时，吃掉就完事了。”工人阶级说了话，谁敢不听。一车皮西瓜，失手三五次也算是常事。以后每听到有西瓜要卸，大家就喜笑颜开。这个暑假我们尝到了天下的名瓜，什么德州瓜、兰州瓜、哈密瓜，几乎都品出了它们的特点。 由于几次劳动都很积极，1959年十年大庆时，我被选派到天安门广场当标兵，分派的位置也很好，在天安门广场西北角一台摄影机下做人墙，保护摄影机。以往几年的“十一”和“五一”，我都是随学校的大队伍很早就到东单的口子上集结，游行开始后，我们才随着队伍匆匆经过天安门城楼，广场的热闹场面我们只能体会而难以目睹。这次就大不同了。从五星红旗在广场上冉冉升起到二十四响礼炮依次鸣放，从海陆空三军的阅兵典礼到群众游行队伍的匆匆通过，从天安门城楼上领袖的频频招手到广场上三十万群众涌向金水桥头向领袖纵情欢呼，无不尽收眼底。这是我大学四年所受到的最高奖赏。 大学的后三年，我们大部分时间是在狂热的政治运动和火热的劳动改造中度过的。除了上面记述的之外，我们还到昌平南口的半戈壁滩上植过树，到顺义牛栏山公社收过麦，到杨村空军基地接受过军事训练，参加过首都民兵师严格的队列操演。脑子里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些，至于课堂上所学到的理论知识则茫茫然了。课当然还在上，但教学质量则不堪设想。幸存的几位教授讲课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唯恐出错遭批判，年轻教师又讲不出多少东西，大家听得索然无味，很多同学都处于半睡眠状态。为了体现集体主义精神，晚自习还得挤在固定的教室里，令人窒息得要命。在多数同学回宿舍后，我和一些想多学点知识的同学就悄悄溜进新一、新二自习室去种自留地。所谓种自留地，无非是想看一点自己想看的书，写一点自己想写的东西。新一、新二自习室坐落在教学楼群和学生宿舍楼群之间，每个自习室可容纳两百多人，晚上灯火不受管制，不知是哪位领导特殊开恩，允许保留这一点自由的空间。每天晚上我都要在这里看我喜欢的文学作品，神游大千世界。我的夜猫子习性就是这时养成的。 1960年上半年，我们也写了毕业论文，但多数是集体完成的。我和吴逢箴、黄贤友分在一组。题目是《批判秦兆阳作品中的人性论》。黄贤友是党员，团支部组织委员，是当然的组长。他定调，我和吴具体执笔。黄是广东的归国华侨，父亲还在新加坡当矿工。他是在新加坡上的中小学，中文基础很差，汉语都讲不太流利，动笔写文章就更吃力了。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表现都很积极，所以入了党。这篇毕业论文黄得了优，而我和吴两个执笔者却只是良 。我们真不明白这成绩是怎么评出来的。毕业后，又红又专的黄贤友留校当助教了。八十年代初，常德师专的廖作安老师到北师大进修，也去听过一堂黄贤友的文学概论，评价是不知所云，据说板书中还出现了几个错别字。他听了一次就再也不想问津了。不几年，北师大的教师队伍作了较大的调整，黄最后落脚到了深圳教育学院。 我们那届没有搞教育实习，只在1959年下半年到工人夜校教了几堂课。我们小组去的是西什库印刷厂的工人夜校。学员不多，而且是初中班，对我们的课堂教学艺术就要求不高了，我们所受的训练也就十分有限。说老实话，就我们所学的理论知识而言，我算不上一个合格的大学毕业生，更不是一个合格的师范大学毕业生。后来我之所以还能胜任工作，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主要还是得益于中学阶段所打下的坚实基础，靠的是参加工作后的勤奋自学。 不管怎样，1960年7月，我们终于还是毕业了，领到了一本粗糙得无法再粗糙的纸质封面的毕业证书。毕业会餐宴会上，我们没有听到发自肺腑的对母校的感激之言，也没有出征前的慷慨陈词，当然也不会有泄愤的过激言辞，大家只是低头喝闷酒。最后也许是酒精发挥了作用，三五成群的好友相拥而泣了，继而演变为嚎啕大哭。这才是感情的真实发泄！对于这意外的场面，谁也无法控制，谁也没有理由干预，谁也不愿揭示这哭声中的内涵 。 分配前，我们每人都填了三个志愿。大家都知道，这只不过是检验每个人对党是否忠诚的一种手段，最后都得听从组织安排。大部分同学填报的志愿都是边疆。我的第一志愿是西藏，第二志愿是新疆，第三志愿是内蒙。分配结果却是始料未及的北京，我大惑不解。九十年代一次老同学聚会时，我从彭久安（当年的党小组长）和张经之（当年的团支部书记）夫妇处才得知我最后的鉴定基本上采用了我自己的评估。大家都认定我是一个单纯、幼稚、热情、坦诚的青年。这大概就是我能留在北京的唯一原因吧。 我们班分配的大致情况是： 留校任教的有杜虹、彭久安、张俊、张经之、刘世友、黄贤友、陈友德；留校读研究生班的有张建业、赵慎修、黄安祯、傅希孟；分在北京政法学院的有唐伯学、杨育堂、赵增祥；分在北京语言学院的有孙钧政；分在林业部的有冯其义、王至仙；分在体育局的有何绍元（当文化教员）；分在教育部的有李家洪（后来去了广西）；分在北京市教育部门的有江汉（北京师专）、刘兴御（北京第三师范）、梁靖云（丰盛学校）、弥庆昌（师大二附中） 、王福安（北京青年河北梆子剧团） 、刘承立（门头沟学校）；去西藏公学的有李兰生、张蕴华、吴逢箴、苏燕骧；去青海的有陈宜、郭增芳、李元洛；去陕西的有戴克强；去新疆的有周世玉；去内蒙的有张兴彦；去宁夏的有丁文庆；去吉林的有曹延庆；去湖北的有王吉昌；去广东的有林欣民；去海南的有范会俊；去福建的有林仁相；去南京空军学院的有吴昱生。 我们班有才气的 当然不乏其人，但最后取得较大成就的并不多。李元洛，可以说是其中的佼佼者。在校读书时，他就写诗，搞创作，颇有才气，但谈恋爱有点不顾影响，受过批判。毕业时被发配到青海。后来通过他父亲找了周世钊才调回湖南，先到临湘一中，粉碎“四人帮”后，才调到岳阳师专。才气终于压抑不住，由于他经常发表诗歌评论，在文坛上赢得了“北谢（指北大的诗歌评论家谢冕）南李”的美誉。调到湖南省文联之后，又因研究港台诗歌而声名大噪。他在诗美学研究、诗歌评论、散文创作等方面都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可以说是我班的第一才子。
张建业，河南人，研究生毕业后，分到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文艺理论组。文革后，从事古典诗歌研究，最后在李挚研究方面取得了较大突破，筹办过两次李挚国际学术研讨会，从而成为这方面的专家，也可算是我班的佼佼者。 孙钧政，山东人，在北京语言学院从事外国留学生的汉语教学工作，听说他在老舍文学语言风格研究方面发表过较有影响的论文。按说他在北京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应该取得较大的成就。可惜我在好多次同学聚会中都没有缘分和他见面。 丁文庆，北京回民，读书期间便以写诗、朗诵诗而闻名全校。可惜去宁夏之后，他的诗歌天赋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而是转向了行政， 当上了师专的副校长、校长。缪斯和官员未能兼而得之，只好舍弃一头了。 曹延庆，山东人，学生时代就发表过电影评论，写过电影剧本，但不断的政治运动使他无法继续下去。分到吉林白城子中学后，听说与长春电影制片厂建立了联系，可惜改革开放后不久，癌症却过早地夺去了他的生命，一个剧作家和电影评论家的梦想就这样夭折了。 周世玉，江西人。文笔简洁老辣，有鲁迅风骨。在校时我们早就心灵相通。毕业时，他被贬新疆，分在塔城邮电局，无所事事。当时边境动乱频仍，常有被裹挟出境的危险，于是便舍弃了档案和户口，只身回到故乡江西永新，在中学教书谋生。文革受尽了磨难，九死一生，“四人帮”倒台后，他的才能才得以部分施展，当上了吉安师范的副校长。加入民革后，成为统战对象，被摆在吉安市管文教的副市长位置上。2001年，他邀请了大学部分同学赴井冈山聚会，我们才得以重逢。在他最困难时，我和他及其夫人刘禾兰都有过书信交往，相互鼓励。提起往事，感慨万千。临别时，我们久久相抱，泣不成声。现在他耳背了，只能写诗自娱。 陈宜，河南人，当了四年的班长，能说会道，能写能画。毕业分配时，他和未婚妻郭增芳主动要求，一道去了青海师范学院。他个子高，饭量大，困难时期饿极了，有一次顺手拿了食堂几张饭票，而遭到百般羞辱和批判，未婚妻郭增芳离他而去。那些年他的处境可想而知。改革开放后，邓小平的路线和政策使他获得了新生，不仅当上了西宁市广电局局长，还获得了青海省文联副主席的桂冠。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后，我从北京给他去电话，请他帮忙订购一张从西宁到拉萨的火车票。他立刻跑到车站去打听，回电说：青藏路刚通，广州、上海等地直达拉萨的车还未开通，四面八方的人都涌到西宁，半个月的票都没有了。这是实情。他说，接到我的电话后非常激动，马上就回想起了四十六年前离开北京时的那一幕：你追着缓缓开出的列车，直到站尾还不断挥手致意。这个细节我也印象深刻。那是北京开往西安的直达列车，分到新疆、西藏、青海、甘肃等地的同学都乘这趟列车在西安转车，车上我们班的同学就有十来个。望着这些同窗四载的同学即将天各一方，说不定一辈子都难得再见一面，又怎能不依依难舍呢！ | 
发表于 2023-1-7 20:15: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