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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禹锡对常德文化上的建树 应国斌
刘禹锡在常德十年，一直等待着实现自己的理想再展宏图的时机。正如上文说的，这十年他虽然是闲职，在政治上无法直接发挥作用，但是他在文化上有许多堪称伟大的建树。对于常德的直接贡献，我认为首先表现在刘禹锡实地考察后写下的怀古诗，挖掘和保留了大量厚实的文化层积。在当时，刘禹锡从文化的角度宣传了楚蛮之地的进化，促进了它与中原文化的联系，有教化作用；而在今天，则为我们研究地方文化的发展史保留了弥足珍贵的资料。当然，在刘禹锡之前或之后也有许多文人墨客在常德游览写过怀古诗，但是很少有人像刘禹锡那样写得集中、从容，并且有很高的思想和艺术价值。
善卷坛 善卷是尧舜时代的“得道之士”，《庄子·让王》和《吕氏春秋》记载了他的事迹。相传尧帝和舜帝先后南巡苍梧折回都到枉人山（即今德山），尧帝慕名尊善卷为师，向他求教；舜帝甚至要把帝位让给善卷。隋朝嵩州（即朗州）刺史樊子盖在今德山修善卷祠。德山在常德古城南郊，刘禹锡游览很方便，他的诗作题目是《善卷坛下作》，可见在刘禹锡游览时隋代樊子盖修的善卷祠还在，供人祭祀。全诗如下： 先生见尧心，相与去九有。斯民既已治，我得安林薮。 道为自然贵，名是无穷寿。瑶坛在此山，识者常回首。 显然，刘禹锡不是简单地从遁世的角度去评论善卷，善卷的高尚在于他不争名逐利，治理天下是他的理想；既然舜已经治理好天下了，还用的着我吗？道法自然最宝贵，保持自已与世无争的名节最重要。《庄子·让王》说的是“舜以天下让善卷”，而刘禹锡的诗却说“先生见尧心”，当然可以理解为善卷知道尧的用意，认为“舜言治天下合己之符”，决定将天下让给舜。刘禹锡活用《吕氏春秋·求人》篇中“尧朝许由于沛泽之中”的典故的结果。许由推辞帝位的理由，是“为天下之不治与？而既已治矣。自为与？啁噍巢于林，不过一枝；鼹鼠饮于河，不过满腹。归已，君乎！恶用天下？”啁噍，鸟名，俗称桃雀。如果治理天下不是为自己，须知桃雀在树林中筑巢，树木再多，也不过占据一棵树枝；鼹鼠到河里喝水，河水再多，也只不过喝饱肚皮。能道法自然的“得道之士”就能安于“林薮之间”“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刘禹锡笔下的善卷，要比庄子描写的“逍遥于天下之间而心意自得”的善卷的处世态度积极得多，也正是这点体现了传统文化的精华，为后世所敬仰。 司马错古城 刘禹锡诗《登司马错古城》，前有序：“秦昭王命错征五溪蛮，城在武陵沅江南。”全诗： 将军将秦师，西南奠遐服。故垒清江上，苍烟晦乔木。 登临直萧辰，周览壮前躅。堑平陈叶满，墉高秋蔓绿。 废井抽寒菜，毁台生鲁谷。耕人得古器，宿雨多遗镞。 楚塞郁重叠，蛮溪纷诘曲。留此数仞基，几人伤远目。 可见，古城的由来及城址等情况，在中唐时期仍然很清楚。刘禹锡亲自登临，昔日作战的堡垒尙立在清江之上，高大的乔木在浓雾之中有些模糊。登上城头，秋风萧瑟；遍览四周，感佩将军统一西南的壮丽业绩。接着，诗人察看城基，堑壕已被落叶填平，城墙上爬满野藤，废井里、毁台上生长着野草。农夫在地里耕作还发现司马错时代的器物；特别是经过大雨冲洗，还有箭簇露出地面。最后诗人感叹：留下的这数丈城基残迹，令多少人既为前人的业绩而生敬意，也为自己的不得志而哀叹呀！ 关于司马错的事迹，《史记》是这样记载的：昭襄王“二十七年，错攻楚。赦罪人迁之南阳。白起攻赵，取代光狼城。又使司马错发陇西，因蜀攻黔中，拔之。”昭襄王二十七年为公元前280年，这次司马错是经四川攻楚，并占领了黔中，司马错筑成扼守楚蜀咽喉。城在哪里呢？刘禹锡只说在武陵沅江南。具体地点在哪里？有两说：一是认为在今鼎城区长茅岭乡南阳村古城山一带，与古沅南城一河之隔。一说认为司马错城与张若城紧邻沅水北岸，均位于今常德城区。我倾向于第一种说法，因为第二种说法有一个明显的错误，因为刘禹锡在一千多年前亲自登临时，明明说“城在武陵沅江之南” ，怎么到了沅水北岸呢？
古汉寿城 刘禹锡写《汉寿城春望》，诗前有序：“古荆州刺史亭，其下有子胥庙兼楚王坟”。全诗： 汉寿城边野草春，荒祠古墓对荆榛。 田中牧竖烧刍狗，陌上行人看石麟。 华表半空经霹雳，碑文才见满埃尘。 不知何日东瀛变，此地还成要路津。 序里提及的是这座古城最辉煌时期的情形，而诗中展示的却是古城久被废置后的荒凉景象，虽然名为“春望”，笔下的一切却毫无生机，令人有凄凉之感。作者在这里表现的是“永贞革新”失败之后的悲苦情绪。但是这首诗的尾联，“不知何日东瀛变，此地还成要路津”，谈出了一个深刻的哲理，即兴和废是互相依存，互相转化的。诗人认为：兴和废不是永恒的，不变的；而是有兴就有废，有废就有兴，兴可以变成为废，废亦可以变成为兴的。这正如老子所说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一样，是具有朴素辩证法观点的。 汉寿城位于今常德市鼎城区断港头乡城址村。明嘉靖《常德府志》记载“索县城，武陵郡治焉。汉顺帝更名汉寿，荆州刺史治于此，俗名崆垅城”。据载，西汉初年建置为索县，那么索县城当建于此时；汉顺帝阳嘉三年（134），更名汉寿成，并将荆州刺史的治所迁移至此。汉代荆州，管辖范围约相当于现在的湖北、湖南两省及河南、贵州、广东、广西的一部分，可见古汉寿城的地位比当今的省城还高。 时隔670年，刘禹锡游览时见到了荆州刺史治所附近的亭子，以及亭子下面伍子胥庙和楚平王坟墓。墓前的石头雕刻的麒麟还存在，任人观赏；祠前的华表却已经半毁，上面的碑文若拂去蒙尘尚能辨认。伍员，字子胥，春秋时楚国大夫，楚平王听信谗言，杀了伍员的父亲，伍员逃到吴国，后来率领吴兵攻入楚国都城，报了父仇。无论子胥、平王之间有多么深的过节，现在面对的都是荆榛和野草。 时间又过了一千多年，现在城垣和遗迹犹存，据文物部门的考察报告：该城大小二城，坐北朝南，东为大城，西为小城，中间有城垣相隔。大城南北、东西长均为600米；小城南北长600米，东西长300米。两城总面积54万平方米。有东西南北四门，四角有瞭望台，残高7—8米。城四周有明显的护城河遗迹，宽30米左右。城东是崆峒观，观宇虽毁，遗址尚存，汉砖秦瓦，遍地皆是。从城内遗存看，出土有大量灰陶罐、豆等东周出国遗物，据此可以推知此城在东周时就已修建。
伏波神祠 刘禹锡写有《经伏波神祠》诗。“伏波神祠”，是纪念东汉名将马援征五溪蛮兵困壶头染疫身亡的庙宇。据《后汉书》：建武二十三年（47）冬爆发以相单程为首的武陵五溪蛮治乱。东汉朝廷先后派遣刘尚、李嵩、马成等领兵征讨，均告失败。相单程乘胜沿沅水攻临沅（常德）。时年62岁的马援向光武帝请战，“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战耳！”建武二十五年（49）春，马援在临沅县南，即临乡与敌人遭遇打了一仗，斩获敌人二千余人。尔后，马援经临沅走桃源入湘西，在桃源壶头山，沅水湍急，船逆流难上；加上水土不服，天气炎热，患流行病，主帅马援也染疾去世，史称“兵困壶头”。 马援此行，留下许多传说和遗迹。在桃源县的马石乡二印村的沅江边上有马援石室，亦称伏波洞。洞内有二室，雕琢精致，相传是马援避暑的地方。石山顶有伏波宫，宫内有马援夫妇像，据说毁于清末。沿江再上行十里至“穿石”，古称“松梁山”，伏波将军渡军处。继续上行，经经新湘溪、兴隆街抵水星岩即夷望山。郦道元的《水经注》记载：“昔有蛮民避寇居之，故曰‘夷望’也。”由夷望山往南行十多里就到了马援被困的壶头山。 依据刘禹锡的游览诗，伏波神祠又似乎不在长茅岭的沅南古城。是开头两句是“蒙蒙篁竹下，有路上壶头。”这就是说在伏波神祠的竹林下面，有通壶头的路，很可能伏波神祠就在水心岩附近。 刘禹锡《经伏波神祠》全诗如下： 蒙蒙篁竹下，有路上壶头。汉垒麏鼯斗，蛮溪雾雨愁。
怀人敬遗像，阅世指东流。自负霸王略，安知恩泽侯。
乡园辞石柱，筋力尽炎洲。一以功名累，翻思马少游。 诗的前半部分描写壶头山麓马援驻兵营地和做指挥室用的石室，现在或荒芜，或供人凭吊，天亦有情，回顾往昔，“蛮溪雾雨”，象征着此时的游者也愁肠百结。后半部分写马援的功德，他只凭自己的本领报效祖国，取得功名，从来就不寄希望于与帝王有什么私恩而谋取封侯。《汉书》有“外戚恩泽侯表”，如帝舅、后父等，都不是以功受爵，而出于皇帝的私恩，故称为“恩泽侯”。最后刘禹锡的评论：马援一生只希望建立功名，而最终还是为功名所累，他此时也许想起了堂弟马少游说的话！据《后汉书·马援传》：建武十九年（43）马援击败并斩杀了交趾反叛的“二徵”，被朝廷封为新息侯。在庆功宴上，他给部属们回忆了马少游对他说的话：“吾从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泽车,御款段马,为郡掾史,守坟墓,乡里称善人,斯可矣。致求盈余,但自苦耳。’当吾在浪泊、西里间,虏未灭之时,下潦上雾……卧念少游平生时语,何可得也!’”马少游为哥哥胸怀大志担忧，认为人生在世只求衣食足，对长辈尽孝，被乡人称好就行了。马援在取得大的成功时回忆堂弟的话，肯定自己的奋斗是正确的。那么现在终究为功名所累，“翻思”少游的话又作何感想呢？诗人设问，令人深思！ 这里还要提到宋代大诗人书法家黄庭坚，他书写的刘禹锡的《伏波神祠》诗，是古代书法的瑰宝。有题记：“靖国元年（1101）五月乙亥，荆州沙屋水涨一丈，堤上泥深一尺，山谷老人病起，须发尽白。”黄庭坚滞留江陵，面对水患，同情堤上躲水的灾民，祈求伏波将军降魔，抱病书写刘禹锡的诗。黄书原为墨迹本，书后还有张孝祥、范成大、文征明的跋文。张孝祥云：“信一代奇笔也。”范成大评论说“山谷晚年书法大成，如此毫发无遗恨矣。心手和调，笔墨又如人意。”文征明评价很高“雄伟绝伦，真得折钗屋漏之妙。”真迹现在存日本。
阳山庙 刘禹锡到过常德城郊的太阳山，有《阳山庙赛神》诗传世。诗前有短序：“梁松南征至此，遂为其神。在朗州。”上文介绍了公元49年马援兵困壶头，耿舒告状光武帝派中郎将梁松到桃源来问罪和监军，刘禹锡诗序说的“梁松南征至此”，就是这次。全诗如下： 汉家都尉旧征蛮，血食如今配此山， 曲盖幽深苍桧下，洞箫愁绝翠屏间。 荆巫脉脉传神语，野老娑娑起醉颜。 日落风生庙门外，几人连蹋竹歌还。 刘禹锡的诗侧重写赛神。首联交待山名、庙名来历，人们纪念他是因为“征蛮”有功。接着写赛神，先从设坛环境，吹奏的洞箫声音给人的感受进行描写，再抓住“荆巫”、“野老”的不同特征直接勾画赛神场景：“荆巫脉脉传神语，野老娑娑起醉颜”，前者是神汉，可能嘴里念念有词地吟唱；后者参与舞蹈的山民，步履蹒跚，脸色通红，一副醉态。结尾两句写赛神结束，这时太阳已经落山了，诗人感觉到了从庙外吹来的凉风；最后离场的人踏着竹歌（边敲竹板边唱歌）回家去了。这是一幅何等惬意的民俗风景画！ 刘禹锡所记赛神民俗，常德不见流传。但是，刘禹锡在《武陵书怀五十韵》一诗中说的“俗尚东皇祀”，意思是当时朗州这个地方崇尚祭祀东皇，即屈原《九歌》中的“东皇太一”，闻一多先生考证，就是伏羲。《汉书郊祀表》说：“天神贵者太一，太一转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东南郊”。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刘禹锡在太阳山上看到的赛神活动是在秋天，祭祀的是东皇太一，即五帝中的伏羲。这在当时仍为蛮荒之地的朗州，不仅是赛神，而且是一种丰收之后的娱乐活动。 阳山，即太阳山，也称梁山，位于常德城区东北郊，在古代梁山是著名的宗教圣地。梁王庙在阳山南峰，始建于晋。后经唐、清两朝重建。梁王庙前方有一高峰，称“玄天一峰”，峰顶有“祖师庙”，俗称“金顶”。常有云气，乡民借此预测云雨。“玄天一峰”西北麓有一股清泉，长流不断，人称“龙泉”。阳山东麓有观音寺，西麓有洞泉寺，南麓有白鹿寺，并建有鹿苑。相传西晋时有高僧妙音驻锡于此，训白鹿，乘骑出入。明朝荣庄王曾经在此建“怀园”。 阳山究竟祭祀的神是谁呢？在明嘉靖以前一直是比较明确的，认为祭祀的是梁松。说他在马援病逝以后留下镇守武陵郡，从此蛮夷远遁，边境安宁，黎民受惠。梁松死后，百姓立庙血食祀之。在元朝，甚至加封“汉征南将军梁松之神”，规定每年农历十月十六日由地方官率领百姓设坛祭祀。祭祀词曰：“惟神肇由中郎克贪蛮邦，论功封谥，自侯而王。累朝血食，神德昭彰。恪遵祀典，致祭庙堂。” 但是，明嘉靖时，武陵郡守陆垹以梁松曾经因私怨诬陷新息侯即伏波将军马援，而主张毁掉梁王庙。同时，传颂的梁松的政绩也被认为不实，说他并未镇守过武陵，谈不上有何业绩。但是，当时也有人辩证说，“梁松乃唐状元，治武陵，曾减郡税。母病归养，郡人归之，及渡，留所乘白马，因以名渡。所祀者此人，以为汉梁松误也。”不过我坚持认为刘禹锡写的《阳山庙观赛神》诗，写的阳山庙祭祀的神就是梁松，“诗”和“序”说的明明白白，历代老百姓没有顾及梁松和马援在政治上的恩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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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1-10 21:28:22
